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白李鴻章，不斷黑曾國藩，是誰吹起這股妖風？

撰文|趙立波

近幾年，有些人博取眼球，制造噱頭，往往會放下操守寫出許多所謂的“翻案文章”，美其名曰標新立異，于是在網上出現了許多為秦檜、李鴻章汪精衛等所謂的翻案文章，由此引發激烈討論，這些完全是搞歷史虛無主義，放棄了基本的歷史是非觀念。研究歷史人物，我們不妨從他的細節入手，回顧一下他的生活上的自律與品德，或許不失為另外一種角度。

李鴻章晚年處處嘴上不離開夸贊曾國藩，什么“我老師怎樣怎樣”，好像這個學生對曾國藩一往情深的崇敬與懷念。其實透過歷史資料來看，李鴻章對自己的老師是說一套做一套，甚至在曾國藩活著的時候頗有與老師在做官位置上一爭高下，這些事其實曾國藩也都知道，晚年與秘書趙烈文說過自己的孤獨，雖然提拔了那么些人，卻“鮮有知己”，說白了就是利益交換而已。一向以知人知面的曾國藩晚年往往陷入反思，大清帝國早已江河日下，所謂“同治中興”無非是并不耀眼的回光返照。

“苦無同志之士，自文忠與江忠烈歿。而同事者鮮能一心。”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等門生故舊大多離他遠去，巨大的孤獨感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仔細算來通過他推薦重用提拔到巡撫位置的已經有幾十位，更遑論一生用人數量。雖然以知人、用人為世稱道，就連罵了他半輩子、妒忌他一生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認“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可是最終的結局在曾國藩看來還不是“苦無同志”、“鮮能一心”。看來他吸引人才的知人之明“啖之以厚利”只是互相利用罷了。早在咸豐八年，他在家書里這樣說：“余昔在軍營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風會，一變前志。”然而暮年的他現在一看，用利益吸引來的人，終究不是知己，不是同道中人。

上海被太平軍圍困在即，求救湘軍，曾國藩為難之際，滬上來人說只要派兵愿出十萬兩銀子后才換取湘軍派兵。對于派誰去，曾國藩很是躊躇，他第一個想到的是自己的弟弟曾國荃，然而此時曾鐵桶只顧圍困天京，無暇他顧。曾國藩又想到第二個人陳世杰，可是陳也因故未能成行。

此時的李鴻章是出走后不久回到曾國藩身邊專注于秘書長職務，當他聽說有這樣的機會時，自己多次“堅請赴申”，曾國藩最終頗不情愿的讓他去了上海。

其實對于委派李鴻章，曾國藩是有著矛盾的，因為此前在自己最為困難的時候李鴻章離他而去，這種破裂后的修復只是表面，內心來講是永遠也無法回到從前的融洽。

再者曾國藩對于李鴻章帶兵打仗一直不很認可，覺得他還是做秘書長職務更為合適，寫寫奏折，給自己出出主意，單飛的話對自己也并無任何好處，認為他早年帶兵打仗“專以浪戰為能”，并毫不客氣地指出：“即閣下早歲在巢縣帶勇，亦等兒戲，難當大敵。”

而李鴻章極力去上海帶兵也有這個原因，一是想徹底離開曾國藩，二是找機會證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就像他年輕時寫的詩一般“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

曾國藩為了顧全大局和畢竟是自己學生的身份來看，他還是默默地為李鴻章布局前程，在給朝廷的的奏折中不遺余力地推薦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實可統帶一軍，馳赴下游，保衛一方。”

因此，在僅僅十七天之后，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曾國藩對李鴻章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后來沒想到在天津的時候李鴻章狠狠地背后給他捅刀子做了一個報答。

二、李鴻章的人品有問題，言不由衷的雙面人，對自己恩師背后下黑手。

曾國藩曾以調侃的口氣說過李鴻章是“拼命做官”，其實看似玩笑實則也表明了曾國藩對他的某種鄙夷。

對于如何與洋人交往，李鴻章還曾請教過曾國藩，曾國藩寫信告訴他：“與洋人交際，……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先疏后親。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常守此而務失。”

