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靠邊站11年，給陳錫聯寫信求安排工作，后成副國級，兒子是部長

1969年，在遼寧省大連市朝陽寺的破廟里，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日復一日地在寺廟前的土地上忙碌著，伺候著莊稼。

附近的村民都見過這位老人，總感覺他神神秘秘的。說他是老百姓吧，他目光炯炯，像是打過仗。說他是大官吧，旁邊有看管他的人，像是防止他逃跑。

其實，這位老人的確是“大官”，他主政天津10年，后來又擔任遼寧省第一書記。他就是革命先烈黃火青。

只是此時的黃火青已經靠邊站多年，為什么“靠邊站”，或許他本人也說不清楚。不過，有一件事他非常篤定，自己還有余力為國家和人民工作，只要能成，讓他干啥都行。

懷著這樣的信念，黃火青提筆給開國上將、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寫了一封信件。信件發出后，他每天望眼欲穿地等待著。

草地分兵，黃火青險些喪命

1901年，黃火青出生在湖北棗陽的一個貧農家庭。他家可謂是革命家庭，兄弟姊妹都參加了革命，黃火青也于1926年加入共青團，不久后入黨，被組織派往蘇聯東方大學深造。

1930年，黃火青學成歸來，先是在工農紅軍學校工作，后被調往紅九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時間，他率部赴閩西作戰，立下了不小的功勞。

1934年10月，黃火青率部踏上長征之路。血戰湘江時，紅九軍團傷亡慘重，部隊由1.15萬銳減到3000人。遵義會議時，紅九軍團僅剩2000余人，其中一半都是沿途招募的新兵。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接下來，兩軍在草地分兵，

毛主席率右路軍北上，左路軍則由張國燾指揮。黃火青所在的紅九軍團被改編為紅32軍，隨左路軍行動。

然而張國燾狼子野心，想趁機另立山頭，突然改變北上計劃，要求左路軍南下，在川康邊建立根據地。

黃火青對張國燾的決定非常不滿，他找到紅32軍政委何長工，要脫離左路軍，北上尋找中央。不幸的是，他還來不及行動就被告發，被撤掉了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

大軍南下時，黃火青處境十分艱難，甚至還有一段瀕死的經歷。當時，他感染上傷寒，高燒數日不退，張國燾巴不得他沒命，故意不給他安排房間，讓他睡在走廊里自生自滅。

幸運的是，黃火青遇到了紅軍神醫傅連璋。傅連璋查看過他的病情后，心里也沒底，給他開了一副藥，然后說道：“這藥能不能救命，就看明天了。”

黃火青服藥后睡了一晚，第二天病情便好了不少，堪堪在鬼門關走了一趟。后來，左路軍改道北上，在馬夫老孫的一路照顧下，黃火青才到了陜北。

大難不死，主政天津10年

黃火青抵達延安后，在朱德住所見到了昔日搭檔陳賡。陳賡得知他的遭遇后，苦勸他說：“你要不要考慮一下回原來的部隊，把你這些年培養的優秀干部一并帶過來？”

黃火青思慮再三，還是決定留在紅四方面軍。他告訴陳賡：“本來兩支部隊就有嫌隙，我這么做更不利于團結，還是算了罷！”

然而多年之后，黃火青卻后悔不迭，他感慨說：“當時倘若變通一些，聽陳賡的，是不是就能為隊伍多保留一些干部呢？”

黃火青此番感慨，來源于西路軍西征河西走廊的悲慘經歷。21800人的西路軍，只有400多人活了下來，黃火青也是幸存者之一。晚年的他接受記者采訪，回憶起這段經歷時，眉宇間仍惋惜不已。

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幸存下來的黃火青，此后一直得到重用，只是從部隊領導轉向了政工。

抗戰勝利后，黃火青隨八路軍挺進支隊前往東北，先后出任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副書記、熱河省委書記等。

1949年1月，黃火青隨四野大軍入關，解放天津。此后他并未隨部南下，而是留在天津擔任副書記，在天津工作了整整十年。

天津是北方第二大城市，城市規模著實不小，工商戶有三萬多家。可在解放軍入城時，天津社會面很快，工廠商店停業，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困難重重。

黃火青到任后，立刻深入基層，走遍了每一條街巷，和工人、百姓親切交談，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案。他和大家同甘共苦，同吃同住，迅速恢復發展生產，穩住了天津的局面。

