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都塞、五月運動與《論再生產》：讓我們打個共鳴的響指

路易?阿爾都塞（1918—1990）是歐洲20世紀“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在他那個時代曾引起世界性的轟動，然后才進入相對被遺忘的狀態。然而，這種被遺忘的狀態正在被一種新的興趣所取代，一部分是因為，這位哲學家大量的未刊稿在身后出版，非常明顯地改變并擴展了人們對他思想的認識；另一部分是由于這樣一個事實：相對于阿爾都塞去世之時（恰逢“冷戰”結束），世界形勢又發生了新變化，他曾經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與概念，現在又再次有助于我們對當前的時代進行反思。

阿爾都塞

一.個人生平與理論思想

阿爾都塞1918年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的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幼年的他既受到非常古典的學校教育，又受到非常嚴格的宗教教育。1939年，阿爾都塞通過了巴黎高等師范學校（ENS）的入學考試，就在他準備學習哲學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他被動員入伍，其后與成千上萬潰敗的法國士兵一起，被德軍俘虜。他被送到一個戰俘營，在那里待了五年。盡管如此，由于他作為戰俘營護士的關押條件相對來說好一些，所以可以讀書、勞動，并建立大量社會聯系，其中就包括與一些共產主義青年戰士之間的聯系。獲得自由后，他恢復了在高師的學習，并很快就通過了教師學銜考試（學習結束時的會考），然后又被任命為準備參加教師學銜考試的學生的輔導教師。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干到自己職業生涯結束，并且正是在這個職位上指導了幾代法國哲學家，其中有一些后來很出名。

有很短一段時期，阿爾都塞加入過一些天主教左翼傾向的團體，并為他們寫了一些短文章。1948年，阿爾都塞加入了法國共產黨。法共在德占時期的抵抗運動中為自己贏得了榮譽，并依靠蘇聯的威望，在當時成為法國最有力量的政黨，與戴高樂主義勢均力敵。當時，盡管黨在雅爾塔協定的框架下實際上放棄了奪取政權的努力，但革命的希望依然很大。

冷戰期間，共產黨人知識分子即便沒有成為鎮壓的對象，至少也是懷疑的對象。這期間阿爾都塞主要只在一些教育學雜志發表了幾篇文章，他在這些文章中提出了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一些論點；他還就歷史哲學中一些占統治地位的思潮進行了一次討論。在教授古典哲學之外，他個人的工作主要涉及政治哲學和啟蒙運動時期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以及帕斯卡爾和斯賓諾莎，后兩位作為古典時期“反人道主義”的代表，自始至終都是阿爾都塞獲得靈感的源泉。在接下來研究黑格爾哲學的高等教育文憑論文中，阿爾都塞同樣在繼續深化他對黑格爾和“馬克思哲學著作”的認識，尤其是那些當時才剛出版的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

法國高師

接下來的時期具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特性。隨著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罪行”的披露，以及隨后1961年二十二大“去斯大林化”運動的掀起，整個共產主義世界都進入了一個混亂期，再也沒有從中恢復過來。但馬克思的思想卻正在獲得巨大聲譽，尤其是在那些受到反帝戰爭榜樣（特別是阿爾及利亞戰爭和越南戰爭）和古巴革命成功的激發的青年大學生當中。阿爾都塞的幾次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難題的闡釋引發了意想不到的反響，先是在法國，后來又波及國外。1965年出版《保衛馬克思》和《閱讀<資本論>》之后，作為哲學家的阿爾都塞在法國聲名鵲起，其思想甚至遠播海外，無論是在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圈子內，還是在圈子外，都引發了大量論爭與探討。阿爾都塞所捍衛的與基督教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相對立的“理論反人道主義”，不僅從哲學的層面，而且還從政治的層面，否定了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運動中占統治地位的傾向。他抨擊經濟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結合，因為在他眼里，這種結合帶有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特征，但卻也有人以此為名，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社會體系能夠“合流”。

阿爾都塞提出的哲學觀，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當中的黑格爾遺產，轉而依靠斯賓諾莎的理智主義與唯物主義。在阿爾都塞的哲學觀看來，斯賓諾莎是意識形態理論的真正奠基人，因為他把意識形態看作是構成個人主體性的社會想象結構——這是一種馬克思預示了但同時又“錯失了”的理論。正因為如此，阿爾都塞的哲學觀強有力地促進了斯賓諾莎思想的“復興”——他的這整個時期都打下了這種影響的印記。

