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問曾生：你就是打廣東教育廳長那個人嗎？他后任廣州市長

1949年3月，兩廣縱隊整編為一個師，由三野轉屬于四野旗下，開赴河南商丘待命。司令員曾生在組織的安排下前往西柏坡，向中央匯報工作，并隨中央機關進京，接管北平。

在前往北平的專列上，曾生在周恩來的引薦下，第一次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見到他很高興，問了他一個問題：“你就是當年在廣東，打教育廳長的那個曾生嗎？”

曾生沒想到毛主席會問這個問題，驚訝地回答說：“是的。”

毛主席很欣慰，夸獎他說：“打得好！”

那么，曾生打廣東教育廳長是怎么回事？他又有著怎樣的革命履歷呢？

曾生將軍

參加游行，痛打教育廳長

1910年12月19日，在廣東深圳的一棟客家居民樓里，一個男嬰呱呱墜地，父母給他起名曾振生。

曾振生的父親是澳大利亞的華僑廚師，母親是淳樸善良的客家婦女，家庭小康，生活無憂。1923年，13歲的曾振生遠赴澳大利亞讀書，在那里，他第一次感受到華人、華僑遭受的不公待遇。他暗暗下定決心，奮發(fā)圖強，改變中國人在異國飽受凌辱的現狀。

1928年，曾振生隨父親回到深圳老家，對孫中山先生崇拜敬仰的他，提出要到中山大學附中上學，得到父母同意。

在廣州求學期間，曾振生開始嶄露頭角，創(chuàng)辦了《鐵輪》雜志，并加入中國青年同盟，帶領廣大學生游行，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他猶如黑暗中的一把火炬，照亮了廣州，照亮了整個南粵。但也因為名聲響亮，他被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手下逮捕，在監(jiān)獄里關了十多天才被放出來。

1935年底，“一二·九”運動爆發(fā)，各地學生紛紛響應。在中山大學讀書的曾振生義憤填膺，帶領中學大學學生、市民2萬余人，在廣州街頭進行示威游行，呼吁全國團結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6年1月12日，曾振生帶領隊伍從中山大學附中出發(fā)，到六二三路向國民黨當局請愿，要求抗日。

在原來的計劃中，并沒有到教育廳示威的安排。可在游行途中，省教育廳長許崇清擔心學生鬧事，不準學生上街，還封鎖了學校。一些學生提議說：“到教育廳去，問他們?yōu)槭裁捶怄i學校！”

就這樣，游行隊伍一路來到將軍西路的省教育廳門口，同學們大聲嚷嚷著，要求教育廳長許崇清出來回答問題。見里面沒人回答，一個朝鮮籍的學生翻墻進入院子，打開大門，學生們如潮水般涌了進去。

民國時期的廣東省教育廳

接下來，學生們把里面的玻璃砸了個稀巴爛，還把教育廳的招牌扯了下來，帶回了中大附中。學生們剛出門，就撞見了許崇清的汽車，曾振生一馬當先，把許崇清從車上拽了下來，朝著他的胸口咣咣就是兩拳。

后來，學生們在學校燒毀了教育廳的招牌，大家圍著火堆跳起舞來。

1949年3月，毛主席第一次見到曾生（曾振生因革命需要改名），提到了他當年拳打許崇清的事情，問道：“你就是當年在廣東，打教育廳長的那個曾生嗎？”

得到肯定的回復后，毛主席欣慰地笑了，直言“打得好”。曾生很驚訝，這么多年過去了，毛主席居然還記得此事。主席回答他說：“不僅知道，我們還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過這件事呢！”

年輕時的曾生將軍

轉戰(zhàn)東江，抗戰(zhàn)立大功

游行結束后，曾生一戰(zhàn)成名，在學生隊伍中脫穎而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但由于沖擊教育廳影響太大，曾生遭到通緝，被迫移居香港，繼續(xù)從事革命斗爭。

1938年冬，日軍在大亞灣登陸，魔爪伸向為我華南大地。曾生親眼目睹家國淪陷，主動向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請纓：“我有責任回到家鄉(xiāng)去，開展抗日武裝斗爭！”

廖承志非常欣賞這個英勇果敢的年輕人，讓他帶領香港百余名黨員、學生回到東江地區(qū)，組建抗日游擊隊，扛起抗日大旗。

東江游擊隊組建的時候，隊員不過數十人，沒有武器沒有軍餉，根本不能打仗。但曾生沒有退縮，他回到老家深圳坪山，說服祖母賣掉了家里僅有的幾畝地。曾生回憶說：“我跟祖母講，如果不把日本人趕走，留著這幾畝地也沒用，祖母深明大義，立馬答應了下來。”

