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鄧穎超向侄女周秉德交代遺囑：我臨死時，千萬不要搶救

前言

周秉德和鄧穎超

1976年1月7日，周恩來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對醫護人員說：“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們……”

周恩來一生都在為別人著想，即使生命的最后時刻，也不愿加重有關同志和醫療人員的負擔。鄧穎超和周恩伉儷情深51年，兩個人的想法是一致的。

周秉德是周恩來弟弟周恩壽的大女兒。由于周恩壽子女多，薪水少。周恩來為了減輕弟弟一家的負擔，一直把周秉德養在身邊。

鄧穎超曾說：“秉德與我們的感情最深。”鄧穎超和周恩來舍己為人的精神，讓周秉德感受很深。

鄧穎超向周秉德交代后事

周恩來逝世后，鄧穎超開始考慮自己的后事。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沒有子女，如果遇到突發情況，沒有提前安排好一切，必定會給組織上添麻煩，這是鄧穎超不愿意看到的。她要在生前向親友和工作人員作出交代。

鄧穎超首先考慮的是骨灰，新中國剛剛成立時，她和周恩來就達成共識，要把骨灰撒到祖國的大好河山、水土里去。

周恩來和鄧穎超

1976年1月18日，周恩來追悼會剛剛過去三天，鄧穎超就把侄女周秉德叫到跟前，說：“我和你伯伯想得很簡單，我們只是想，人死了，骨灰也沒有用，是廢物，要把它撒到土地上做肥料，它又有了新的生命，這就是物質不滅，生生不息。”

這時，鄧穎超只有72歲，還在重要工作崗位上發揮余熱，關注著國家的命運，關注著社會的發展，遠遠沒到考慮身后事的時候。

周秉德靜靜地聽著鄧穎超的囑咐，內心深切地覺得這是一次壯舉。這項壯舉，伯父周恩來先完成了，伯母鄧穎超緊隨其后。

1982年，鄧穎超把周秉德叫到中南海游泳池，向她交代具體的遺囑。還沒交代遺囑前，鄧穎超回憶起過去的種種，講述了很多往事。這一件件往事，都是鄧穎超、周恩來勤儉為公，無私奉獻的證明……

1980年冬，周秉德去西花廳看望鄧穎超

鄧穎超說，自己從來沒有拿過一分錢，她和周恩來的錢，都是秘書、衛士們管，三人小組管理。周恩來去世時，留下不到5000元錢，全都交了黨費。其他干部去世，都有六個月的撫恤金，鄧穎超一分錢也沒要。

過去，鄧穎超和周恩來對親戚們的幫助，不是因為親屬關系而是以一個共產黨員對國家、對社會應盡的一份責任來管的。

周恩來不管錢，也不把金錢看得那么重要。只是需要時，會問問何遣、成元功他們：“我現在有多少錢？”

一次，周恩來和陳毅自費請《霓虹燈下的哨兵》劇組吃飯。那個月，他只剩下兩毛六分錢。一入場他就宣布：“今天請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已經沒錢了。”

請客這件事，是鄧穎超對侄女在發牢騷。周秉德聽完這一席話，說：“這太難得了，七媽在我面前發牢騷。我看該發就發，不要悶在心里。我不怕聽牢騷。”

周秉德說得幽默輕松，可是心里卻在流淚。伯父伯母無私的精神，讓她心里有一些辛酸和苦澀，又深深地敬佩。

1974年，周秉德和弟弟去看望鄧穎超

那一天晚些時候，鄧穎超鄭重其事地對周秉德說：“我得向你交代幾件事，現在得向你說清楚，我已經寫了遺囑，已向組織上和趙煒交代了。”

鄧穎超的

接著，鄧穎超說：

第一，我死了，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也不發消息。就把我的遺囑公布一下，說明我這個人已經不存在了，就行了。我的骨灰，不保留，去丟到海里，去肥田。遺體如果對醫務部門有作用就先解剖。第二，我死后，我原來的文件、書刊以及衣物的處理，也已寫了交代。

“第三，這一點，我總是說，趙煒（鄧穎超秘書）最近才接受下來，但還是不敢做，我說我給你寫下來，交給你。就是我得了重病。當臨死時，千萬不要搶救。”