他的哲學觀還認為“常識”和“科學認識”之間存在著一種非連續性或“斷裂”，可以將知識的辯證法思考為一種沒有合目的性的過程，這個過程通過概念的要素展開，也并不是服從于意識的優先地位。最后，這種哲學在馬克思的思想與弗洛伊德的思想之間尋求一種“聯盟”。弗洛伊德作為精神分析的奠基人，當時仍然被官方馬克思主義忽視甚至排斥。對于阿爾都塞來說，這里關鍵的是既要指出意識形態與無意識之間的相互構成關系，又要建構一種關于時間性和因果性因而也是關于實踐的新觀念。

由于所有這些創新，阿爾都塞的哲學話語大大超出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探討范疇，更確切地說，他將這些爭論變成了另一個更普遍的哲學事業的一個方面，這個哲學事業不久就被稱為“結構主義”。因此，阿爾都塞成了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相遇點，得到了雙方的滋養。像所有結構主義者一樣，他發展了一套關于主體的理論，這個主體實際上不是認識和意志的理想的“起源”，而是諸多社會實踐的、各種制度的、語言的、各種想象形態的“后果”，是一種“結構的行動”。與其他結構主義者不同的是，他試圖定義的“結構”這一概念不是以識別形式的不變式為基礎，而是以多重社會關系的“被過度決定的”結合為基礎。他希望這樣能夠讓結構的概念不但服務于對社會再生產現象的分析，而且還首先服務于對革命階段現象的分析。在他看來，當代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革命的典范。這樣一來，歷史就可以被同時思考為沒有主體的過程和沒有合目的性的事件。

這種哲學的建構，或更確切地說，由這種哲學建構所確立起來的研究計劃，構成了一項偉大的事業，它的全部可能性還沒有被窮盡，它身后還留下了好些未完成的難題性，比如對理論和藝術作品進行“癥狀閱讀”的難題性，還有“有差別的歷史時間性”的難題性，等等。

但在接下來的時期，從1968年五月事件之前開始，阿爾都塞對自己的哲學進行了根本的改寫。他進入了一個自我批評期，然后在新的基礎上重構了自己的思想，但那些基礎從來就沒有一勞永逸地確定下來。他沒有忘記斯賓諾莎，但通過放棄“結構主義”與“認識論斷裂”，他力圖為哲學，并由此為歷史理論，賦予一種直接得多的政治性。由于法共官方發言人和他自己一些青年學生同時指責他低估了階級斗爭以及哲學中的階級立場的重要性，阿爾都塞開始重新審視這種重要性。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嘗試是在一種特別的語境中展開的，這個語境就是，在歐洲，發生了重要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斗爭，同時在“左派”即極端革命派傾向與改良主義傾向之間產生了分裂，改良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結果是所謂的“歐洲共產主義”的形成，而后者在改變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博弈方面最終失敗，隨后被新自由主義浪潮所淹沒。同時，他在這一時期通過一種他為自己的思想所發明的新配置，解決了一些更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難題，并獲得了廣泛共鳴。尤其是他關于“意識形態喚問”、“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理論就是這樣，這一理論對于分析臣服和主體化過程具有重大貢獻。在他對哲學的“實用主義的”新定義的構想中，哲學不是認識的方法論或對歷史概念的辯證考察，而是一種“理論中的階級斗爭”，或更一般地說，是一種思想的戰略運用，旨在辨別出話語之間的“力量對比”，這種力量對比所產生的作用不是保持就是抵抗和背叛事物的現存狀態。

法國五月運動

這一時期阿爾都塞的哲學工作與其說是建立了一個體系，不如說是構成了一片堆放著各種開放性問題的大工地。比起此前的階段，這個時期更少完整的體系性建構，更少可以被視為“阿爾都塞哲學原理”的結論性論點。但這一時期存在著一種理論實踐，一種時而大膽時而又具有防御性的思考的努力，它證明了一種受到馬克思主義啟發的思想的轉化能力，證明了政治與哲學之間的某種交叉相關性。然而，這種努力被一連串悲劇性事件所打斷：首先，在集體方面，是“現實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全面化危機開始了；其次，在個人方面，是阿爾都塞1980年11月在躁郁癥發作時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埃萊娜，這導致他被關入精神病院，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從那里離開過幾年。

