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滅亡這么大動靜，為何找不到蹤跡？考古并不支持商湯武力滅夏

自古改朝換代無外乎兩種途徑：第一種是暴力推翻，第二種則是和平讓渡。其中尤以第一種方式最為徹底和慘烈，并能直觀地在考古發現中呈現。

夏朝之前的堯舜時代雖被儒家渲染為禪讓制的圣王時期，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堯的都邑平陽（晉南陶寺遺址），在公元前20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遭遇了大規模的武力侵襲，王陵和貴族墓葬普遍被毀，宮殿區發現了大量散亂的人骨，還有一具下體被插入牛角的完整女性尸骨。

從破壞者能精準找到王陵所在地，只破壞墓葬卻不帶走價值連城的隨葬品來看，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政治報復，也就是斷絕上一個政權的祭祀，從心理上讓敵方徹底臣服。

絕祀行為可以說在我國歷史上十分普遍和常見。周滅商時也曾有組織地開展了“以絕殷祀”的行動，周軍在殷商王陵區和貴族墓葬區大肆盜掘墳墓、焚燒建筑。因此，在殷墟考古發現的諸多商王墓葬，都無一例外地發現了周初大規模破壞的痕跡。

所以，類似牧野之戰這種王朝興替的軍事決戰雖然不能在考古發現中直接呈現，但都邑的毀壞、王族墓葬的被掘，還是能讓幾千年后的我們從考古發掘中窺見改朝換代時的血腥與暴力。

那么夏朝的情況又如何呢？

根據史書的記載，夏朝的建立和滅亡，也同樣是暴力革命的結果。“禹死，將傳天下于益。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有扈氏不服，啟伐之。”

商湯在滅夏時，首先剪除了韋、顧、昆吾三個夏朝外圍據點，之后調集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與夏桀戰于郕、再戰于鳴條，《墨子》還特別提到了商湯攻打夏都的情形“帝（商湯）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

在夏桀敗亡后，商湯還下令“一勿遺（一個不留）”，并意圖“遷夏社（把夏都中象征王權的祭社遷走）”，以此來告訴天下自己成為了新的天下之主。這種做法后來在周滅商時同樣被拿來效仿。

關于夏朝滅亡的記載，出自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史官筆下，既有源自殷商后裔所作的《商頌》，也有來自魏國的《竹書紀年》、未經秦末戰火的楚簡《清華簡》，還有墨家的著作《墨子》，這也就意味著商湯武力推翻夏朝統治，有著真實的歷史背景。

不過，考古發現卻并不支持商湯武力滅夏的記載。

我們首先來看夏商鼎革的時間點。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商分界的時間點定在了公元前1600年左右，這主要是基于兩點考古認識：

一是河南偃師一帶分別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商城遺址，二者在文化面貌上不具有直接繼承性，前者是典型的二里頭文化中心居邑，而后者則是河北下七垣文化和少量山東岳石文化以及二里頭文化影響所形成的考古學遺存。

我們都知道，不同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創造者必然是屬于不同勢力的族群，二里頭文化的族群主體屬于夏族群已基本是考古專家的共識，其碳十四測定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

而偃師商城是商族為主體創造的，這個也沒有任何爭議。根據北京大學AMS測年法得出的偃師商城早期宮殿和宮城始建年代結論，其建設時間不早于公元前1606年。

此外，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劉皓芳博士的研究也顯示，二里頭遺址出土人骨與偃師商城古人群母系遺傳（mtDNA）關系較遠。

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商城相距只有6公里，在前一個王朝都城近在咫尺的地方，存在一個敵對勢力（或者叫非本族勢力）的城邑，合理的解釋就是改朝換代，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偃師商城宮城的建設時間作為了夏商分界時間。

二是二里頭遺址自身所呈現出的由盛到衰的景象。得益于碳十四測年技術的進步，二里頭文化按照陶器、禮器和大型建筑的變化，可以相對精準地劃分為四期，分別是：

一期（前1750年-前1680年）、二期（前1680年-前1610年）、三期（前1610年-前1560年）、四期（前1560年-前1520年）。

從宏觀視角來看，二里頭文化在一期時面積為100萬平方米，從二期開始規模逐漸擴大到了300萬平方米，但到了二里崗早商文化時期，二里頭遺址規模極速縮減到了30萬平方米。

二里頭文化從二期到三期階段是興盛期，這一時期，以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二里頭文化大規模向外輻射，二里頭所出土的典型器物在整個河南、晉南，甚至長江流域都有發現，但這些地區的典型器物卻極少在二里頭遺址出土，說明是二里頭單向對外傳播的結果，佐證了當時的二里頭的確是當時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但到了二里頭文化三期、四期階段時，二里頭文化對周邊的文化輻射停止，反而是冀南豫北下七垣文化的典型器物鬲、山東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紅陶篦紋深腹罐大量出現在二里頭遺址當中。說明此時的二里頭遺址已經喪失了對中原腹地的主導權，有大量商、夷文化因素涌入。

