賈康：我看消費新動能

本文系賈康先生在鳳凰網財經2023年會上的發言（2023.12.17）。

謝謝主持人，大家好！按照會議要求，我今天發言是個命題作文，題目是“消費新動能”。首先我要對剛才孟曉蘇先生的演講給出我一個非常支持的態度，因為曉蘇先生的主題，就是落在我們改革開放一開始鄧小平說到的自我革命解放生產力的最關鍵的制度創新龍頭作用上。我覺得現在改革到了深水區，攻堅克難的難度是有目共睹的，社會上也有多年蔓延的“改革綜合疲勞癥”，實際生活中感受到的是如履薄冰，步履維艱，但是，中國的現代化如果能按照意愿、按照“新的兩步走”戰略部署推進，希望之所在就一定要把這個“硬骨頭”啃下來。

要發言講這個消費新動能，我覺得根本的動能，也一定是從改革開放制度創新——作為創新發展第一動力里的制度變革、制度創新，帶出我們的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匹配上思想觀念的創新，才可能如愿地有一個新的發展局面。那么，我想分幾個層次談一下自己對于消費動能的基本看法。

首先第一個層次，原理層面上討一下論我們的發展以及發展中的消費，以及和消費相關的一些基本概念的關系。要認識到，中國作為特大規模的經濟體，正處在從上中等收入經濟體向高收入經濟體沖關而爬坡過坎的階段，新舊動能轉換就是重大的現實命題。我們致力于理論創新的新供給經濟學認為，人的需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原生動力——這是非常清楚的：最終消費是表現為人的需求得到滿足的決定性的環節，滿足民眾美好生活需要，實際上就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但是，在中央反復強調的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的這個認識框架內而言，需求方永遠不會得到完全的滿足，它是表現為一種不斷變化，每當有了一輪滿足以后，還會有更高的滿足要求。以這種所謂“永新而無新”的特征，真正看得見摸得著的創新，不是需求方可以構建出來的，一般消費者沒有這樣實際的設計能力。看得見摸得著的創新都一定發生在供給側，就是生產經營的主體，他們形成產品和服務的產出，能夠作為有效供給來滿足需求。所以，供給側的創新在不同階段上所實現的進步，成為劃分人類社會經濟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決定性的因素。人類社會從最早脫離動物界以后，終于走到農業革命，上了一個大臺階。那個時候開始出現了剩余產品，才有以后一個一個階段的繼續發展。到了工業革命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里開宗明義地講，所提供的生產力超出了以往所有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總和。我們現在面臨的硅谷引領的信息革命、數字經濟這個日新月異的創新大潮，更是以乘數放大的效應，在表現著它有效供給的升級，這很好體現了鄧小平所說“第一生產力”的作用——這個第一生產力是在供給側以升級版狀態來滿足需求，引領需求。那么我們就要認識到：創新發展動能這個概念，在它的運行中是表現為社會再生產中的供需互動，但是供給側的創新是我們要緊緊抓住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創新的源頭。總供需的動態平衡如何實現，成為資源配置、宏觀調控中順理成章的基本問題，它既涉及總量，也涉及結構。我們中國當下反周期或者叫逆周期的擴大內需，和跨周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統籌結合，中央已反復加以強調，最新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了這樣一種統籌結合。這就要求我們正確認識如何發揮好中央過去已表述的供需互動運行中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有效投資的“關鍵”作用。

所以第二個層次，面對現實我認為應該做一些思辨。我完全贊成在中國成長性這個概念之下還會繼續通過工業化城鎮化的潛力發掘，形成消費方有巨大潛力發揮的表現，我們要充分重視它。我也完全贊成以消費的改善和進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這是基于人本主義的立場。但我完全不同意一種說法，說只要在中國抓好特大經濟體刺激消費這個問題中國的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這種極端化認識我認為是落入認識誤區的。我也不贊成說中國的投資已經趨于飽和，政府投資注定無效，這種認識也是陷入片面性的。從原理層面結合實際來看，整個再生產流程中，中國巨大成長性伴隨的巨大消費潛力釋放而形成升級發展新動能的前提，顯然是老百姓要有收入增長的信心和預期。有的學者甚至強調，消費不是刺激出來的，是人家有消費能力作為大前提而跟出來的。要實際形成可用于消費的源源不斷的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那么這種可支配收入的來源，將主要來自比較充分的就業。而就業機會的普遍形成，大前提就是必須具備有效投資的供給。企業市場主體作為將供給策側要素組合與生產經營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經濟微觀單位，他們如果沒有必要的活力和積極投資的意愿和行為，你一味地刺激擴大消費，必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個道理我覺得是常識層面的，而現實生活中間要處理好并不容易。我們在歷史發展中，已經看到像拉美“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這種沉痛的歷史教訓。上個世紀70年代，拉美一群國家當時看著似乎很有希望從中等收入階段往上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結果都是在不長的幾年之內表現出來各種經濟社會的矛盾忽然攪作一團，經濟發展失速，就像跌入陷阱一樣，一蹶不振幾十年，現在都沒有出來。這里邊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這些國家簡單模仿所謂美國的民主化機制，其實美國的民主化它不是直接選舉。大家都知道，美國總統是間接的選舉過程，最后以他們國會議員的那個選舉人票，決定誰是選出的總統。拉美國家是一人一票直接選總統。那么政治上志在必得的人，就一個勁兒給民眾許愿，怎么提高工資，怎么改善福利來爭取選票，一旦選上了，那更是要努力來兌現他的承諾，爭取連任。老百姓當然也高興，工資高了，福利也好了，皆大歡喜。但是什么東西能支撐著這種消費可持續？如果沒有一個發展的后勁的支撐，這個消費很快從云端跌落塵埃，跟著跌下來的，可是整個民族國家發展的前景泡湯。這樣沉重的教訓我們也必須加以高度重視。

