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湖曾有一座陶公亭

按：《南京史志》2022年第4期刊載拙文《玄武湖曾有一座陶公亭》。此文初稿《》曾在本公眾號推送過，本次發表時，對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和補充。

玄武湖曾有一座陶公亭

陸暉

玄武湖畔曾有一座地標建筑，它先后有過陶公亭、張端二公祠、陶然亭等多個名字，現有的資料對其的介紹只有寥寥數語，且說法不一，以致這座曾經很出名的景觀變得面貌模糊、鮮為人知。

一、徐紹禎建陶公亭

1908年12月，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向清廷提交申請，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得到批準后，端方在南京進行了一系列籌備活動，除了在丁家橋建設場館，還在臨近這一帶的明城墻上新開一座城門，并修筑長堤，以便參觀者前進入玄武湖游玩。此為玄武湖成為近代公園之開端。

△托忒克·端方，字午橋，號陶齋，滿洲正白旗人。

同一時期，端方的同僚兼好友、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禎也在玄武湖大興土木。徐紹禎非常喜愛玄武湖的環境，在梁洲（當時稱老洲）置地結茅，建造一座復園作為住所。在復園旁邊，徐紹禎還建有兩處建筑：一為湖山攬勝樓（即覽勝樓），后來成為徐紹禎邀請文士名流雅集之處；另一個就是陶公亭。

△徐紹禎，清軍第九鎮統制，1911年率部起義，響應辛亥革命。

△記載徐紹禎建覽勝樓、陶公亭事跡的《金陵后湖志》（又名《后湖事跡匯錄》），該書宣統元年（1910年）初版由徐紹禎寫序。

陶公亭原是打算作為端方等官員游湖時憩息娛樂的場所，可是還沒等完全建好，端方于1909年7月接到調任直隸的上諭，這亭子就成為地方人士感念卸任官員“遺愛去思”的紀念建筑。因端方號陶齋，故命名為“陶公亭”。由于端方與這座建筑有著密切關聯，有些史料將陶公亭建造者直接寫為端方，其實并不準確。

端方曾畫過一幅自畫像《陶公亭雪夜評碑圖》，描繪自己在陶公亭內鑒賞《天發神讖碑》精拓本的情景，還邀請著名文人陳三立、鄭孝胥為這幅畫題詩。據此推測，端方在陶公亭還沒完全建好前曾來游玩過（注：此處存疑。據《鄭孝胥日記》，端方邀鄭為畫題詩的時間在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1907年1月）。若此圖確屬寫實，則該亭始建時間比《金陵后湖志》所載的“宣統元年”至少要早三年）。

端方離開南京后，運氣就走了下坡，擔任直隸總督沒多久，便被參劾在慈禧出殯期間有不敬行為，丟了官職。這一來，建造陶公亭的進展也就不緊不慢地拖著，直到1910年4月才在地方人士催促下匆匆完工。

1910年6月，南洋勸業會在南京舉行。當時發行的導覽讀物《南洋勸業會游記》（商務印書館1910年7月初版）在《游覽須知》中特別介紹了玄武湖邊兩處新建的景點：“近有人構造宏樓曰湖濱覽勝，竹籬旋繞，亭榭錯落，頗饒勝景。樓旁有一陶公亭，為端午橋督兩江時，同官建為紀念之所，亭中有端公油像一大幅，前面為月臺，正對豐潤門，全湖在目。”該書可能是最早介紹陶公亭的導游讀物，其記載陶公亭建造者為端方“同官”，與《金陵后湖志》所記建亭者徐紹禎身份吻合。

一位游客在參觀南洋勸業會之余游覽了玄武湖，在游記中描述了剛建成不久的陶公亭：“繞（湖山攬勝）樓后，循小徑，行至陶公亭。亭為六角式，丹朱漫施，殊失風雅。亭之中空無所有，惟壁間懸一巨像，則端浭陽也。浭陽，字陶齋。斯亭之名，其為浭陽之紀念品歟。亭之正面，適值豐潤門。俯而視，則全湖在目。”（我一《元武湖游記》，載于《小說月報》1910年臨時增刊）

