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傳染病：現代科學一步步地勝利

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沖突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除了表面上的軍事沖突外，其實還暗含了更多我們肉眼看不見的隱患——傳染病。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道，沖突開始后，烏克蘭對于新冠的檢測也隨之停止，再加上較低的疫苗接種率（某些地區只有20%的疫苗接種率）和戰爭時期群眾在掩體的群聚、士兵在軍隊中的聚集，不管是哪一方都有極高的新冠患病風險。

沖突開始的二月底，正是烏克蘭當地奧密克戎變異株爆發的時期 | 圖源：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再加上當地本身就存在的小兒麻痹癥、結核病、艾滋病等傳染病的風險，戰爭的爆發對平民和士兵的健康、醫療衛生機構的運營都會帶來嚴重影響。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這樣的事情從上千年前就屢屢發生，人類在戰爭傳染病上吃過的苦頭已經夠多了，也應該要吃夠了。

傳染病造成國家，甚至民族的毀滅

在圣經《啟示錄》中就預言了造成世界毀滅的天啟四騎士：瘟疫、戰爭、饑荒和死亡。可見早在兩千年前，人們就開始將瘟疫和戰爭，這兩件往往同時發生的事聯系在一起。

《啟示錄》預言中世界末日的天啟四騎士，雖然是宗教，但也能反映人們對災難的認識

| 圖源：俄國畫家維克托·瓦斯涅佐夫

最早關于戰爭傳染病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30年，雅典和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正當雅典軍隊勝券在握時，雅典城突然爆發了一場大瘟疫，造成全雅典人口的25%，大約75000到100000人死亡，史稱雅典瘟疫（Plague of Athens）。

追溯其根源，是一支來自非洲埃塞爾比亞的援軍攜帶了病原體，并將它們一路帶到了利比亞、埃及、波斯和雅典。根據歷史學家對這場瘟疫的描述，現代生物學家推測可能是天花、傷寒或者病毒出血熱（類似埃博拉病的癥狀），但具體如何已經難以考證。

也正是這場戰爭中的傳染病，使得雅典這座“西方文明的搖籃”從此一蹶不振。

...the catastrophe was so overwhelming that men, not knowing what would happen next to them, became indifferent to every rule of religion or law.

……這場災難（瘟疫）是如此的具有壓倒性，以至于沒有人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也沒有人再去關心宗教或者法律的條文。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沖突開始的二月底，正是烏克蘭當地奧密克戎變異株爆發的時期 | 圖源：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而在遙遠的中國，傳染病同樣伴隨戰爭一起出現。

公元208年，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除了那場我們熟悉的大火之外，傳染病也是造成曹操軍隊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公（曹操）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但僅憑這只言片語的描述，我們也無法得知這一場傳染病的病原來自何處。在此前后的上千年間，中國有傳染病記載的記錄多達826條，其中不少也和大規模戰爭相關。

除此之外，世界上戰爭與傳染病相伴相隨的事件可以說是數不勝數：

• 公元五世紀盛極一時的拜占庭帝國，因為戰爭需要從非洲調糧，引入了老鼠攜帶的鼠疫（黑死病），造成了拜占庭帝國的覆滅；

• 13世紀蒙古帝國的擴張，打通亞歐大陸的同時，也將鼠疫再次帶到了歐洲，完全缺乏衛生系統的中世紀歐洲各國陷入黑死病的恐懼之中，意大利佛羅倫薩在短短六個月內就死亡率就達到了三分之一；

• 16世紀，當歐洲人開拓新大陸達到美洲，與阿茲特克帝國開戰時，也將天花帶入美洲，上千萬從未經歷天花的美洲原住民因此死亡……

13-14世紀歐洲黑死病的爆發

| 圖源：Wikipedia, Roger Zenner

為什么這些古代戰爭往往伴隨著可怕的傳染病傳播？

一方面是戰爭期間大量人員聚集，再加上古代公共衛生條件極為不全面，這就給天花病毒、鼠疫桿菌這些危險的病原微生物提供了絕佳的“溫床”。

另一方面，大規模的人員流動，會將不同地區的病原體帶到新的人群之中，換句話說就是把病原體帶到新的“溫床”里，比如16世紀天花進入美洲，或者北方的曹操軍隊進入南方出現“大疫”，亦或者是我們后面要提到的1918年大流感。

這場戰爭傳染病的出現，造就了現代醫學

要說到戰爭，最著名的莫過于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不僅造成了成千上萬人的死亡，也給世界帶來了最動蕩的幾年。這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簡稱“一戰”）的發生，在醫學史和微生物學史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在一戰前，微生物學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就發現了微生物與疾病的關系：前者闡明了微生物的存在，并開發了各種針對病原微生物的疫苗；后者則提出了診斷微生物疾病的科赫法則，并深入研究了結核桿菌和霍亂弧菌。