1988年8月19日下午，鄧穎超又把周秉德叫回西花廳后客廳，當著秘書趙煒和高振普的面，讓她看自己在1984年改寫的遺囑。然后，十分嚴肅地對三個人說：

在遺囑中我委托了五個人料理我的后事，今天你們就占了三個人。我要求你們支持我，幫助我實現我的遺囑的內容。希望在我死后，你們再幫我這一次忙，能幫我實現遺囑，我就感激不盡了。

周秉德感受到沉甸甸的信任，把伯母的每一句話牢牢記在心里。這番話使她萌發出了千般感慨，萬般思索。她明白，鄧穎超是想求一個干凈，生前鞠躬盡瘁，死后不留麻煩。

鄧穎超病重，專家們違背其心愿積極搶救

1982年，鄧穎超患上肺炎，還引發高燒，好幾天都不退，嚴重困擾她的還有植物神經失調，讓她沒有辦法得到足夠的睡眠。

關于病情，鄧穎超對周秉德說：“這個病就像蛇一樣纏著我，我擺脫不了它，我只有忍受，可就沒有辦法，它常常要發作起來。發作時我常常想到過去為革命而死難的同志，以及受到敵人嚴刑拷打的同志。想到他們，我還有什么受不了的嗎？”

鄧穎超的一字一句，都落在周秉德心里，她心疼伯母，為她難過，為她哀傷。鄧穎超生病的情形讓周秉德想起7年前的一樁往事......

那是1975年6月15日，周恩來從醫院回家，鄧穎超給周秉德打了一個電話：“秉德，今天你在做什么？伯伯今天回來，你們又可以和伯伯見面了。”

周秉德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她上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是5月20日，距離現在，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伯伯能回家，說明病情有了明顯的緩解，以后還有很多機會再見面。

于是，周秉德對鄧穎超說了實話：“人驊（周秉德丈夫）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同學來了，我得給他們做飯，下次再去吧。”

鄧穎超回答：“那好，你通知下小咪和秉華，他們上次沒有見到。”周秉德說：“好，我一定通知他們。”

那一次是周恩來漫漫人生中最后一次回西花廳，可是，周秉德沒有去看望他。自那之后，周恩來長期住在醫院里。為了讓他能夠專心致志地養病，中央下達通知，不許親屬探視。

就這樣，周秉德失去了見周恩來最后一面的機會，她每每想起這件事都痛徹心扉，后悔時光不能倒流。

周秉德（左一女孩）告別周恩來

所以，1976年以后，周秉德只要有空就回去看望鄧穎超，她不想讓歷史重演。只要鄧穎超打電話，不管多忙，周秉德都會第一時間出現在她的面前，做一個晚輩所能做的一切。

得知鄧穎超生病的消息，周秉德提出去中南海探望，卻遭到鄧穎超拒絕。她說：“我不是不想你來，是我實在沒有精力見你們。在所有親戚中，你算來得最多的。我和你伯伯的習慣是生病住院就不要互相看望，又費精力，又相互傳染。”

鄧穎超辦什么事都怕麻煩別人，這一點周秉德很清楚，但她還是忍不住說：“七媽，看望病人，特別是住院的病人是人之常情，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關心。”

從那以后，周秉德只要不出差，工作不忙，每個月都回去西花廳，看望鄧穎超，陪她說說話，聊聊天。

1990年，周秉德（右一）和親友們去看望鄧穎超

1991年，鄧穎超肺炎越來越嚴重，緊急住進了北京醫院。沒入院前，她每天吃不下東西，身體日漸衰弱。入院后，鄧穎超覺得自己時間不多了，用微弱的聲音對醫生說：“不要搶救了。”

然而，沒有一個領導和醫護人員敢滿足她的請求。鄧穎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為國家作出突出貢獻的功勛人士，每個人對她都有深深的敬仰，這份敬重和愛戴，不允許他們怠慢她的生命。

再者，對于醫護人員來說，哪怕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位生命垂危的平民百姓，他們也不會眼睜睜看著她死去。

醫術人員的職責，是延續鄧穎超的生命，哪怕只有短短的幾個月。當時，吳蔚然是鄧穎超的主治醫生，他負責制定鄧穎超的治療方案，他提出：“為鄧大姐造一個胃，即在胃上打一個孔，這樣可能延續一到兩年以上的生命。”這個治療方法，得到中央領導的一致認可。