文中的端浭陽，即指端方。直隸豐潤（今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別稱浭陽，為端方的出生地，恰好也是端方的接任者張人駿的老家。故玄武湖史研究者李源認為，豐潤門的命名具有紀念端方、張人駿的雙重寓意。

以上兩段文字，都記載端公亭建成初期只掛了一幅端方油畫人像，但據其他資料，亭中還曾立有一尊端方銅像，辛亥革命以后被移至鎮江焦山松寥閣，1936年蔡元培游覽焦山時還見到過。

1911年11月8日，徐紹禎響應辛亥革命，在南京城外秣陵關率新軍第九鎮起義，后因彈藥缺乏撤至鎮江。玄武湖的復園遂被清軍將領張勛手下士兵焚毀，相鄰的陶公亭亦遭池魚之禍，房屋破壞大半，端方畫像被燒毀。幾乎與此同時，端方的人生也走向結局——11月27日，被清廷重新啟用、派往四川彈壓保路運動的端方，在資州被嘩變的新軍割下頭顱。

△早期的陶公亭

二、民國初年改設六君子祠

中華民國成立后，陶公亭便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六君子祠。1912年8月，《申報》刊登消息《六君子魂歸玄武湖》披露：臨時政府陸軍部前經孫中山先生批準，將玄武湖陶公亭改成專門祭祀為推斷滿清而犧牲的楊卓林、鄭先聲、熊成基、吳樾、楊守仁、陳天華六位烈士的場所，軍務司已派工對破壞不堪的陶公亭進行了修繕。

△1912年8月18日《申報》新聞

1913年左右，有篇《游玄武湖記》（載于《中外新游記》，商務印書館印行）記錄了“六君子祠”情況：“（湖心）亭之旁有西式屋巍然矗立，為陶公亭。亭為八角式，白堊紅磚，與嵐色湖光互相輝映。湖山蒼翠，不假修飾，本具韶秀，然而西子淡抹，太真微醺，小小點綴，亦未始不為湖山生色也。亭亦為端氏所建，以絕好湖光，強生名士生涯，著此點污，亦一憾也。亭凡兩級，下級現為務農小學校校舍，上級為六烈士祠，吳樾、熊成基諸君子俱在焉。試一登覽，全湖在望。”

這時的陶公亭，上層奉祀六位烈士，下層作為小學的教室。該務農小學系由教育家馬君武于1912年創辦，可惜開辦不到兩年，南京就發生了癸丑（1913年）之役，學校被迫停辦，再也沒有恢復。

△教育家馬君武

關于“六君子祠”，還有另一種說法。據《金陵名勝寫生集（第一編）》（周玲蓀繪，1925年商務印書館印行）中《玄武湖》介紹文字，六君子祠內奉祀的是戊戌六君子。不過該書出版時距民國元年已隔十多年，而《游玄武湖記》寫作時間較近，內容也與同時期《申報》報道互證，故判斷《金陵名勝寫生集》的這處信息可能有誤。

六君子祠僅存在了四年，情況又發生了變化。

三、北洋時期再改張端二公祠

在滿清官員中，端方算是比較另類的，他熱心辦學、提倡實業，在擔任兩江總督期間做了很多實事，尤其是籌辦南洋勸業會，對促進中國近代化進程發揮了積極作用。另外，端方還是一個著名的金石鑒賞家，有旗人才子之譽，在文人圈里很有人緣。因此即使到了民國，依然有不少人還在懷念他。

1916年10月，經民國副總統兼江蘇督軍馮國璋、江蘇省長齊耀琳批準，將陶公亭改為張端二公祠，合祀晚清時期擔任過兩江總督的張之洞、端方二人，并命名為“陶然亭”。亭內“陶然亭”匾額上有題跋，記述了這座建筑從陶公亭演變為陶然亭的經過：“清端忠愍公督兩江時，同官擬別建俱樂部，公旋調北洋，因改為陶公亭，立銅像。辛亥國變，像移焦山松寥閣。茲以張文襄、端忠愍遺愛在民，詳請副總統馮、省長齊立案，張端二公專祠并命名陶然亭。民國五年十月高增秩題記。”（引自《京鎮蘇錫游覽指南》，上海禹域出版社1932年出版）

