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鄧稼先因病與世長辭，臨終前留下四字遺言，讓人淚目

1986年7月29日，中國核武器研制開拓者和奠基者、"兩彈元勛“鄧稼先因直腸癌導致大出血而不幸與世長辭。

最后一年的鄧稼先幾乎每天都是在劇烈的疼痛中度過的，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鄧稼先依然不忘核事業的發展。

在病床上，他強忍劇痛寫成了一份給中央的關于我國核武器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建議書，這是為中國領導人作最后決策提供的重要參考材料。

這份建議書至今仍屬機密。

在他臨去世前12天，他依然表示要頑強地和病痛作斗爭，爭取在日康復，為科研事業再立新功。

可是，至此以后，鄧稼先的病情不斷惡化。

臨終前，他留下來四字遺言，更是讓人淚目。

1985年7月中旬，鄧稼先回京開會，趁這個空檔，他去了301醫院檢查身體。

在這之前，鄧稼先深受解大便的困擾，他本以為去醫院檢查一下，拿點潤腸藥就可以了，沒想到這一去，問題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得多。

初步檢查之后，醫生直接建議住院。

其實他所在的九院在近幾年一直都有組織職工體檢，但鄧稼先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因為大伙兒體檢時，他不是到羅布泊去了就是到其他基地去了。

有時一個月從一端到另一端穿行國土兩趟，忙得喘不過氣來，哪兒還顧得上體檢。

其實在體檢結果出來之前，他一直擔心過去曾經的一些病狀會惡化，但結果出來之后，發現這些病狀并沒有太大問題，反而是他不在意的部位出了問題。

鄧稼先不想住院，因為這次本身就是在會議間隙抽出了一點時間來做檢查的，還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他去做。

但是醫生的態度絲毫沒有商量的余地，當然從醫生的語氣當中鄧稼先也明白了他這次生病的嚴重性。

1985年7月30日，鄧稼先住進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解放軍總醫院，組織上為他安排了一間高級病房。

鄧稼先住院六天后，確切的結果出來了：直腸癌晚期。

四天后，他開始接受第一次大手術，切除癌變部位。

手術很成功，但病理結果卻十分不理想：癌癥屬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結及周圍組織轉移。預后不良。

核輻射和癌細胞兩下夾攻，鄧稼先的病不好辦。

手術后，醫生在鄧稼先下腹部的左側做了一個人造肛門。

對此，鄧稼先很不喜歡，但他毫無辦法，這是他為了自己所熱愛的事業在生命最后階段的妥協之舉。

手術后不久的鄧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靜臥，但他不安心，有好幾個掛在心上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因此病房成了他的辦公室，有時同事們來探望他，這里都不像一個病房，而是一個小型的會議室。

醫生護士都不讓他工作，他就把要來了大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的雜志以及資料和剪報，藏在病房的壁柜里，以免被醫生護士發現。

1985年秋冬，單位進行黨員登記，這時他剛做完大手術才兩個月。

組織上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特意告訴他，文件不用學習了，填表可以讓別的同志代筆。

鄧稼先不同意。

過去，在基地工作最緊張的時候，他還要親自去參加黨的基本知識的考試。

黨內的各種活動，他從來都是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認真參加的，即使在當選為第十二屆黨中央委員以后也是如此。

他從司機老任同志處借了一套文件，從頭認真讀了一遍之后，在1985年11月1日親自填寫了黨員登記表。

他的整黨收獲，寫了一千多字，真實地寫出了自己對黨和祖國的事業忠貞不渝的感情。

九院黨委的同志們收到這份登記表后，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說：“要都像老鄧這樣，哪里還用得著整黨？”

手術完鄧稼先又做了一段時間的化療，但化療之后，效果并不是多好，因為他的白血球數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須中斷治療。