周秉德作為鄧穎超的親屬，這件事輪不到她做主。因為這一時刻，鄧穎超的身份不是自己的伯母，而是對國家有極大功績的偉大女性。

鄧穎超生病期間

8月1日下午，鄧穎超完成了“胃漏”手術，手術過程相當順利，成功為她延續了一年多的生命。

1992年7月1日，鄧穎超再次病入膏肓，醫療專家為她詳細診斷。然而這一次，鄧穎超的病情已經回天乏術。7月11日鄧穎超逝世，她“不準搶救”這一遺囑沒有得到兌現。

但是，這是中央領導們對她的重視和厚愛，是人民對她的愛戴和呵護，大家不忍看到她這么早撒手人寰，想讓她在人世間多停留一些時間。

鄧穎超遺囑執行情況

鄧穎超去世后，中央領導即刻趕到醫院，表達哀思，以及商討治喪事宜，很快作出第一個決定：發出訃告，公布遺囑。訃告最后一句話是：“鄧穎超和周恩來同志一樣，將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趙煒是鄧穎超的秘書，和她關系親厚。生前，鄧穎超對趙煒說：“我反對在家搞吊唁。搞這些是給組織找事，是給你們添麻煩。趙煒，你也該做一點好事，行行好，行不行，別搞成千上萬的人來吊唁，多么麻煩啊！”

趙煒回應：“大姐，你的要求，我一定向中央反映，我不打折扣，我一五一十地向中央報告。他們決定怎么辦，我怎么辦。”

鄧穎超

中央領導研究治喪事宜時，趙煒把鄧穎超生前的囑咐原原本本地告訴相關領導。領導們聽取了趙煒的意見后，作出決定：

(1) 在西花廳設置靈堂，接受群眾吊唁(2) 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允許工作人員和親屬守靈(3) 在我駐日本使館設立靈堂，供日本朋友吊唁，對于來京的日本朋友由對外友協負責接待事宜。

治喪方案制定后，趙煒開始整理鄧穎超的裝扮，她拿出一套六十年代裁制的華達呢黑色西裝，準備給鄧穎超穿上。

其他工作人員看到這件衣服，反對給鄧穎超穿這身衣服：“這件衣服還能穿嗎？都破成這樣了？我們給大姐挑一件好一點的衣服，不好嗎？”

為平息大家的質疑聲，趙煒講述了這件衣服的故事。1976年，鄧穎超為周恩來送行時，穿的就是這件西裝。周恩來葬禮結束后，她把這套西裝交給趙煒：“這套衣服你幫我收好，我走時你給我穿上它，我喜歡。”

趙煒無奈地告訴大家：“其實我也不愿意這樣，但是這件衣服是大姐參加總理追悼會之后特別交代的，而且我也向大姐做了保證，所以我們要按照她的遺愿辦。”大家聽完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再也說不出反對的話。

7月15日，工作人員把中南海西花廳布置成靈堂。大廳正中間擺放著一個屏風，鄧穎超的遺像端端正正地擺在屏風正中間。遺像上的鄧穎超還是和她平時一樣，親切、慈祥。遺像正上方懸掛著一條條幅，條幅上寫著“沉痛悼念鄧穎超同志”。

中央領導們送的花籃、花圈，井然有序地擺在客廳前邊的空地上。兩個體格高挑的禮兵站在遺像兩邊，為鄧穎超站好最后一班崗。

此時的周秉德在醫院為鄧穎超守靈。上午8點20分，中央領導人紛紛趕到醫院和鄧穎超作最后的告別。結束告別儀式，8位戰士抬著鄧穎超的靈柩緩緩走出告別室，送上靈車，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

戰士們抬著鄧穎超靈柩

長安街兩側，群眾們自發站在道路兩側，送別鄧穎超。一位70歲的老人，騎著自行車，風塵仆仆趕到這里，對這靈車深深鞠躬：“大姐啊，人民懷念你啊。”在公主墳路口，幾位姑娘擠在人群中，朝著靈車的方向喊：“鄧奶奶，您永遠活在我們心里。”

而另一邊，八寶山革命公墓早上7點鐘這里已經擠滿了人。大家都想最后一次看一眼鄧穎超的音容笑貌，最后一次對鄧穎超說一些真心話，都想再挽留一次鄧穎超，大家都舍不得這位偉大的女性離開！