寫題記的高增秩，字幼農，曾是端方幕僚，民國后擔任過江蘇省煙酒公賣局局長、江蘇省長公署咨議等職。1915年10月，端方銅像由南京運往鎮江焦山，就是由高增秩一路護送的。

△陶然亭舊影，門楣上可辨認“張端二公祠”五個字。

四、陶行知等創辦昆明小學

1920年夏秋之際，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王伯秋、教務主任陶行知（當時還叫陶知行）先后對玄武湖地區平民教育情況進行調查，發現該區域學齡兒童有八十余人，卻只有兩所私塾，僅能收納三十余名學生，大部分兒童處于失學狀態，便萌生在此辦學的念頭。他們的想法得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郭秉文、暨南學校校長柯成楙的支持（其時兩校附小有合并之議），兩校決定共同創辦一所鄉村小學，因玄武湖古稱昆明池，故命名昆明學校。

△玄武湖昆明學校的創辦者之一陶知行（后來改名陶行知）

1920年11月，陶行知、郭秉文等四人以昆明學校校董名義向代理江蘇督軍齊燮元提交申請，借用張端二公祠場地作為校舍。一個月后得到齊燮元批復：張端二公祠本由私人捐建，督軍署只負代管之責，每月還要向看守人支付報酬，現在“事關培植人才，應準通融借用，以資進行而利教育”。

1921年3月17日，玄武湖昆明學校在張端二公祠舉行開校典禮，齊燮元還派代表前來表示祝賀。開學不久，因南高師、暨南二校附小合并未果，該學校改由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改組并入東南大學）教育科自辦，副課教員由教育科學生兼任。除了兒童教育，學校也開展社會教育、婦女教育活動，開辦過成人夜校。

△昆明小學上課的情形（1923年）

△昆明小學學生放學途中（1923年）

△昆明學校平面圖（1924年）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同年6月，直屬南京市政府的玄武湖管理局成立，專事湖產管理征收。與此同時，昆明學校也被南京市教育局接收，改為市立小學。1928年2月，玄武湖管理局與昆明小學因陶然亭房屋使用權發生糾紛，經南京市政會議討論，由南京市教育局與玄武湖管理局“妥商辦理”。

此后，玄武湖管理局對年久失修、破敗不堪的陶然亭予以修葺，修筑了平臺欄桿，將辦公處設于此處。1928年9月，南京市長劉紀文下令，將玄武湖內五洲以世界五大洲命名（陶然亭所在的老洲改稱美洲），玄武湖改名五洲公園。同年12月10日，玄武湖管理局改組為南京特別市公園管理處，負責管理全市公園，陶然亭就成為公園管理處下屬機構——玄武湖五洲公園辦事處所在地。

△玄武湖五洲公園辦事處（《首都公園半月刊》1929 年 第1卷第1期）

而據1933年南京市政府秘書處編印的《新南京》記載，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昆明小學（當時稱市立昆明義務小學）辦學地點依然在陶然亭。

五、抗戰勝利后陶然亭變為餐廳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陶然亭是玄武湖的地標景觀之一，常在各種雜志插圖中出現。1930年4月，南京市長劉紀文在玄武湖陶然亭接待來寧參觀訪問的德國視察團一行，并合影留念。

△劉紀文與德國實業視察團在陶然亭前合影（《首都市政公報》1930年第58期）

1935年，為紀念長城抗戰中犧牲的陸軍第十七軍將士，十七軍軍長徐庭瑤在玄武湖公園梁洲（注：這時五洲公園已改名玄武湖公園，美洲改稱梁洲）籌建陸軍十七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俗稱四方碑亭，1937年7月完工。陶然亭位于紀念碑西側，成為它的配景。

△碑亭建成前的陶然亭（《建筑月刊》1936 年 第4卷第5期）

△四方碑亭與陶然亭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攻占南京期間，玄武湖遭到嚴重破壞。據抗戰勝利后的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報告，“玄武湖公園之辦公處大樓以及職工宿舍、園警駐所等房屋，均大部毀壞”。南京淪陷后，陶然亭似乎銷聲匿跡了。