一些重要的同時也比以前更為片段式的文稿恰好產生于接下來的時期。首先是一部自傳文本《來日方長》（寫于1984年），其中披露了和他的生活、思想變化有關的一些珍貴資料。大家尤其會注意到這一時期專門圍繞“偶然唯物主義”這個觀念所寫的那些“斷章殘篇”。“偶然唯物主義”是阿爾都塞為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而造的一個詞，他用它來命名一條看不見的線索。這條線把古代希臘—拉丁原子論哲學家（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盧克萊修）與一些經典然而又異類的思想家，如馬基雅維利（由于他關于“能力”和“幸運”統治著政治事件的理論）、斯賓諾莎（由于他對自然和歷史中合目的性觀念的堅決反對）、盧梭（由于他把人類文明的開始描繪為一系列偶然事件）、阿爾都塞所闡釋的馬克思（阿爾都塞把馬克思從其黑格爾主義中“過濾”了出來），乃至與當代哲學的某些方面比如德里達（由于他對起源觀念的批判和他關于蹤跡“播撒”的理論）連接了起來。與這些主題共存的是一種對共產主義的表述：共產主義不是人類發展的一個未來“階段”，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或一些在資產階級社會“空隙”中就已經存在的、逃避各種商品形式統治的實踐的集合。這個隱喻可以遠溯到伊壁鳩魯，中間還經過馬克思關于商品交換在傳統共同體“縫隙”或“邊緣”發展的一些提法。

《來日方長》中文版書影

這些主題的未完成性、片段性，與當時那個時代的精神是相一致的。那個時代的特點就是，一方面，各種權力關系和統治關系是否能持久，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文化和社會的變化正在日益增加，它們是不是會“結合”成某種獨特的文化形式抑或政治形式，完全無法預見。在這種語境中，“最后的阿爾都塞”的“斷章殘篇”，具有撼動其他已確立的價值的巨大價值，因為它們永遠盯著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統治問題，永遠盯著被統治者獲得解放的希望問題。

二.《論再生產》的成書背景與內容闡釋

《論再生產》是阿爾都塞在法國五月運動后撰寫的重要手稿。該書在作者去世五年之后，由雅克?比岱負責于1995年在法國出版，被認為是其擁有體系性的文本，也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代表作之一。

該書的中文譯本《論再生產》，于2019年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者吳子楓。

在《論再生產》這部著作中，阿爾都塞條分縷析地闡述了他的唯物史觀，闡述了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種種條件，以及為了終止那種再生產而要進行的革命斗爭。

1. 兩個版本的完整手稿與一份“拼合物”

本書的第十二章《論意識形態》這個文本，已經成為、并將繼續是阿爾都塞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是要描繪他的思想特征就必須參考的文本之一；是使用了由他獨創的那些概念——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喚問”等等——的文本之一；最后，它銘刻進了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后繼傳統中，成為當代哲學仍在繼續研究的文本之一。

將其置于本書的第十二章，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因為這樣一來，讀者將得到一個阿爾都塞專門針對意識形態作出獨立發揮的既一致又完整的版本。但這個針對意識形態的文本最初不是以本書第十二章的內容為藍本傳播的。這個文本的第一版，即標題為《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這個文本（此文附在《論再生產》一書末尾），先是發表在《思想》雜志1970年6月第151期上，然后收入《立場》（社會出版社，1976年）一書中。它由“正在進行中的一項研究的兩個摘要部分”構成，目的是引起討論。由于這個“正在進行中的研究”（即后來構成《論再生產》一書的文稿）從來沒有完成過，在作者生前也沒有發表過，反倒是關于這篇文章的討論在不同的國家非常激烈、持續不斷地進行著。因此，有必要回顧一下有關的環境和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原因。

根據雅克?比岱在《論再生產》的法文版導言中所說的，《論再生產》的完整手稿有兩個版本，兩個都是未完成的。第一個版本約有150頁，撰寫日期為1969年3—4月；第二個版本約有200頁，沒有標明日期，是對第一個版本的修改和擴展。由第三章《論生產條件的再生產》、第四章《下層建筑和上層建筑》、第六章《國家和國家機器》、第九章《論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和第十二章《論意識形態》的摘要組成的1970年的那篇文章，其內容“介于這兩個版本之間”，但包含了一些刪節、銜接和補充。如果不解釋清楚是什么致使阿爾都塞就這樣提供一份不完整的拼合物來代替一個“完整的”、但未完成的、并且事實上也不可能完成的文本，就無法理解上述的一切。