這時候，醫生同意鄧稼先回家休養兩三個月。

他知道讓他回家的原因，估計自己的生命期限大概只有幾個月了。

這時，他的腦子反而更加清醒有條理起來。他要搶時間，把幾件必須做的事情盡快做完。

鄧稼先作為中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和開拓者，最關心的就是這一事業的發展。

他請于敏同志來，談關于我國核武器發展的設想，要和于敏等人一塊研究起草一份給中央的建議書。

鄧稼先感到核武器同別的尖端科學一樣，世界各大國都在全力以赴地向前迅跑。

他抓住回家養病的機會，集中全力來干這件事。

同時，他也關心著九院的工作。

1986年初快過春節的時候，他約一位來北京開會的同志到家里談工作。

這位同志下了公共汽車，發現鄧稼先從另一個車門也下來了。

他剛從城里的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回來。

晚期癌癥患者，身上掛著一個引流瓶，作為二機部九院院長、62歲的老人、中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開拓者，從哪一方面說，他都可以要一輛車出去。

可他居然從公共汽車上擠下來了。

對于這一點，有很多人并不很理解他。

他是為了帶頭樹立廉潔風氣嗎？抑或是自我約束過了頭？

這些猜測也有對的地方，但不完全對！

他要一輛汽車出門是極容易的。

但他多次掛著引流瓶去擠公共汽車時往往是不假思索的，他喜歡隨著習慣走。

多年來，他嚴格要求自己，不特殊，已經養成習慣。

所以，當情況已經完全改變之后，他的這一習慣仍然頑強地起作用。

一次在“零時”前夜，他忘了吃飯，炊事員給他做了一碗鮮湯，他還要問一聲“大家都有嗎？”然后才肯喝。

有一回，妻子生病住院，他探視回家遇上大雨。他寧可淋雨擠公共汽車，也不肯要車，他覺得這是私事。

即使是公事，回北京工作的一段時間，他也總是要買一張汽車月票。他去擠公共汽車心里總覺得踏實。

他有些做法，顯得嚴過了頭，使別人認為他對自己太過分了。

但是人生有些事情，往往就是這樣地無法改變。

這是他那與生俱來的個性使然。

他不愿意引人注意，而愿意永遠在大眾之中，這樣他才自在，他很怕出風頭。

許多核武器的重大理論性和探索性工作，他不僅在研究中做出重要貢獻，而且常常是把關和最后拍板的人；他親自執筆寫過很多方案，但他總是不署名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他連必須出頭露面的時候都躲躲閃閃。

一位老司機師傅說：老鄧剛當院長的時候，主持大會講話還臉紅呢！

這是他的性格，這種性格使他在和群眾打成一片時用不著費什么力氣，更用不著做作，很自然地就做到了。有些事情，在一般人看來是過了頭，在他來講，是本色的自然外露。

遺憾的是，事業讓給他享受生活樂趣的時間太少啦。

不久之后，他再度住院，并于1986年3月29日又做了一次小手術取活體檢查組織，因為癌細胞轉移明顯加快了。

鄧稼先預感到生命給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他不只一次地對許鹿希說：“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書和那一本書。”

建議書，就是對我國未來核武器發展方向的建議。

而一本書，就是他幾十年來忙里偷閑才寫了幾萬字還遠遠沒有寫完的，關于原子核理論工具的群論方面的書。

在病房里，他與時間賽跑，他翻著堆在床頭桌上的兩尺多高的書籍和資料，想到了什么問題就馬上就給九院領導打電話，談工作，定方案。

他和同志們反復商討，并由鄧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聯合署名寫成了一份給中央的關于我國核武器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建議書。

這是為中國領導人作最后決策提供的重要參考材料。

寫建議書時他開始做化療，向血管內點滴藥水，一次治療要好幾個小時，他只能躺著或靠坐著，邊做治療邊看材料。

這份建議書，至今仍屬機密。

建議書寫完了，兩個心愿，他完成了一個，而寫書的計劃不得不擱淺，因為他的身體越來越弱了。

1986年5月16日，鄧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術，清掃癌瘤侵犯的部位，以減少疼痛和延緩病程發展速度。