不僅如此，祖母還說服曾家族人，將用來保護祠堂的土槍土炮捐了出來，支持曾生抗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曾生的領導下，這支抗日游擊隊日益壯大，成為廣東抗日的主要力量。后來，這支部隊改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正是東江縱隊的前身。

1941年，曾生率部在東莞大嶺山地區(qū)創(chuàng)建根據地。日軍得知后大為吃驚，派出400余人的大隊，企圖消滅游擊隊。

曾生臨危不懼，打了一場漂亮的阻擊戰(zhàn)，殲滅敵人50余人，還擊斃了日軍大隊長長瀨。戰(zhàn)況傳來，坐鎮(zhèn)廣州的日軍頭子哀嚎連連：“這是我進軍華南以來最丟臉的一仗。”

抗戰(zhàn)后期，東江縱隊與美軍展開合作，互換情報，建立了情報站。可是，美軍準備在大亞灣登陸，策劃反攻時，卻發(fā)現日軍129師團波雷部隊不見了。這支部隊是日軍在亞洲最精銳的部隊，它的突然消失讓美軍上下緊張起來。

危難關頭，曾生命令情報站的袁庚加緊偵破日軍情報，終于查出了波雷部隊的蹤跡。這支日軍部隊早早埋伏在大亞灣，準備打美軍一個措手不及。

接到東江縱隊的情報后，美軍嚇出一身冷汗，決定不在大亞灣登陸，轉而在日本本土扔了兩顆原子彈。這么說來，日本加速投降，曾生可是立下大功一件。

但曾生的功績不止于此，整個抗戰(zhàn)時期，他率部在南粵作戰(zhàn)1400余次，殲敵9000余人。怪不得朱德總司令作軍事報告時，將東江縱隊和八路軍、新四軍、瓊崖縱隊放在一起，并稱為“中國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

曾生與夫人阮群英合影

調任廣州市長，開啟“蛇口模式”

1947年，解放軍兩廣縱隊成立，曾生任司令員。在此后兩年時間，他率領兩廣縱隊參加了豫東戰(zhàn)役、濟南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廣州戰(zhàn)役等多場大戰(zhàn)，殲敵1.9萬余人，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下赫赫戰(zhàn)功。

新中國成立后，曾生歷任珠江軍分區(qū)司令員、華南軍區(qū)第一副參謀長，后擔任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1955年，曾生被授予少將軍銜，入圍開國將軍之列。

1960年10月，在南海艦隊工作的曾生受到廣東省委書記陶鑄的接見。陶鑄對他說：“我向組織舉薦了你，由你出任廣東副省長兼廣州市長。”

曾生將軍(左一)視察東深供水工程

對于這一提議，曾生一開始是拒絕的。他長期在部隊工作，缺少管理地方的經驗，實在沒有信心擔此重任。但陶鑄卻說：“你生在廣東，又在廣東干革命，在人民群眾、海外僑胞、港澳僑胞中有一定影響力，由你出任這個職位是合適的。”

陶鑄好說歹說，曾生才勉強答應了下來。但他向組織提出一個請求：“我干一段時間，如果不合適，我還是愿意回部隊去。”

一個月后，曾生出任廣州市長，受命于危難之際的他剛上任，就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解決了廣州工農業(yè)生產的難題。他在任6年時間里，廣州國民經濟明顯好轉，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最大幅度的保障。

十年特殊時期，曾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一度患上了失語癥。1974年，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曾生被釋放，開始調理身體。一年后他正式復出，出任交通部副部長。葉飛重回部隊后，他接過重任，轉正為交通部部長。

曾生將軍晚年

改革開放之初，曾生提議在廣東籌建工業(yè)區(qū)，得到中央和廣東省委的大力支持。他的老部下。時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長的袁庚親赴廣東，對多地進行實地考察，最終決定在蛇口建設工業(yè)區(qū)。

在兩人的努力下，短短一年時間，蛇口就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起300家三資企業(yè)。“蛇口模式”成為全國最早開放的窗口，深圳也搖身一變，從一個小漁村蛻變?yōu)閲H化大都市。

1995年，曾生將軍走完了傳奇的一生，在廣州病逝，享年85歲。將軍去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遺愿，將他骨灰安放在深圳革命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