1938年出版的日文影集《全支那名勝寫真貼》里倒是出現了一張帶有陶然亭背景的玄武湖風景照，可惜圖冊是用來粉飾“和平”的，還出現了在南京保衛戰期間被毀的夫子廟魁星亭，這張照片應拍攝于南京淪陷之前。

△《全支那名勝寫真貼》中的玄武湖風景照，可見陶然亭遠景。

1944年，德國攝影師海達來到南京。在她拍攝的照片中有大量的玄武湖風景，但蹊蹺的是取景地點大多在環洲或靠近紫金山一側，竟然沒有一張梁洲的照片，只有一兩張玄武湖遠景，隱隱約約露出一點梁洲的影子。

抗戰勝利后，陶然亭才重現江湖。1947年出版的《南京游覽手冊——玄武湖》（社會部南京服務處編輯發行）終于提到了它：“陶公亭，初祀陶齋尚書，后易為陶然，合張文襄公而祀之，今已頹廢，幾無遺跡可尋，今光明餐廳建屋經營於此。”

原來，陶然亭在抗戰期間嚴重毀壞，甚至“幾無遺跡可尋”，抗戰勝利后進行了重建或修繕，搖身一變成了“光明餐廳”。據周錦泉的游記《后湖泛舟》（載于《旅行天地》1949年第1卷第3期），這座餐廳生意還很不錯，“營業鼎盛”。

六、陶然亭的消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玄武湖的陶然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存在著。據部分親歷人回憶，建國初期陶然亭仍是餐廳，公私合營后餐廳職工全部轉入白苑食堂，陶然亭則成為食堂倉庫。1953年以后，梁洲在陶然亭南側修建了大、小兩個溜冰場，陶然亭一度成為溜冰場的附屬建筑，是游客購票、取旱冰鞋的地方。

1956年，日本攝影家名取洋之助應邀來華訪問，回國后出版了反映新中國江浙滬地區風貌的攝影畫冊《江南》。在其中一幅南京玄武湖溜冰場照片上，歡快的人流背后赫然矗立著一幢帶有西式風格的二層建筑，這可能是出版物上出現的最后一幅陶然亭影像。

△日本攝影師名取洋之助拍攝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玄武湖溜冰場，背景為陶然亭。

1964年，南京市科技協會與玄武湖公園管理處在梁洲聯合籌建的南京市天文館正式對外開放，這個天文館即設在陶然亭，游客可在此觀看紫金山天文臺提供的天文科普幻燈片。

據玄武湖公園退休職工周貴生回憶，1965年的一個早晨，他發現玄武湖梁洲的十七軍抗戰紀念碑已在一夜之間被拆毀，與其相鄰的陶然亭也一同變為廢墟。后來，陶然亭原址處建了一座花壇，“陶然亭”的名字一度被用來命名梁洲玄武廳南側假山上的另一座五角小亭（今已不存），而作為歷史建筑的陶然亭則永遠消失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玄武湖公園進行了一系列改建、擴建。據同濟大學建筑系于1983年前后測繪的玄武湖平面圖顯示，此時原陶然亭位置處已無建筑，只留下一塊八角形的地坪，隱隱還能看出昔日陶公亭的印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玄武湖梁洲平面圖（《公園規劃與建筑圖集》同濟大學建筑系園林教研室編，中國建筑出版社1986年出版）

陶然亭南側兩塊溜冰場，也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先后改成了碰碰車、卡丁車游樂場，那塊八角形地坪已不存，現為一塊草坪。據玄武湖工作人員回憶，2020年他們在此施工時，還挖到過地下的基礎。2021年初，玄武湖公園在梁洲陶然亭原址附近安放了一尊玄武銅雕，這塊區域有了一個新的名字——玄武文化廣場。

△陶然亭原址就在玄武銅雕與四面牌坊之間的草坪上。（張小軍拍攝）

覺得不錯，請幫轉發或點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