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作家”余華：17年來越寫越差，是江郎才盡還是過度商業化？

“國民作家”余華，今年62歲。對于一位重量級作家來說，本該是游刃有余縱橫勃發的壯年。他的文學男神博爾赫斯，出手神作《另一個，同一個》時，正值62歲。但顯然，在這個與歲月叫板的角力態勢中，余華過早地繳械投降，不勝其任矣。

余華的佳作，幾乎全部寫在35歲之前。錢鍾書金句，“早熟的代價是早衰”，余華不幸中標。實話實說，作為當代文壇的前“準大師”，這位民間輿論中“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 的“純文學網紅”，如今傲視同儕的，其實就剩那點“咖位”，或曰“老資格”了。這是一個事實：自2005年炮制出長篇小說《兄弟》之后，在漫長近17年間，余華不甘消沉困獸猶斗出版3套長篇，平均6年橫空出世一部，精神固然可嘉，態度也算矜慎，可也無一不是功敗垂成。后3部長篇于余華，絕非錦上添花，倒似是始終不渝地透支文學信譽。

從《兄弟》到《第七天》再到《文城》，余華口碑一路慘遭滑鐵盧，勸退無數讀者。即便粉絲疑似用愛注水了，可豆瓣評分照樣沒一部能過8.0名家基準線，與《活著》的9.4一對照，可謂大失水準慘慘戚戚，像霜打似的從此蔫了。余華是尷尬的：2006 年3月，《兄弟》上下部面世，首印直接30萬冊，雄心勃勃的風流自賞，迎來的是怨聲載道的差評詆擊；2021年，他興致沖沖炸出《文城》，高自矜許是“譜寫一曲關于命運的荒誕史詩”，可憐換取評論區高贊竟是，“求求你別寫了”。傷哉！

文壇大佬余華，似乎費盡心思要向世人證明：他的文學生命，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可以說，比之同輩同量級的國內同行，諸如莫言、賈平凹、閻連科、王安憶等等，余華是最早顯露才盡跡象與暮年光景的。

實際上，明眼人都可看出，這些年余華之所以聲名不降，兩招馬戰斧：一靠吃老本，不斷再版舊作頂住“過氣”之虞；二靠出圈上鏡插科打諢，以言不及義的段子談資博熱搜。流風所及，最近網上關于余華的報道，都是諸如《金句頻出，作家余華原來是個段子手》之類的口沫八卦，甚至被吹噓為“脫口秀在逃演員”，儼然“棄文從娛”轉型典范。

可是，您說，人送如此一頂娛樂圈尊號，對于一位嚴肅作家來說，到底是殊榮還是丟格？要知道，這類角色擔當，前輩魯迅是嘲弄為“二花臉藝術”的。無可奈何花落去，升沉不過一秋風。文學的淘汰法則，說來也真是無情。扣槃捫燭，我不知道余華真實心情如何，是抓心撓肝還是依舊自我感覺良好，反正作為前粉絲，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失望。

若問，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不成問題的事，何以出在余華身上就惹人疑竇？那是因為，作家余華曾經是如此的輝煌，那種巨大的落差感幾乎判若兩人。“余華”這個名字，本就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一面大招牌啊！“小鎮青年”余華，少年得志，在35歲之前，他就憑借著一批實驗性中短篇及《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三部長篇，躋身一線+頂流的高位，限風光盡占。

那時的余華，優哉游哉倚馬可待，月月都有中短篇，兩三年就是一部長篇，且一出手就是經典，人稱“文壇小王子”。整個1990年代，余華都是呼聲最高的“諾貝爾文學獎”種子選手。那時，路遙陳忠實王安憶賈平凹這些同行們，敢夢寐以求的無非就是一個茅盾文學獎，跑道都不在一個線上。1998年，當《活著》斬獲意大利文學最高獎“卡佛文學獎”之際，莫言還掙扎著要為報社影視部寫劇本謀生呢！