《論再生產》法文版書影

為此，必須追溯阿爾都塞錯綜復雜的病情（精神病學家稱之為“躁狂抑郁癥”）和當時的政治環境。1968年5—6月間，在阿爾都塞自己事后力圖定性為“青年學生群眾的意識形態造反”的那些“事件”（即法國的五月運動）發生時，阿爾都塞因為處于抑郁期正在巴黎一家診所接受治療，與外界斷絕了聯系。接下來幾個月，在和自己一些朋友、學生時而激烈的討論中嘗試著闡明了那些“事件”的意義之后，阿爾都塞提出，重新研究關于“下層建筑與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為正在進行中的理論加工工作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當時，有一個由高師校友組成的團體正在著手編輯一部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學校教育理論的集體著作（由于種種原因這部著作未能完成）。阿爾都塞與他的校友們約定，這兩項加工工作必須重新接合起來并形成對質，以便最終得出一種共同的學說。

從他早期引起轟動的文章——首先是1965年的《保衛馬克思》——開始，阿爾都塞就重視盡一切力量發展或甚至鍛造一種關于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改造或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這種重視使他面對一個挑戰，在當時那種知識環境中，要應對這個挑戰并不容易。因為一方面，以各種不可調和的傾向倚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組織日益嚴重分裂；另一方面，許多“批判的”理論家越來越避開引用馬克思。

這些計劃沒有一個按照預想的那樣實現。從抑郁癥中恢復過來的阿爾都塞，一如既往地以熱情重新投入工作中，他在幾周之內就手寫了一份具有一部書的形式但未完成的草稿，并把它交由他的那個“學校團體”傳閱。這個團體雖然在他之前就已經獨立地開始工作了，進展卻比他慢得多。這項工作的關鍵是如何把“學校團體”所達到的對學校機器的分析和阿爾都塞提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及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功能的一般觀念“縫合”起來。然而，盡管兩者在術語和一些觀念上相近，但他們最終未能達成一致。阿爾都塞很快再一次病倒，這導致在進行中的那些工作整體中斷，并一直停留在未完成狀態。

然而1970年，當阿爾都塞又一次重返工作時，受到一些朋友的懇請，把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的一部分公之于眾。他當時認為，對意識形態的某種發揮會再次推動討論，而他本人希望利用這種討論來重新開始工作。由此就有了以《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題的摘要“拼合物”的發表。這本來是一個臨時性的解決辦法，但命運將賦予它一種決定性的或至少長久的重要性。

原初版本（即1970年發表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主要內容，是兩項根本上互不連貫的發揮：一項以“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問題為中心，另一項以喚問、承認和保證的“意識形態”機制為中心，在這兩者疑難的相遇點，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難解的概念，解答這個難題的鑰匙呼之欲出，卻仍然隱沒在一片不在場的沉默之中。阿爾都塞這個文本的知識繁殖力，恰好與在這兩項發揮的銜接處既顯著又隱秘的思想中止有關。讀者或者想象那種“解決辦法”是阿爾都塞本人的，出于某種神秘的原因，他不愿或不能把它貢獻出來；或者認為阿爾都塞本人事實上并沒有掌握“解決辦法”，于是尋求途徑去發揮和改造每一個能得到的半成品以便自己去完成它。毫無疑問，他們不可能知道、而手稿的完整出版在今天使人們能夠發現的，是在阿爾都塞那里構成“不在場的環節”的東西：主要是對法的發揮和對革命的發揮，而處于它們之間的，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國家概念進行“拓展”的提議。

在第一項發揮中，阿爾都塞強調了法的鎮壓性。他的結論是：法不足以保證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的穩定再生產，因此其“在功能上”必然需要一種意識形態的作用力作為補充。在第二項發揮中，他謹慎而又竭力地去說明，人們怎樣才能既思考剝削條件的永世長存，又思考它出現中斷的必然性。其中最有意思的，可能是強調了政治斗爭在時間性上的差別：一種是“短的”時間性，即在公共領域（即統一的鎮壓性國家機器）內展開的階級斗爭（它的賭注是國家政權）的時間性；另一種是“長的”時間性，即打破公私之分，在意識形態的物質性中展開的階級斗爭。這里要強調的是，“統一的鎮壓性國家機器完全屬于公共領域”，而“絕大部分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隸屬于私人領域”。阿爾都塞提出，要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物質性或實踐性（形式化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總結出理論本身（與“描述性的理論”相對）——與此相反的是把意識形態當作觀念或意見王國的唯心主義理論。