但是，醫生在手術臺上見到癌組織已侵及手術刀達不到的要害之處了。

手術以后，他感到自己的身體越來越虛弱。

但他的心思依然在原子能事業上，他開始思索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問題。

做完手術后，姐姐家的孩子小捷來照顧他，在二人的聊天中，鄧稼先說：“小捷，這次我出院后不能再做原來的工作了，但是我有好多事情要干，這些工作都是很有意義的。我想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它能直接造福于人類呀。你知道嗎，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工作既有意義，又有意思。”

他舉例說：“1979年用原子能照后的一棵菊花，第二年6月24號就提前開花了”。

小捷玩笑地說：“看來，孕婦輻照一下，五個月孩子就出生了。”

鄧稼先大笑。

鄧稼先知道，同樣多的物質，原子能要比化學能大幾百萬倍甚至一千萬倍以上，一公升海水中的氛聚變后產生的能量相當于300公升汽油。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廣闊前景是難以估量的。

鄧稼先又說：“另外，你知道不，楊振寧在規范場方面的造詣非常之深，是他一生在物理學領域的最高成就，它比起‘宇稱不守恒’來，對物理學的貢獻還要基本，意義還要深遠。如果不是因為已經得了一次諾貝爾獎的話，憑著規范場的成就，楊振寧完全可以再得一次諾貝爾獎。我對規范場也很感興趣，結合我們的事業需要，我還想把規范場論的書寫出來，我已經寫過一點我自己思考的東西，給別的同志看過，他們還挺贊賞呢！說實話，我還想搞計算機。我還很喜歡自由電子激光，能搞成連續可調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他一口氣說了那么多的計劃，仍然雄心勃勃，心氣很高，根本不像一個身患絕癥的人。 第二次手術以后，他疼痛得越來越厲害，痛起來像用殺豬刀捅一樣。

每次大痛，他便汗流不止，但他從來不叫嚷，最多只是哼幾聲。

小捷在病床旁邊，每到這種時刻，便不知所措。

他只有靠說話來打岔，以求為鄧稼先減輕痛苦。

后期，鄧稼先很少談工作了。

他的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下床走幾步就是一身大汗，因此日夜都有人陪護他，照顧他。

一天晚上，李醫生陪床，因為白天太累，所以晚間睡得很死。

半夜過后，一個很重的聲音把李醫生驚醒了。

他翻身爬起來，看見鄧稼先摔倒在地上，李醫生這時急得忘掉彼此的身份，他怒斥了鄧稼先：“你為什么不叫我，為什么？”

這嚴厲的責怪中包含著多么深切的關心啊！

他認為鄧稼先太過分了，沒有必要在這種時候還去考慮別人，還去照顧一個健康年輕人的休息，這是一種無謂的損失，簡直是可氣。

他厲聲說：“你知道我來這里是做什么的嗎？”

鄧稼先一聲不吭，后來，用略帶求情的口氣說：“我看你睡得太香了，我覺得自己還可以做這點事。”

鄧稼先的病情在一天一天地加重。

國家太需要這樣的人才了，但是所有的人都無能為力。

1986年7月15日，萬里代總理到醫院看望鄧稼先的時候，告訴他國務院決定將全國勞動模范稱號授予他，這是七五計劃期間的第一個全國勞模。

兩天后，李鵬副總理來到病房授予他全國勞模的獎章和證書。

面對榮譽，鄧稼先說：“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過做了一部分應該做的工作，只能做一個代表而已。”

他只是一個代表，但是，他是一個十分杰出的代表。

1986年7月20日鄧稼先去世前9天，他的女兒鄧志典從美國回來了，父女相見，抱頭痛哭。

這段時間，是鄧稼先最美好的時間，他們父女回憶往事，品味生活，場面非常溫馨。

但這種溫馨的畫面持續的時間太短了。

五天之后，鄧稼先病重昏迷，病房中那樣親切的談話聲消失了。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終因全身大出血而與世長辭。

他留下遺言：死而無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