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腐敗：清代書吏實際的三把手，狡猾如油，成了清朝最大痼疾

撰文|趙能靜

書吏又叫胥吏或者是書辦，他們雖然沒有具體名位，卻在清代衙門中扮演折非常重要的角色。

當時清朝的一個縣級衙門最多時就有一千多人，中等縣也有七八百人，小縣也有一二百人。書吏主要是草擬公牘，按照乾隆的話就是:“今之書吏，即古之府史胥徒也，各部院衙門，皆額設招募，所以檢收檔案，繕寫文書。”除了要寫材料之外的文字工作，還要擔負起其它各種表冊的統計和填報，由此成了衙門中不可或缺的一類人員。

書吏和衙役一樣，他們的報酬被稱為“工時銀”，與官員的俸祿完全不是一回事。從康熙朝開始，地方絕大多數衙門書吏每年大約六兩左右的銀子收入，甚至這點工錢由于平定三藩之亂時也不得不取消，但是盡管沒有錢，書吏們卻熱情不減，成了一個比較有趣的歷史現象。那么書吏們真的是這樣熱愛勞動，不思報酬嗎？當然不是，都要養家糊口，雖然名義上沒有薪水可拿，但是實際收入卻并不低，由于出入衙門在百姓眼里是“官家”，所以被人高看幾眼。“一為官府之人，一為田野之民，既非同類，自不相顧。”因此他們不但近水樓臺先得月，而且還能享受減免賦稅的權益，干的好的還能利用好這種“官家”身份，直接牟取暴利。因此，書吏所能插手的事情越來越多，加之一旦官老爺升遷，自己也會水漲船高。雍正時期，許多身份督撫衙門的書吏將“業務”分為內外兩班 內班總管案件，外班傳遞消息，互相勾結，朋比為奸。

書吏不但能索要陋規，還能當官員的家，比如督撫衙門的書吏更是神氣，里面的本房、稿房、掌案、書辦這些職務，所有文武官員的升降甚至刑名錢谷的事情 都是書吏這些人定例呈稿，繕寫承發，督撫官員只是簡單看一看，多數都是按照書吏擬定的簽發，因此，書吏所掌握的權力時相當大的，甚至影響著整個地方的行政走向。

雍正登基的不久就緊急頒發了11道專門針對書吏問題的諭旨，痛斥書吏的弊端，下令嚴查幕僚書吏，打擊“賄賂饋贈”，“朋比因循”之風。

康熙末年由于秉持“政寬事省”、“無為而治”，各級官僚大多作威作福，把政務交給師爺和書吏處理，因此各衙門的書吏“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夾私誣罔，賄賂行文”嚴重的地方，書吏們竟然敢盜取、改易、焚毀檔案， “舞文弄法，招搖撞騙，包攬詞訟，侵欺錢糧……平民畏其本官庇護，不敢控告”。康熙末年時期，負責漕運坐糧廳的小小書吏，利用文書的權力勒索，十年就貪污了10萬兩銀子。戶部堂司書吏有百余人，接受辦草豆商人的“饋送”，幾年間便得到70萬兩銀子。

雍正對書吏的貪腐問題看得相當透徹指出，官衙中的書吏“一塵不染者僅一、二人而已”。

清朝資深師爺出身的汪輝祖曾說：“吏無祿入，他們都是因循繼承各種官場陋習以為生計”，書吏不但索要陋規，常常替督撫做主，這些衙門都設有本房、稿房、掌案、書辦等職，所有文武官員的升降，以及刑名、錢谷兩位權重最大的師爺也要靠這些人查找定例，因此這些里面見不得光的事情非常之多。

因此，書吏的口碑越來越差，地方百姓更是認為他們是“城狐社鼠”，甚至比一些官員的危害更大，也因此大小籍貫的文書處理和檔案報關均掌握在書手里。正如清宮檔案記載：“今之書吏，即古之府史胥徒也。各衙門均欲招募，所以檢收檔案，繕寫文書。”為此也就不難怪雍正感嘆“從來胥吏之患，有關吏治”了。

雍正根據多年來掌握的情況說:州縣官能夠制服書吏者“不可多得”，這已是“ 錮弊相仍, 朕知之甚悉。”為此,他“ 諭令總督立即嚴查”，要求直隸督撫衙門派出要員“ 徹底清查”函。最后,還要說一點,即雍正帝把官衙書吏的使用納入人事回避的范疇。官員與書吏的關系總是十分密切的,許多書吏甚至成為其主官的謀主智囊,官員的貪讀瞞欺,幾乎都有書吏插手其間。因此,雍正強調官員的地域回避、社會關系(包括血親、姻親、師生、官幕等)回避的同時,自然也注意到書吏的回避問題。

雍正明令禁止與主官有血緣關系的人充任書吏,要求各省文武官員每年應匯奏書吏的姓名、出身、人品事跡,以備查驗, 并規定凡入幕五年的書吏必須更換。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書吏的作用，因為從根子上來講，官府衙門就是由這些人組成，如果沒了這些人，整個衙門的日常運行都接近停滯，所以雍正之后，這種現象未能得到有效改變，相反是愈演愈烈。嘉慶時期的書吏問題更為嚴重，以至于惹得嘉慶多次批示進行整頓也未能見效，這些書吏如同蒼蠅一般圍繞在衙門周圍混吃混喝外，攫取了大量的灰色權利，因此惹得成了大清難以根治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