2. 內容梳理

本書從探討“什么是哲學”開始，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意義提供了獨特的解釋；隨后，作者依次探討了生產方式、生產條件的再生產、下層建筑與上層建筑、法權、國家與國家機器、政治的和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革命、法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意識形態、等一系列馬克思主義傳統主題，其中很核心的是探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如何得到保障的問題，從而進一步完善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和國家理論。阿爾都塞在這部著作中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概念做出的表述，今天已經被認可為當代很重要的理論成就之一。

這部著作首先是一份戰斗性的教學文本，它同時也是阿爾都塞思想最理想的入門讀物。它一步步向我們展示了阿爾都塞獨創性概念的加工過程。因此，它要求一種多層次的閱讀：既把它作為包含著一個時代見證的政治文本來閱讀，又作為以阿爾都塞式范疇來表達的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來閱讀，還把它作為關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的“喚問”功能的新理論來閱讀。

A. 政治文本，理論文本

這個文本充斥著1968年五月運動的氣息，那是大學生的五月，也是工人的五月，是法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罷工罷課運動的五月。共產主義記憶就這樣被提上議事日程的激進變革的前景喚醒了。阿爾都塞充滿激情地度過了那段日子，并把它們銘刻進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漫長歲月中。當時他心中想到的是，在無可懷疑的未來，“我們將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在整個大地上取得勝利的世紀……在或遠或近的期限內，經過一切可能的曲折（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嚴重危機），革命已然提上議事日程。一百年之后，甚至或許五十年之后，世界的面貌將為之一變：革命將在全球占上風”【參見本書《告讀者》一章】。阿爾都塞想到了“那些走向共產主義的人（他們的數量越來越多），特別是那些來自工廠、農村和學校里的年輕人”，他正是間接地在對他們說話。

法國五月運動

阿爾都塞明確地將自己定位在被他指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譜系中。“在這里，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地踏進一個領域，事實上，在我們之前，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早就進入這個領域了，只是他們還沒有用理論的形式，把在他們的經驗和做法中所隱含的決定性進步系統化。為什么呢？因為這些經驗和做法首先還停留在政治實踐的領域”【參見本書第六章《國家和國家機器》】。

盡管阿爾都塞的寫作所依據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我們還是很快就會明白，就算這里設計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阿爾都塞的思想也絲毫不屬于一般意義上的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今天，我們理應重新把它看作是知識激發的獨立策源地。

每當阿爾都塞著重指出傳統理論的單純“描述性的”特征時，理論干預的重要性就向我們顯示出來。那些理論涉及的主題有：下層建筑與上層建筑的地形學、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適應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法”的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對于所有這些主題，即對于全部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他提出要以“理論本身”去超越那種“描述性”的形式，那種在本質上“不穩定的”形式。

B. 對資本主義再生產條件的分析

事實上，把《思想》上發表的那篇《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所選的摘要重新納入本書這個整體中，就會看到，在阿爾都塞關于意識形態及其機器的論點與他對現代歷史進程的看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事情本身非常順理成章。關于結構的再生產理論，必然是關于結構改變的理論：其目的是揭露不變的條件，而最后終結那種不變性的變化也在這種不變的條件中產生。阿爾都塞關于過程中的變化的思想，影響了他關于資本主義再生產條件的觀念，也影響了關于結構的不變性的思想。說到底，它無非是一種理論，只不過有兩個出口：再生產和革命。

我們應當明白，這個理論配置的樞紐是法權（這是本書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主題）及其在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可能消亡（它與商品關系的消亡相關）的問題。阿爾都塞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在今天絲毫沒有喪失其現實性，而且也沒有在他提出問題的水平上得到切題的回答。

C.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鎮壓性國家機器

在阿爾都塞看來，歸根到底是社會生產關系標示著生產方式的特征，而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是通過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共同來保障的。

關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這個論點的有力之處，首先在于它來自對社會的這樣一種解釋：社會中滲透著、充斥著階級關系，社會服從于階級權力。而階級權力的行使是通過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得以實現的。1970年的那篇文章貢獻很大，它非常出色地抓住了如下事實：那些重大社會機構只是階級統治關系的接受方。阿爾都塞把所有的機構闡釋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而資產階級正是通過國家機器來保障自己的統治的。