再從微觀視角來看，二里頭文化二期到三期階段，新建了東西并列、由多重院落組成的大型宮殿建筑、1000平方米的綠松石器作坊和大量貴族墓葬，奠定了中國最早的“井”字形王都布局，處處呈現的都是王朝都城景象。

而到了二里頭文化三期、四期階段時，大型宮室建筑D3、D5遭到廢棄，原本的宮城之內出現了大批普通居民文化遺存，這跟此前宮殿區的獨占性、排他性、神圣性形成了鮮明對比，說明此時的二里頭遺址已經從王都淪落為一般性城邑。

所以，公元前1600年左右，也就是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時，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層面，二里頭的地位都呈現出衰落的跡象，與夏商鼎革歷史事件吻合。

不過，這種吻合卻并沒有任何軍事暴力的跡象。

首先，二里頭遺址從一期到四期，考古始終沒有發現任何遭遇外部勢力暴力侵襲的痕跡，不僅沒有類似陶寺、殷墟那種王陵被盜掘的情形，也沒有發現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婦女受辱的場景。被廢棄的大型宮室建筑D3、D5，原因是D6建筑擴建而導致的自然更迭。

其次，二里頭遺址在偃師商城興建以后，城內人口進一步增加，服務于貴族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龍形器作坊仍在大量生產，且生產的青銅器具越發精良。

第三，二里頭對中原腹地主導權的喪失，經歷了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并非是偃師商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某一年，二里頭就立刻失去了對中原腹地的控制。

就在偃師商城建設的同期，商族又在鄭州一帶建設了規模數倍于偃師商城的鄭州商城。而直到鄭州商城建成以后，原本在二里頭文化三期時興建的夏王朝東部軍事防御聚落新鄭望京樓、滎陽大師姑城才開始仿造鄭州商城的布局進行改造和重建，成為了二里崗商文化的聚落。

但即使是二里頭遺址徹底喪失對中原腹地的控制權后，也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夏王朝統治的徹底終結。因為就在夏朝的另一個直轄地—晉南，依然存在著與二里頭文化存在直接關聯的東下馮文化。

據考古工作者考證，商王朝在通過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完成對整個河南的控制后，又在晉南地區新建了垣曲商城和東下馮商城。

不過，晉南地區的基層聚落中罕見二里崗早商文化的遺物，這說明，商朝對晉南地區的原夏朝聚落并沒有直接控制和改造，而是通過建設軍事據點進行包圍監視。

顯然，商朝對夏朝統治的全面取代，以偃師商城的新建為起始，以東下馮商城完成對晉南的掌控為結束，前后經歷了至少十數年至數十年之久。

所以，單從考古發現角度來看，沒有任何證據能支持商湯通過暴力手段推翻夏朝。事實上，二里頭遺址也并未發現大量作戰用的青銅兵器，已發掘的銅兵器不過30來件，而且主要是只有幾厘米長的銅箭頭，出土器物多數屬于酒器和禮儀用具。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難道商湯滅夏是和平演變？

其中一個原因，是重大政治事件并不能在考古發現中有直接反映，而且考古學文化的變遷要比王朝更迭滯后的多。假設商湯在公元前1600年攻占了夏都，那么夏都都邑功能的喪失和文化面貌轉向早商風格，可能要在碳十四測定的公元前1580后甚至更晚的遺存中才能體現出來。

但是，二里頭遺址沒有任何“暴力”的跡象，也是不爭的事實，史書中關于夏商決戰地“鳴條”的地理方位記載，也并不在伊洛平原一帶，反而指向了晉南安邑。

這表明，商滅夏，是先占據了河南，而后才北上占領晉南，從而據有了夏朝全部故地。

同時考古發現顯示，鄭州商城為代表的早商文化，是由下七垣文化漳河類型直接發展而來，其路徑為濮陽南下，經滑縣、長垣、杞縣、鹿邑，繼而西向進入中原腹地。

這一早商文化的傳播路徑，恰恰印證了上述結論。結合二里頭一帶未發現暴力跡象的考古共識，商湯在攻占中原腹地時，發生的戰斗僅局限于豫東的葛國、鄭州一帶的韋國、滎陽一帶的顧國、新鄭境內的昆吾國這些外圍忠于夏朝的諸侯據點，而與夏桀本族軍事力量并未有直接對抗。

可能的推測是，夏桀在得知外圍諸侯被掃清后，沿崇山西北太行山南麓通道逃亡晉南，故而，商湯對于二里頭都邑王畿才沒有采取主動全面占據的方式，而是就近營建偃師商城用于監視數量龐大的夏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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