問題在于，自此以后的近20年間，余華似乎徹底佛系躺倒了，幾乎一蹶不振。隨筆集兩三本還偶有可觀，本行的小說則清一色落花流水，凄涼不可聞。按前些年《文學自由談》雜志的評論，“一時之間，評論家們對這位昔日“先鋒”領頭羊，居然寫出如此不可思議的作品，痛心疾首扼腕不已”。對于質疑，余華是極其惱火的，與評論圈的關系也鬧得很僵。在2015年的一篇隨筆中，他還不忘悻悻然還以重拳：《兄弟》之后，”我經受了寫作生涯里最為猛烈的嘲諷”，“文學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狹隘為榮”.......顯然，他不自認為也是該寫一本“退步集”的人選。

近17年來，何以“越寫越差”，是“余郎才盡”了呢，還是“過度迎合商業”導致難以為繼？可以放言，這些疑慮捋不清，既無法品藻其是非得失，更無法理解余華。

下圖：故鄉海鹽

說來好玩又不可思議，后來的余華，之所以屢戰屢敗，一大原因在于他壓根不適合“大長篇”。說到底，他是中短篇的大才，但一過20萬字就得注水。如此強矯，怎能不鎩羽而歸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余華此前的所有“神作”，規模上其實都是中短篇。《十八歲出門遠行》 、《世事如煙》 、《現實一種》、《我膽小如鼠》就不多談了，均為中短篇小說集。那充為“長篇小說”的前三部“封神作”，深究也是“中篇”。《活著》10萬字，《許三觀賣血記》15萬字，《在細雨中呼喊》16萬字，按普遍標準，大體都是“中篇”范疇，或是所謂的“長中篇”，而非真正的“長篇”。

余華的殺手锏是什么？在于筆法干脆、文字簡潔、聚焦主題于變態與荒誕，結構不拖泥帶水，整體殺伐果決堪稱圣手。也就是說，他的優勝處在截斷式“打點”，而非宏大敘事的“鋪面”，是“工筆畫”而非“大寫意”的。他的本色當行，注定適合中短篇。但世間的所有“特長”，反過來看就是“偏科”，所以既讓他脫穎而出，也限制著他走上金光大道。具體到余華，是一過20萬字就繃不住。人的才情，本不以字數論優劣，魯迅、孫犁、汪曾祺都是一流作手，照樣寫不好長篇。這幾位大佬的情況是類似的。

怎奈，中國現當代作家，都有一個魂牽夢繞的“長篇小說情結”；而且似乎落下一個“共識”，中短篇寫得再多再好，都低人一等似的，是小道營生。當年，大嘴巴王朔嘲笑魯迅，就直接批點，“我堅持認為，一個正經作家，光寫短篇總怪可疑的，說起來不心虛還要有戳得住的長篇小說”。有此情結與理念，勢必刺激著當代中國作家都“一窩蜂”地去寫長篇。陳忠實就終身看不破，總想著百年之后得有一“大部頭”墊枕頭才能瞑目。路遙自黑《人生》是“小玩意”。

圖：陳忠實

余華也是情結特重。且他過度自信，似乎意識不到揚長避短之理。可隨后的《兄弟》《第七天》《文城》三部，都充分暴露了在他長篇上的劣勢。汪曾祺說，“結構，這是一個長篇最緊要的部分，而且簡直是小說的全部”，可余華長篇首先“結構”就不過關。《兄弟》諸作，幾乎清一色地在后半部分情節完全失控，那是因為長篇重在處理人生社會錯綜復雜的關系 ，余華這“中短篇大王”處置起來極其吃力，焉能不敗。一位讀者看完《第七天》后評論，“前半段眼淚一把一把的，后半段就像在看《故事會》”，不正道明了這個秘密么？

李敬澤說，“余華終究還是暴露了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軟肋，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善于處理復雜的人類經驗的作家，他的力量在于純粹”，是知者之言。還是汪曾祺告誡的，“生活只有那么一點，又要拉得很長，其結果只有一途，就是瞎編”。可憐余華始終沒有自知之明，在一片狼藉之后，他還自我表揚說，“現在十多年過去了，我越來越清楚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他還自以為得計。