阿爾都塞力圖指出如下事實：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階級斗爭”（通過它，一個階級強迫另一個階級承認自己）的場所，它們保障著資產階級統治的再生產。在這里，對阿爾都塞來說，國家保障著社會暴力的行使，從而保障著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

這場一個階級征服另一個階級的戰爭，是通過商品關系，通過闡釋那些商品關系的法而進行的。然而，由于那些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只不過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因此，階級斗爭優先于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優先于那些機器。誠然，“國家政治最終取決于階級斗爭中統治階級的利益”，但“階級斗爭永遠不會停息”【參見本書末尾的文章《關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說明》】。階級斗爭無法被控制在再生產著資產階級統治的機器當中，因為它比那些機器更強大。

除此之外，阿爾都塞還補充說，法的施行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依靠鎮壓，而在一般情況下，規范是內在化的：它以法律—道德意識形態的形式，作為一種喚問我們內在的聲音而出現。確切地說，作為一種把我們當作主體來喚問的聲音而出現。

D. 呼喚“喚問”

阿爾都塞的分析帶來的巨大好處在于，它賦予意識形態一種唯物主義的實在論身份，一種社會本體論的身份，同時這種分析還把意識形態假定為是一種“喚問”，每個人都通過這種“喚問”而被傳喚，并被構成為意識形態的主體。

這是一項根本性的理論貢獻，盡管它還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概念重組。

不是“內心的聲音”、意識的聲音，而是一種公共的聲音在喚問我們。它宣布我們是自由的主體。這種話語就是現代憲法的話語，憲法的開篇必然是人權宣言，它假定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而對階級斗爭來說，“自由—平等”的宣言構成了基本的參照。對這一喚問的這種參照，事實上在階級斗爭的每一刻都被喚起。階級斗爭明確地呼吁那種喚問作為承諾必須如實兌現。

作為人類的呼喚，它只不過是人類的聲明，僅僅是一種承諾，每一個人給每一個人的承諾，即每一個人只要承認自己是公民，他就成為公民。這是一條公約，僅僅是一條公約。

人們通常都沒有注意到，這條公約并沒有得到遵守。當通過市場形式來實現其自身時，“自由—平等”的契約關系就承認了統治著它的法，具體來說，即商業秩序，從而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自由出現在市場上，對自由人的呼喚，變成了（總是已經是）一個圈套，變成了一個命令，它強制人們去遵守商業秩序，遵守確定這種秩序的法律形式，遵守為商業秩序辯護的種種表述，并適應那些表述所呼吁的實踐，特別是通過承認生產資料所有權，而承認對那些生產資料不充分的人或只擁有自己勞動力的人進行支配的權利。

盡管如此，“自由—平等”的承諾還在，把被統治者作為自由人、作為“自由—平等”的公約參與者的呼喚還在。但服從市場的自然的、因而是合法的秩序的命令卻同時斷言，商業秩序的自由也就是公民的自由本身。矛盾的是，這也就意味著，公民們共同自由地安排社會秩序，因而也就是被共同邀請去自由地依照他們對自由的想象來建立世界。

因此，在現代社會，“階級關系”（阿爾都塞曾明確指出，階級關系歸根到底構成了法的對象，雖然法并沒有談到它）最重要的形式只有從這種呼喚出發才能被理解。

奇怪的悖論：今天我們如果不從表現為“自由—平等”的呼喚的東西出發，就不知道如何去談論剝削和大眾的苦難，去談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其殖民地區人民的奴役和滅絕行為。但制造出這些苦難的始作俑者，恰恰是那些揮舞著“自由—平等”大旗的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

因此，這意味著人們終將不再臣服于那種秩序。因此，這個“自由—平等”的悖論也是這樣一種悖論，即解放的前景、自由—平等的承諾變成現實的前景，通過這種悖論而依然是開放的、無限敞開的。

3. 《告讀者》是阿爾都塞的理論計劃與革命預言

阿爾都塞原計劃寫作兩卷文本，第一卷探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第二卷探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階級斗爭。然而，由于當時政治領域、學術領域、國際環境的動蕩與緊張局面，以及本人的身體原因，阿爾都塞在第一卷未完成的狀態下離開這個世界，而第二卷“一直停留在計劃當中，從來沒有寫出來過”【參見本書《法文版編者說明（雅克?比岱）》】。