在曾國藩轉任直隸總督不久就發生了“天津教案”，后來查明卻系天津民眾誤導，最終釀成傳教士多人被殺，曾國藩經過長期調查后最終決定處決幾人，也就在這個時候，清廷任免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但是李鴻章非要等曾國藩把罪犯處死后再交接工作，這個殺人的惡名留給曾國藩。這件事對于曾國藩的刺激太大了，他蒙受了巨大壓力和委屈，再次被罵為“賣國賊”等等惡名，懸在北京湖廣會館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試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被人砸爛。他本人也多次說此案對外“過柔”，“寸心抱疚”，“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經受這次強烈打擊后，一年半后就在南京病逝。因此，從做學生的角度來看，李鴻章對老師的舉動實在說明了他的人品有相當的問題，在比曾國藩地位還高之后，李鴻章越來越在心底生起許多仇恨，這事曾國藩也早都知道，只是不必說透罷了。

三、李鴻章對清朝軍隊腐敗有著不可推卸的帶頭作用。

光緒元年，同為曾國藩幕僚，時任易州知州的趙烈文就曾指出，當時李鴻章領導下的軍隊極端腐敗，普通兵丁被盤剝嚴重，而他“合肥公專務養尊處優，不為未然之計，而前后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樸勤者退，凡不急之務，如興造土木，捐創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贍家或歸櫬，或引見或刻書，均勒令營中貲助，甚者嬉游宴飲，挾妓娶妾，無不于焉取之。”趙烈文認為，清軍腐敗，戰斗力減弱，李鴻章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趙烈文感嘆軍隊的一些軍官已經不要頭銜，而想要去地方做官，于是就要結交聯絡人脈，辦公薪水僅足日用，不得不設法漁獵，將習巧宦，而士有離心。最后趙烈文感嘆：“當此海疆多事，隱憂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能靜居日記》此后不久便辭職歸鄉。可以說趙烈文看到的是當時李鴻章領導下的軍隊腐敗不堪作戰的實質。

此外大是大非面前，李鴻章的民族氣節與左宗棠完全不可相比。

李鴻章等認為，自從乾隆年間平定西北一百多年以來，每年都要花費數百萬兩餉銀，這是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現在又要竭盡天下的財力去贍養大軍西征，還不如依從英國人提出的條件。

左宗棠力駁李鴻章，他認為：如果丟失西北，則這塊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國勢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鯨吞，中國隨即失去西北邊防的關卡要塞和重鎮，使西北邊防無以屏障，到時中國邊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減，反而會大大增加。從全局來看，不戰而丟西北的后果，對內必將嚴重有損國威，喪失民心；對外也必將助長列強的侵略氣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鴻章的主張乃是誤國，絕不可行。

當時的軍機大臣文祥為左宗棠所說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為宗棠之言深謀遠慮，上承先皇高宗之遺志，下惠子孫萬代，請陛下決策。”于是光緒皇帝和攝政的西太后下詔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副帥，擇機出塞平叛。左宗棠拿著朝廷頒布的任命他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三軍擇機出塞平叛的旨意后，對身邊的人深情的說，我自己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并不是自己還要爭取功名，我決意出征，實在是要為國家社稷考量，許多人聽了這話都非常感慨，難怪大家都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自曾國藩病逝后，大清再除了左宗棠再也找不到其他人來充當“柱國”的重要角色。

而李鴻章則涉嫌出賣大清利益的事情則不勝列舉，看他身后留下的巨額財產便可判斷出他絕非是曾國藩、左宗棠一類的清官。

給李鴻章翻案的第一人是梁啟超，但是他在對于曾國藩評價上還是保持了一定的公正和克制。

梁啟超非常推崇李鴻章，并給他寫了《李鴻章傳》，但是他還是能從一定高度看待沒有曾國藩就沒有李鴻章的結論：“李鴻章之于曾國藩，猶管仲之鮑叔，韓信之蕭何也。不寧唯是，其一生之學行見識事業，無一不由曾國藩提斯之而玉成之。故鴻章實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