1952年，黃火青升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挑起了天津社會主義改革的重擔。在他的領導下，天津重新恢復生機，走在了各大城市的前列。

1955年授銜時，黃火青由于脫離軍隊系統，沒有參加授銜，但不能否定他對革命做出的杰出貢獻。

擔任遼寧省委書記，靠邊站無奈給陳錫聯寫信

1958年，黃火青離開天津，調任遼寧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從管理一個市到管理一個省，黃火青不僅面臨著工作上的巨大挑戰，還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黃火青在天津工作十年，經驗豐富，可在遼寧人生地不熟。因此他沒有冒然開展工作，而是深入基層調研，讓第二書記黃歐東主持省委日常事務。

經過長期調研，黃火青終于摸準了發展方向，大力發展遼寧的農林、水利建設，讓當地百姓的錢袋子鼓了起來。

1965年，長期在基層工作的黃火青患上了嚴重的胃病，疼起來要命。醫生勸他：“首長，你至少要休養兩年，身體才能好起來。”

黃火青不愿放棄工作，也擔心給國家添麻煩，影響遼寧發展。于是，他從一線撤了下來，主動辭去了領導職務。

不幸的是，1967年，一個會計舉報他鋪張浪費。事情子虛烏有，卻被有心人利用，徹去了他所有職務。幸好周總理及時搭救，讓黃火青住進北京中組部招待所，他才免遭更大規模的沖擊。

1969年，招待所的老干部們被遣散，黃火青回到遼寧，住進了大連朝陽寺。組織每月給他發放60元生活補助，發放細糧，盡管有人看守，但行動上比較自由。

黃火青閑來無事，在寺廟前種了一片蔬菜，打發時間。但他忙碌慣了，不習慣這樣的生活，也搞不清究竟做錯了什么。他除了練字就是種地，閑下來看著天空，一片茫然。

妻子看到這種情況，于是勸他說：“老黃，你這么下去不是辦法，要不你給上面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

黃火青起初還不愿意，埋怨妻子：“我是一個講原則的人，怎么能越級寫信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改變了心思，決定給沈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寫信，希望搞清自己的問題，讓自己出來工作。

信件發出后，黃火青翹首以盼，希望能和陳錫聯見面，再不濟有個代表過來，他心里也好受一些。可信件就像石沉大海一般，一點音訊都沒有。

后來，他給兒子黃毅誠寫信，同樣沒有回音。他才恍然大悟，給陳錫聯的那封信，一定是被別人扣下了，根本沒發出去。

黃火青在朝陽市住了4年，又搬去了盤錦農場。1974年，王震曾把他接到沈陽，準備替他出頭。可王震的境遇也不好，他不愿連累，又把話咽了回去。

晚年成副國級，兒子是部長

1975年，黃火青又住進了中組部的招待所。這一次，他終于鼓足勇氣，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此時的周總理已重病在床，鄧穎超代為回復稱，會考慮他的情況。

不久后，遼寧省革委會一紙通知，安排黃火青回沈陽，出任革委會副主任。這個級別并不算低，可黃火青認為，這是“通知”而不是“任命”，果斷拒絕。

1978年，靠邊站11年后，黃火青終于再次出山，擔任最高檢檢察長，成為副國級領導。他任職期間，主導了對“兩案”的審理，為不少老同志恢復了名譽。

黃火青身居要職，卻從未忘記哺育他的家鄉。他親自給棗陽地方領導寫信，詢問棗陽的情況，為家鄉的發展出謀劃策。老家來人了，他也會親自接待，與他們促膝長談。

不過，黃火青從不為自己謀私利。他老家的房子因為一場大雨，轟然倒塌。當地領導給他寫信，準備在故居上另蓋兩間房子，好讓他晚年返鄉時有個落腳之處。

但黃老拒絕了領導的提議，他回復說：“我年事已高，不可能再回鄉居住了。不要因為給我蓋房子，浪費了國家的資源。”

黃火青曾主政天津、遼寧兩地，晚年成為副國級領導。他的兒子黃毅誠也非常出色，1988年被任命為國家能源局局長，是正部級干部。

1999年11月9日，98歲的黃火青在北京病逝，走完了自己的傳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