但阿爾都塞在本書的開篇《告讀者》中，對他原本的這個寫作計劃已經有所計劃和安排了。這是一個龐大的而具有雄心的體系藍圖，雖然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實現，但作者本人已經為后人指明了道路與方向。就像本書譯者吳子楓所說的，“《論再生產》就是阿爾都塞替馬克思寫成的《國家論》”【參見本書末尾的《譯后記》】，阿爾都塞未竟的事業，或許在今天這個時代，或許在未來的時代，也有那么一個或一群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這條路線上的同道者，來替他完成與補充。

以下是《告讀者》中的一些摘要，大家可以憑此系統性地了解阿爾都塞的理論計劃以及他對于將要來到的革命所進行的預言與宣告。

• 1. 這本小書是一套著作的第一卷，而這套著作本該包括兩卷。第一卷探討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第二卷要探討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階級斗爭。
• 2. 這部著作必須探討（1）生產力的再生產；和（2）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由此得出第一卷著作的標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剝削、壓迫、意識形態）
• 3. 既然我本來完全可以從探討生產方式的第二章開始，為什么卻又要從討論哲學的第一章開始呢？這是出于非常重要的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原因，關于它們，我們將在第二卷的結尾處談到，在那里我們將能夠對以下問題作出答復：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它的獨創性在什么地方？為什么它是革命的武器？
• 4. 如果不通過第一卷（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和第二卷（階級斗爭）兜一個大圈子的話，我們就無法回答“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由什么構成”這個問題。
• 5. 既然一切哲學的本義就是在理論中代表一定階級的立場，那么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本義就是在理論中代表無產階級的立場。
• 6. 在第二卷中我們將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不僅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發展、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列寧）（只有這種分析才使得馬克思主義科學成為可能）的發展必不可少，而且對階級斗爭的政治實踐同樣必不可少。
• 7. 我們將在第二卷的結尾處，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觀的革命性，并確定它在政治實踐和科學實踐中的作用。到那時大家就會懂得哲學為什么的確是革命的武器，以及哲學如何成為革命的武器了。
• 8. 如果沒有我們的哲學的直接干預，僅憑對構成某種生產方式的統一體（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體）的簡單分析，我們絕對無法在那些科學問題上看得一清二楚，從而也就絕對無法推進我們的認識。
• 9. 時機已到，因為我們必須進行總結，并且我們也能夠進行總結了……當我們想到馬克思從巴黎公社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中、從對公社失敗原因的分析中所獲得的啟發；當我們想起列寧從1905年革命時期人民群眾對蘇維埃的發明中、從那次“總演習”的失敗中所獲得的所有啟發，我們就不得不自問：我們呢？從史無前例的全部經驗中，從那些挫折、失敗，從當前“我們所擁有的”勝利中，從我們所置身其中的危機中，我們將獲得什么呢？這種非凡的經驗能漠視哲學嗎？相反，難道它不應該為由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所傳播的革命哲學照亮道路，提供養料，并使之充實起來嗎？
• 10.我們同時也認為，是時候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進行總結了……是時候了，因為對我們來說，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全部革命力量（或賦予它這種力量），使其能夠行使作為革命的武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功能，包括在我們所置身其中的危機中行使上述功能，已經刻不容緩，因為我們所置身其中的這個危機不應該掩蓋另一個重要得多的危機。我們不要在這里犯錯誤。只要意識到帝國主義所陷入的這場史無前例的危機，就足以從中得出它無法殘存的結論。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和它的受害者已經扼住了它的咽喉，人民已經對它發起了進攻……只要注意到不可抵抗的人民斗爭的洪流，就足以得出結論：在或遠或近的期限內，經過一切可能的曲折，革命已然提上議事日程。一百年之后，甚至或許五十年之后，世界的面貌將為之一變：革命將在全球占上風。因此，給那些走向共產主義的人（他們的數量越來越多），特別是給那些來自工廠、農村和學校里的年輕人提供各種工具，讓他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階級斗爭的經驗來武裝自己，已經刻不容緩。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就是那些工具中的一種，因為它是一種革命的哲學：它是唯一革命的哲學。
• 11. 如果馬克思不先在哲學上采取無產階級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那么他所創立的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就不會存在。
• 12. 要明白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為什么是革命的哲學，就必須明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與它之前的哲學區別開來的東西是什么。而為了能作出這種區分，就必須首先知道通常所說的哲學是什么。
• 13.如果不先兜一個非常大的圈子，也就是說，如果不先闡述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歷史唯物主義是它的一般理論）的根本成果，我們就無法回答第二個問題：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
• 14.事實上，與所有哲學家（其中包括不少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自發想法相反，“什么是哲學”這個問題并不隸屬于哲學，甚至不隸屬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如果它隸屬于哲學，那就意味著是由哲學本身來給哲學下定義……哲學從根本上一直是唯心主義的
• 15. 我要把話說在前頭，預先告訴讀者，鄭重地告訴他們，我說采用的敘述順序雖然會帶來很大的不便，但任何其他不同的敘述順序都無法與之相比。事實上，這個第一卷打算先探討上層建筑（國家和各種國家機器）發揮生產關系再生產功能的模式，然而，如果不引入階級斗爭，就無法討論國家、法和意識形態。看上去，似乎理所當然應該考慮相反的敘述順序，在討論國家、法和意識形態之前先討論階級斗爭，但這第二種敘述順序同樣會碰上相反的困難：事實上，如果不先討論國家、法和意識形態，就不可能討論階級和階級斗爭。這樣一來，我們就陷入了一個循環，因為必須同時討論所有的東西。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現實中，我們所要探討的東西是整體運轉的，它們雖然以一種非常明確的方式整個地相互依賴，卻對自己的復雜運行和彼此間的區別完全不在意。但為了理解它們，我們必須對其進行區分，并且尤其要以我們所選定的敘述順序對它們作出解釋。
• 16.從某一個時刻開始（在我們的分析中，這個時刻很靠前），階級斗爭會以一系列后果的形式不斷出現。離開階級斗爭的現實，離開它在我們的分析對象之外（然而又在其中）的存在，那些后果是難以理解的……由于階級斗爭在其現實中造成的后果，遠遠超出了我們在第一卷所分析的對象中將要遇到的階級斗爭的后果，所以明確上述問題就更為重要。
• 17. 為了忠于我們的計劃，我們將不得不深入到一些往往很復雜的解釋中去，它們要求讀者有持久的注意力。這件事不取決于我們，因為我們在解釋上的困境，與哲學、法、法的諸機器，以及意識形態等事物性質的客觀復雜性有關。
• 18.最后，我們請讀者實事求是地對待這本書，不要向它要求（對我們來說）不可能的東西。它只是一次嘗試，是一項研究的開始。盡管它不是即興之作，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但它顯然無法避免任何研究都可能會具有的不足、粗糙，當然還有錯誤。我們請求讀者對冒著上述風險的人有所寬容，但同時我們也請求最嚴厲的批評幫助，當然，前提是它必須是真正的批評，也就是說，非常嚴肅的有根有據的批評，而不單單是沒有理由的判斷。