所以我認為，討論消費新動能，至少應該涉及：

第一，源頭上講，在生產初始環節，生產經營主體企業他們的信心、預期和有效投資怎么生成。

第二，企業在當下的經濟低速階段，政府應做的合理投資的引導和總體的營商環境的改善，這方面怎么掌握？中央說要在市場經濟中清楚的認識市場資源配置機制的決定性作用，跟著有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這當然是一個對于政府的考驗。政府發揮作用怎么叫“更好發揮”？必須是有對政府權力的改革——自我革命形成的法治化約束，即權力入籠，但是總體來說，政府在這個自我革命之路上更好發揮作用，這個命題是非常重要、緊隨著市場決定性機制的，所以我們新供給經濟學的公式是，在中國必須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做好結合。這個“有為”在政府方面處理得不好，有可能變為“胡為”，所以必須還“有限”——怎么樣“有限”呢？把政府權力、公共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接受公眾的監督，這是正途。當然這么一聽，大家知道在中國推進這樣的配套改革顯然任重道遠，但是這個改革的命題之所以重要，也就在這里。剛才孟曉蘇先生說了那么多的歷史方面的簡要總結，我認為就是圍繞這樣一個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必須是政府把這個自我革命和總體來說的整個經濟社會轉軌的革命，結合在一起處理好。

第三，我們在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這個方面，如果說現在已經看得清楚，在配套改革中又有一個必須以解放生產力托起來的就業優先政策，那顯然應該積極合理來組織它的具體實施細則。而且政府應該牽頭推進完善社保體系建設，這又是改革才能解決的任務，再加上管理水平的提高，消除民眾的后顧之憂來降低民眾預防性儲蓄這樣的傾向。這個預防性儲蓄在前些年中國民眾儲蓄傾向很高的表現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老百姓擔心自己以后的養老怎么樣，自己的孩子以后教育方面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有很多看起來有壓力的開支，還有就是一人出現大病一個家庭可能就要返貧，必須留著錢準備出現大病以后去應對那個急需，再有就是住房到底怎么樣能夠讓所有的人“住有所居”，很多低中收入階層雖然能力上似乎根本夠不上商品房，但他還要拼命攢錢，哪怕勒緊褲帶，也要攢這個錢去準備以后怎樣應對住有所需的需要，等等。如果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在這方面更好實施托底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那顯然很多預防性儲蓄的動機就會弱化。這也是通過配套改革才能解決的問題。

第四，還有政府任何時候都要以適當的方式更好發揮作用去扶助弱勢群體。社會上總會有一些弱勢群體，比如有一些中國社會現在越來越看重的扶助殘疾人的事情。這些殘疾人作為社會成員說起來比重是幾個百分點，但14億里邊是多少人？有定義的殘疾人在中國是近乎以億計的（統計局最新發布的2023年底數據為8591.4萬人，占總人口的6.16%）。這方面他們理應得到政府分配體系中轉移支付對特殊人群的定向收入扶助。

還有第五，就是怎么培育中產階層，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走向現代化國家必須按照中央要求積極推進的一個進程，與引導消費、調動消費潛力有密切關系。與這些相關聯的優化再分配，促進共同富裕，當然更是一個很有難度的系統工程，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這些之外當然還有一些帶有治本特點措施旁邊的治標措施。比如2020年疫情發生之后，典型的治標就是4月8號以武漢解封為標志努力復工復產時，一些門店的場景消費可以適當恢復了，老百姓可以上街去進餐館，可以去逛商場，這時候在很多地方就安排了政府實際給予支持的消費券的發放。中國這種類型的消費券是政府實際上給商家一定補助來促銷，來提升經濟景氣，維護大量的小微企業（特別是開店鋪的這些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他們能夠生存，而他們生存又支撐著就業的基本面，支撐著大局的基本穩定。那政府這些錢從哪兒來呢？其實就是中國現在地方政府能夠占增值稅一半的流轉稅收入的提前預支，只要把這種消費券發出去而有了經濟景氣的提升，他的流轉稅跟著上來，后面增加的流轉稅可以補前面他配合著企業促銷給出的消費券里政府承擔的那部分資金。這是一個積極有為的機制。