微生物學的奠基人路易斯·巴斯德（左）和羅伯特·科赫（右）| 圖源：Wikipedia

到了20世紀初，微生物學的理論剛剛開始被醫學界接受：醫生們逐漸意識到這種肉眼不可見的細菌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傳染疾病，并開始使用疫苗對傳染病進行預防，也知道一些有限的藥物知識——奎寧可以治療瘧疾、砷可以治療梅毒等等。

這時，剛剛冒出頭來的現代醫學就匆忙面臨了它最嚴峻的考驗：第一次世界大戰。

上萬人的大軍團作戰跨國跨洲作戰，加上公共衛生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情況和我們剛剛提到的古代戰爭傳染病爆發的因素基本一樣。但是現代醫學最終交出了還算及格的答卷。

1917年戰壕中的士兵正在接種疫苗，可能是傷寒疫苗

| 圖源：The Doctor in War

首先是過去曾造成大量死亡的沙門氏菌，會隨著糞便、蒼蠅、蟑螂傳播，造成傷寒病。一戰后期軍隊中開始接種傷寒疫苗，并確保干凈的飲用水，使傷寒的患病率快速降低。過去戰爭中每千人就有上百人感染的傷寒病，到了一戰時期平均每千人只有不到一人感染。

其次則是通過蚊蟲傳播的瘧原蟲，會造成致命的瘧疾。軍隊中廣泛、大量地使用奎寧，甚至會要求士兵在長官的監督下服下奎寧粉。再加上對蚊子的控制，瘧疾最終并沒有在一戰中傳播開來。

士兵在軍官監督下每日服用一定劑量的奎寧 | 圖源：Ariel Varges, Imperial War Museum

此外，通過新兵體檢來篩查潛藏的結核病患者，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結核桿菌的傳播；通過牧師的說服減少男性士兵的性行為，也減弱了梅毒、淋病的傳播；快速清理傷口以及抗毒素的使用讓破傷風患病率極低……從各方各面來看，醫生們已經盡力將傳染病的傳播控制到了最低，微生物學的知識也得到了充分地利用。

但是，在大流感面前，當時的現代醫學卻輸得一塌糊涂。

1918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流感疾病在短短三個月蔓延到了歐洲、美洲、亞洲，到了9月份疾病的死亡率驟然升高，年輕人和老年人都大量死亡。

當時的科研人員用盡了已知的分離細菌的方法，都沒辦法遏制這場大流感的傳播 ，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最終，這場大流感帶走了大約5000萬生命，并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悄無聲息地消失了。

為了應對大流感成立的臨時醫院 | 圖源：BBC

幾十年后，人們才知道那是流感病毒導致的傳染病，而時至今日，我們也仍在與這些病毒抗爭。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場戰爭既是人類自己的“內戰”，也是人類對傳染病的一次勇敢的戰斗。

近現代戰爭中傳染病的反思

那到了今天，戰爭和傳染病還會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嗎？

雖然世界性的戰爭結束了，但是人類之間的沖突始終沒有停止，沖突中的人們也仍然在遭受傳染病的威脅：

• 1979年開始的阿富汗內亂中，原本得到控制的惡性瘧原蟲重新開始傳播，造成阿富汗每年都會出現200-300萬例瘧疾患者；

• 剛果共和國不斷發生的沖突戰爭，使得錐蟲病的控制一直得不到穩定，60年代被控制在了1000例左右，但是隨后沖突再次爆發，病例數又到了上萬例；

• 1994年發生的盧旺達大屠殺使得大量難民流離失所，在缺乏基本生活條件和衛生防護的情況下，突然爆發的霍亂和痢疾造成12000多難民死亡；

• 幾年前的敘利亞沖突，則造成了上百萬人居無定所，也讓麻疹、甲型肝炎、脊髓灰質炎、利什曼病等等傳染病趁虛而入，給難民們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2000年在烏干達抗擊埃博拉病毒的衛生工作者

| 圖源：WHO

在今天，我們已經知道怎么應對鼠疫、傷寒、瘧疾；也不同于100年前面對大流感的無知，知道什么是流感病毒，每年還能設計疫苗來預防流感；也學會了使用抗生素來抵抗大多數細菌傳染病……但我們真的就戰勝傳染病了嗎？

微生物的耐藥性使得抗生素不斷失去效力，最早使用的青霉素早就被細菌們淘汰了；艾滋病、結核病、流感、包括這兩年剛剛出現的新冠，我們也仍然沒能完全治愈……

除了進化演變層出不窮的新病原體，這背后的罪魁禍首還有戰爭。

回顧已有的戰爭傳染病研究，發展中國家本就疲于應對各種各樣的傳染病，戰爭的沖突加重了這些國家的負擔，公共衛生系統被打破、病原檢測能力下降、難民的居無定所，這些都是傳染病傳播的原因所在。

延續了上千年的戰爭傳染病，在未來還會繼續嗎？這可能就需要未來的我們來給出答案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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