三. 結語：我們呢？

《論再生產》第一版手稿大約完成于1969年3—4月，作者在本書的《告讀者》一章中寫道，“一百年之后，甚至或許五十年之后，世界的面貌將為之一變：革命將在全球占上風。”阿爾都塞所預言的“五十年之后”，掐指算來，即2019年，意料之中而又出乎意料地，一語成讖。歷史似乎總在借著某些人的口說著它想要傳達給我們的信息。想想從魔幻開始的那一年到現在，整整3年半，世界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止息的跡象，似乎還將要在未來給我們制造更大的“驚濤駭浪”。我們每個人都身處其中，且不可能置身事外。曾經的我們，都很單純，是真的很單純，然而巨變之后，我想大家都會開始嚴肅地思考一些問題，比如我是誰？誰是我們？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個巨變的時代？我們能主動做些什么，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點？

《論再生產》這部作品似乎屬于另一個時代，它是為未來的那個時代，那個“革命將在全球占上風”的時代，所寫的。

在當今這個時代，資本主義漸漸迎來了其由于自身結構機制而無法避免的衰敗和消亡，正如由于自身龐大的身軀而無法避免地撞向冰山而最終沉沒的泰坦尼克號一樣。而越是接近滅亡，就越是瘋狂；越是瘋狂，就越是接近滅亡。

所以，對于作為無產階級一員的我們來說，斗爭將是激烈和慘烈的。不僅是肉身需要武裝起來，頭腦更需要理論的武裝，運用理論工具進行階級斗爭實踐確實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刻。屬于我們的那一波浪潮，似乎已經來到了。

讓我們打個共鳴的響指，遙遠的事物將被震碎。

《論再生產》中文版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