至于說中央政府2020年高端發的抗疫特別國債，其中有兩千億資金是以貼息的方式直達基層，用作財政貼息，而到了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那里，是形成優惠的貸款支持，這更是政府資金發揮作用，也是在優化分配這方面先托一個底。讓他們能夠通過自己的運營來取得收入的現金流，產生自身的以及服務于社會的消費動能。這些都是政府必須在標本兼治情況之下要處理好的現實工作。總體來看，適應升級發展所應該動態優化的全視野的政策組合，要和制度創新、機制創新、管理創新合為一體，這是我覺得在思辨中應該看到的一個相互連帶關系。

第三個層面，談一下自己作為研究者怎么看待三年大疫之后的消費降級，以及消費上升的前景。我們得承認，這三年的疫情形成的“疤痕效應”與這個“消費降級”有邏輯性的對應。今年靠前的時候，說淄博燒烤突然成了一個現象級的提升，使人們有生活中的獲得感，其實也是提升經濟景氣的這樣一個非常有熱點特征的情況，但是有人就說這燒烤是消費降級呀。我說這個消費降級完全合乎邏輯。最開始就是淄博的地方政府，種種因素合在一起，具有最開闊的眼界，濟南的大學生躲疫情隔離到淄博，最后送他們回去的時候，免費請他們吃了一頓燒烤——政府在這方面出點兒錢來表現他們的好客，實際上是使城市名片擦得更亮，知名度在大學生里面口口相傳，然后他們到了周末，到了五一假期，再回到淄博體驗燒烤，大家有一種嘉年華式享受生活的氛圍。你說它消費降級，但同時帶來什么呢？它正在撫平三年大疫的疤痕。那么到了今年的夏季，我印象很深刻，到貴州就可以知道，暑期來了家長們帶著孩子去旅游這個消費潮涌式的表現又出來了，人們都說貴州那是個欠發達的地區，在現場你才知道熱度有多高。有個凱里地區，有過去已經有開發基礎的“千戶苗寨”旅游區，到那個地方我才知道，往返的交通車票已經是一票難求了，爆棚式的這樣一個消費的表現，它說明什么？隨著疤痕的撫平，消費潛力正在釋放。中央現在強調的不僅是要有這種場景性的消費，還要有大宗消費品方面，讓大家敢把家用電器更新換代，敢出手買機動車，等等。這樣當然也是在撫平疤痕的過程中由消費降級走到有可能的消費升級的一個自然過程。

所以，我認為不要光看現在一些直觀的降級表現，它已有積極的內涵和對發展的鋪墊效應，關鍵是我們怎么樣讓它有后勁。為有后勁，那就必須注意到，2023年的八至九月間，終于我們看到了意愿中經濟向好的這種態勢。今年一季度大體符合預期，回升到同比4.5%，然后二季度本來應有非常漂亮的同比增長，但是四五六月間主要是一些不愉快的消息，投資疲軟，消費仍然是場景式的，而外貿滑坡。所以二季度的情況不好之后，悲觀情緒有所蔓延，國外甚至又來了一輪新的唱衰中國的崩潰論，但是熬過了七月份以后，看著八、九月間已向好，那么到了十月份三季度數據出來以后，中央指導之下，政策加碼發力——都到了第四個季度了，實行預算調整方案，赤字率從3%提到3.8%。中央這個態度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夯牢經濟向好的基礎。如果夯牢這個基礎繼續轉到看明后年，2023年有可能成為一個契機之年：我們這一年同比增長站在5%以上，明后年不再出現2020，2022年那種低水平的不良狀態，即低速度不再出現，那我們就可以乘勢確認一個2011年下行過程有拐點以后的“L型轉換”。這就是我們應該期待的一個大概率的新形勢的出現。乘這樣一個勢頭而打造中國消費的新動能，我愿意強調：還是要固本培元，以四個創新——其中制度創新是龍頭，跟著科技、管理和思想觀念方面創新的呼應，開創引領新常態而行穩致遠一步一步實現2035、2049戰略目標的活力新局。

在結束自己發言的時候，我愿意強調一句話：我們消費新動能的蓬勃發力，將寓于二十大所要求的改革開放這兩個“高水平”的達標之中。一定要下定決心攻堅克難打造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定要下決心實施制度型的高水平全面對外開放——讓我們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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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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