圖：出演賈樟柯電影

真的，世間最厲害的催眠，是自負自戀。他竟還說，《兄弟》是他“迄今為止最好的小說”，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如此，夫復何言？

后期的余華，之所以如此廢弛疲敝，還有一個隱秘的原因，似乎大家都不愿挑明。那就是“商業化”寫作帶來的庸俗迎合，致使水準直線下降。

圖：被嘲笑“高考落榜生”指導名校高考

翻開余華近些年的“活動史”，并不難體察到，功成名就之后的他，寫作心態早已悄然改換，“嚴肅作家”早已不“嚴肅”，“純文學作家”更是早已不“純”，迎合商業化的趨向愈來愈明顯。給高中生輔導作文打廣告啦，配合某流量明星去信作秀啦，都是作家中少見的商業化操作。他這種心態，既不甘寂寞又端著架子，既半抱琵琶半遮面又一心想分杯羹的仿徨心緒，很大程度上導致《兄弟》之后的作品，所蘊含的價值，也更多的是炒作上的，而非文學本身的。

表面上，《兄弟》《第七天》等，平均6年才出一部，比之張煒賈平凹王安憶們一年百萬字噴涌，可謂節操滿滿，煞費苦心。可問題在于，判斷一部作品是否“商業化”，不在“待機時間”長短，而在內膽如何，還有“變現”的方式與途徑。作家韓石山就說，判斷文學作品好壞，方法簡單到只有一條，就是看它是憋出來的還是流出來的，憋出來的肯定不會出好文章好小說。最可惜，《兄弟》之后的余華，不管“精英文學”的姿態再足，都掩飾不了那種急功近利的寫作實質。

圖：1993，“最好的余華時代”

不是高冷的余華變得庸俗了，而是過去“高冷”才吃香，如今“迎合”才有市場。余華沒有變，一直都是那個余華，是社會變了，讀者變了，他與時俱進，只是欠缺成功而已。余華為啥寫作，難道為了“文學理想”？只怕從來不是。剛揚名時，就有記者問他，“為何寫作？”他如實回答，“不想做牙醫，想睡懶覺，想不上班，寫小說稿費還歸自己”。近日，他還有一個更加直露的觀點，讓他再度出圈，“我當年努力寫小說，就是為了過上一種不被鬧鐘吵醒的生活”。這些話，當然可以理解為自嘲，但也是真實的心聲。

為了掙更多的錢，為了更多的自由，余華立志寫作，棄醫從文。而且，即便在早期，余華的急于求成也是有目共睹的。據說，余華最擅長的是模仿，用現在的流行話就是“文本再生”，只是他確實是真正的“再生”，很高明，絕非剿襲，與木心不同。早有評論家指出，為了突出，“在余華的寫作生涯中，古今中外許多大作家的作品，都被其仿制過”。山寨是沖刺的硬道理。

圖：與海鹽文化館的同事們

學者胡河清說，余華的《鮮血梅花》“在情節上不過是對魯迅的《鑄劍》的一次簡單地仿造“；唐小林說，“出版商們飆捧為“比《活著》更絕望，比《兄弟》更荒誕”的長篇小說《第七天》，在寫作手法上不過是對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小說的“克隆”.......“考據”種種，都說明了余華又聰明絕頂又操之過急的務實心態。王安憶說“越是有特點的語言，越容易模仿”，行家之言。正因為如此，也正因為長篇無法“模仿”，成敗因素也埋伏此間了。

2000年之后的余華，是深諳炒作之道的。那些長篇在預想之初，或許就為了“大賣”。讀者不難品察，《兄弟》諸作，實質上已更像是通俗小說，“先鋒”蕩然無存，而且還寫得不夠高明。豆瓣讀者說，“高中時讀《活著》很受震撼，如今讀《文成》《兄弟》卻覺得乏味，不知作者是受自身價值觀限制還是有意取悅外界，總有一種拿苦難當賣點，拿低俗當深刻的矯情感”，旁觀者洞若觀火。這些長篇，成也商業化，一印就是50萬冊以上，“純文學”比“寫真集”都火了，不可思議，盆滿缽滿；當然，敗也商業化，“文學理想”從此丟盔棄甲。