全國政協副主席馬文瑞早早就等候在這里，不停地問：“大姐來了沒有，大姐在哪里？”工作人員說：“大姐的靈車9點鐘才能到。”勸他回家，等一會兒再來，馬文瑞執拗不肯，說：“我就在這里等，今天會有很多人，至少會有上千人，路上會堵車，會誤事的。”

八寶山工作人員早就預料到會出現人潮涌動的場面，提前準備了一張冷凍床。天氣這么熱，告別的人那么多，可別熱壞了鄧大姐的身體。

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帶來了藥物，害怕群眾情緒太激動意外。警衛人員早早就站上自己的崗位，他們要保護鄧穎超最后的安全。工作人員說：“大姐沒有親人，沒有要求，我們要把大姐的事，辦得更認真，更周到。”

9點15分，靈車緩緩駛進八寶山革命公墓。這時候，哀樂奏響，伴隨著莊嚴的哀樂，8名戰士抬著鄧穎超的靈柩下車。前來送行的人站成兩排，迎接鄧穎超的靈柩。

當時，八寶山大廳四個大門都開著，幾乎人擠人，連鞠躬都很困難。為了滿足大家的心愿，鄧穎超的遺體火化時間推遲到下午4點30分。整整一個上午，簽到簿上滿滿當當寫上了近萬人的名字。

趙煒捧著鄧穎超骨灰

7月18日，鄧穎超的骨灰被撒到天津的海河，這條河流曾經養育過她。群眾手捧五顏六色的花瓣，花瓣隨雨飄飄落下，帶去了一串串深情的思念和緬懷。

那一天，周秉德眼含熱淚，捧著滿含深情地美麗的鮮花瓣，伴著鄧穎超的骨灰撒向海河。那一刻，她在心里向伯父伯母的在天之靈許下誓言：

我認定伯伯和七媽一生都對祖國和人民懷有無限真摯和永恒的愛。我們周家世世代代要像伯伯、七媽一樣，把祖國的繁榮昌盛和人民幸福看得高于一切，永遠要做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

周秉德效仿鄧穎超，將丈夫骨灰撒向大海

鄧穎超和周恩來去世了，可是他們給侄女周秉德留下的精神財富是永恒的，他們高潔的人格和純粹的獻身精神影響著周秉德。

1964年，周秉德和沈人驊結婚。夫婦二人相濡以沫34年，彼此情投意合，舉案齊眉，心心相印。

周秉德和沈人驊有一個共同的心愿：向伯父、伯母學習，死后將骨灰撒進大海，回歸自然。這種殯葬方式最簡單、最純粹、最節約。

1979年，鄧穎超和周秉德夫婦

1998年，沈人驊不幸離世。周秉德毅然決然帶著孩子們，將他的骨灰撒向大海深處，完成了丈夫生前的夙愿。

在這之后的三天，周秉德常常在夢中思念丈夫。在夢中，丈夫對她說：“哦，秉德是你嗎？”周秉德欣喜若狂，急忙問丈夫：“你在哪里，我去接你！”丈夫回答：“我還能在哪里呢！”

下一刻，周秉德驚醒了，淚水滾落她的臉頰。她很懊悔，問自己：“我怎么沒把他留在一個固定地方，好去看望他，懷念他。”

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周秉德頓悟，她明白：“若干年后，我也會追隨他的，追隨伯母，伯父。我們那時會團聚的。”她知道不該后悔，因為這種殯葬方式會讓人類后代生活得更美好。

1993年，周秉德和丈夫去西花廳悼念鄧穎超、周恩來

所謂言傳身教，這是鄧穎超和周恩來對侄女最好的教育。這種教育能夠代代傳承，一代影響著一代，是對國家和人民最好的回報。

后記

人們談論鄧穎超時，總是會提到周恩來。談論周恩來時，也不會忘記鄧穎超。因為他們夫妻一體，是一對受人敬仰的革命伉儷。

他們把一生奉獻給了國家和人民，直到生命的終點，也不愿意違背堅守了一輩子的原則，不愿意給別人添麻煩。

他們，是把偉大和平凡完美結合的人。他們，正如西花廳的海棠花一般，高潔、優雅、不染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