5年牙醫拔掉1萬顆牙

說余華商業化，并非指責，而是道出一個事實，他本人也是有證詞的。前幾年，某公開場合，談及為何寫作時，余華開腔就石破天驚：“我不為故事好看而編故事，而是為書好賣而編故事.......我這個李光頭的原型有經濟頭腦，預測事物非常準確.......我想百萬進賬已經不是問題了”,那番自鳴得意兼喜形于色之狀，呈堂證供無疑了。這也就能解答，“那個曾寫過《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后來也會寫出《兄弟》《文城》的余華，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作家，他的寫作理想究竟是什么”？懂得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17年來的余華，何以總是“叫座不叫好”。

《兄弟》以來，余華每一部作品，委實都稱得上“炒作學”的經典范例，這個判斷關心文學者都當能默會于心。用文學的標準，去要求日后熱衷于商業寫作的余華，本身就是騎驢找馬的。唯一可以寬解的是，過度商業化，過度庸俗化迎合，在今日絕非余華個人的問題。吾國很多作家都承認，自己是啥都不會，啥都搞不好，才迫不得已拿起筆來的。讀圣賢書所為何事，顏如玉千鐘粟，道理彰然。文人為啥偏得固窮？寫作怎么就不能商業化了？我慣說風涼話，此刻卻無言以對。只想到一句應對：隨行就市的時值，文學史是不會認賬的。

文學，首先是用來謀生的，情有可原；而當代作家，又確實太把寫作當終南捷徑使了。余華在“降尊紆貴”，可其他同行也未見提升啊，這是一個集體困境。

事實上，盡管前面唾沫滔滔不絕，由外到內（即環境與心態）雙重夾擊去分析余華的退步，但我也明白這都不是核心點。

作家余華節節敗退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更為簡單粗暴的：即一位作家，尤其是小說家，幾乎都有其創作的黃金期與爆發點，不大可能“芝麻開花節節高”，這算一個文學通例。有大器晚成厚積薄發的例外，但極少。所謂“庾信文章老更成”，真“老更成”的古今都沒幾位。“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這是作家群體的共同哀感。余華概莫能外。

可以換句話說，《活著》過后，余華就已達到頂峰，日后無法再難逾越自身的極限。一個作家，倘若起點太高，后面怎么爬涉都是下坡路，努力沒用，痛苦萬分也白搭。這也是有大量前輩先例的：肖洛霍夫30歲之前寫了《靜靜的頓河》，其后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等就大不如前；曹禺《雷雨》之后，心血殆盡寫《北京人》與《日出》，結果如何？巴金則在《家》之后，再未有同等分量的文字問世。

張愛玲被譽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何其天才，才華何其驚人奪目？但她移居美國之后，同樣漫長的17年間，也僅寫了兩本長篇，還是“文本再生”于自己的舊作：《怨女》是《金鎖記》的改寫，《半生緣》是對《十八春》的改編。她的創作實際早就停滯了，后半生的靈感來源都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時代。余華與張愛玲，“天才”殊途同歸。

實際上，這是一個創作力持久性的問題。說余華17年來越寫越差，其實并不客觀。畢竟近20年都過去了，余華不會是過去的自己，大概也不希望是過去的自己，突圍失敗也是個概率問題，更無法證明他此后就無法自我超越了，話不能說太早太絕對。人無百日好，花無百日紅，花開花落人散人聚，天地大道自然之理。余華的問題，只是更為突出罷了：35歲過后的他，就過早地衰退了！當然，緊接著還有一個更深層的追問：這種望秋先零未老先衰的異常，是否本可避免或推緩？我們喜歡文壇佳話，但更需要文壇真話。

當然，余華是嘲笑不得的。任何一個作家，此生能有一部作品可傳世，就已足夠。余華即便從此金盆洗手封筆遠遁，那也是當代文學史“封神榜”上前幾號的人物。有一則逸聞足以詮釋余華的價值：據說，許子東曾問他，“《活著》的版稅到底有多少”？他不肯說數字。隨后，他斬釘截鐵地說道，“我靠《活著》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