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偽善”?用西方諺語講,其實就是“生著一張總主教的臉,卻藏著一顆磨坊主人的心”。口無遮攔的李敖,就曾公開“炮轟”,金庸與三毛是港臺文人兩大偽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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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金庸,他從來不承認對方是什么“文學大師”,什么“俠之大者”,他為此是嗤之以鼻的,只覺得好笑。他直接認為,武俠小說不入流,以他的理智訓練、認知訓練、文學訓練、史學訓練,“無法接受這么荒謬的內容”;而金庸為人,更是“偽君子”無疑,道德品質還不如他這“真小人”。這個表態,他在文章中(《“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與電視訪談上(“李敖有話說”),都曾經赤裸裸講過。他就是看金庸格外不爽。
李敖會得出這種看法,確實是因為與金庸有過節,文人相輕一山不容二虎。而且,今人在談論這段文壇逸聞時,基本上都對李敖的原意有誤解,也不曉得是故意遮蔽,還是確實不知道內情。事實上,李敖“炮轟”金庸“偽善”,并非由于查先生億萬家財身家,整日吃齋念佛卻一毛不拔,而是認為他“當年笑背后刀”使壞。這種“偽善”,李敖還專門創造了新名詞,稱之為“金庸式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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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79年前后,作為名作家、名報人的金庸先生,以《明報》記者身份,接受對岸邀請,第二次造訪寶島。期間得閑,他突發奇想,沒事找事,主動到李敖家敘談。或許在他看來,“兩大文豪”的會面當是一段文壇佳話,可他并不知道的是,李敖壓根就看不起他,成見甚深:一,是認為他專給蔣家捧場且左右通吃;二,是素來就鄙視武俠小說,和胡適一樣貶之為“下流”、“垃圾”,是不上臺面的。只是說,這兩位,一在香江一在臺島,沒啥利益沖突,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無事。
閑談時分,金庸自稱,自從兒子去世后,這些年開始精研佛學,已經是虔誠佛教徒了云云。向來心直口快,高情商卻直男癌,常自詡“口中無德”的李敖,立即接口道,“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著,念佛以舍棄財產為條件,你既是虔誠佛教徒,又怎么解釋億萬家財一文不舍呢”?金庸聞言破窘,可當場表現得頗有君子風度,以他慣有的微笑沉默不答,一副不以為忤、從善如流之雅狀。
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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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本來當場“嘴炮”一番,也就了結了。李敖開始,無非覺得金庸心口不一,邏輯有點漏洞,可也就私下閑談,從沒想過“曝光”讓人難堪。可讓李敖不爽的是,金庸一回到香江,便在自己辦的報紙上“大肆誹謗李敖”,在胡因夢離婚案、蕭孟能官司案上明確站對反李敖,這讓李敖覺得金庸當面輸心,轉身就挾私報復,所以不惜一再罵對方“偽善”。
所以,這里面的“書劍恩仇錄”,絕大部分自媒體都寫錯了:李敖認定金庸“偽善”,主要不是因為“金庸有錢不捐”,而是不齒他這類當面菩薩臉轉頭就捅一刀,完全不地道,更有悖俠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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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關于金庸“偽善”的傳言,在李敖之前,就流傳甚廣了。畢竟,在執掌《明報》的早期,金庸先生就有個外號,叫“笑面虎”。這3個字,言外之意明顯到無需解釋。
現下有很多朋友,確實是對金庸為人不滿的。網上一種意見說,對于金庸‘偽善’的挖苦,著實并非空穴來風,更非純屬污蔑,而是對金庸這種深深烙上“香港小市民印記”之人的恰當評價。比如,一生左右逢源,看菜下碟,似乎永遠是站在正確的一方,導致的詬病是“文章與做人不統一,文章是一截,做人是另一截,所以金庸是兩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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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的信佛,被人批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就佯裝不見,目的似乎是自成一家,就是“既要上帝,還要財神”。他自詡“虔誠佛教徒”,舍財、淡利、輕名似當做出表率的,但他一生表現完全相反——當初與三聯書店續簽鬧掰據說就是版稅要價太高弄得不歡而散分道揚鑣,他對底下員工乃至得力干將,在錢財上的吝嗇也是舉世皆知的,你要讓他捐款做什么是不大可能的。盡管,在與池田大作的訪談中,他一再稱自己對于錢財這種“身外之物”常常是“糊里糊涂的”。
再比如,更為一些人所鄙薄的是,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對一塊創業打江山的結發妻子朱玫的始亂終棄,以及事后那種刻薄寡恩,諸如晚年朱玫落魄到跑街頭賣包也不管不問之類,確實令不少粉絲困惑,乃至反感。金庸先生在小說中,創造了多少義薄云天的大丈夫、柔情似水的好男人,但他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又確實是反差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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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庸“偽善”的指責,還有很多。在《明報》員工歐陽碧眼里,金庸是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說話就自帶微笑,無論講什么都是笑瞇瞇的,但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曉得“老板”城府甚深,沒人曉得他到底在想什么。可以說,自1970年代以來,不喜歡金庸的人,相互間一句“笑面虎”黑話就知道說的是誰。這種“偽善”指責,是日常行為上的。
還有更深層次的“精神發掘”。在黃霑前妻林燕妮一篇皮里陽秋的文章中,金庸的形象更是“偽善”一如岳不群似的:“金庸談吐溫文,永遠禮數周到,但性格可說剛多于柔”,“在《明報》王國里,他的作風有點像帝王。他是天生有權術的人,在這個王國里,沒有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他創下了文人辦報不倒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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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議論,似乎都在佐證李敖的評價。至少,在不少大是大非上,他確實言行不一,也不夠光明磊落;很多行為,難免有些口是心非,偏偏他又愛標榜是“虔誠的佛教徒”,對錢財不在乎什么的。他的“人設”,是與實際言行有沖突的。
但是,若要我這瓜眾談談意見,鄙意倒也很明確:若說金庸先生是什么“俠之大者”,這高帽確實不倫不類,但若罵他“偽君子”則著實太過,既是把“私德”混淆“公義”,也是不近人情。而李敖更是一生太苛。
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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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金庸先生,就是個很成功的作家、報人乃至商人,他寫出了很多影響全體中國人的武俠小說精品,才情與能力都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奇才,但他一生行事,確實和“俠”沒什么關系。他人生94載,似乎都在埋頭掙錢,然后以頂級富豪之身,讀好書、置豪宅、交名流,半生都躲在香江那旮旯獨自享受暗爽,對于公共事務、對于天下蒼生他是很冷漠的,用時下的時髦詞可說是“精致的”那啥。給這樣一位似乎只求利己的精英人士、大資本家,送上一頂“俠之大者”的高帽,不覺得哪里有問題嗎?
但是李敖等人,動輒噴金庸“偽善”,也是道德癖太過分了,純屬“噴子”言行。金庸先生其人,至少和藹謙讓,溫文有禮,從來都不是張牙舞爪之人。更為重要的是,生逢亂世、身在夾縫之中的他,確實有著進退有道的處世妙方,這一生無論明面上,還是背地里,都沒做出過什么見不得人的勾當,大體是維持住了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中國人乃至一個人的底線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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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人批他貪財,但我們都知道,當初,也就是2001年前后,央視找他出賣《笑傲江湖》的改編權,這本是一宗呼金喊銀的“大買賣”,但他聲明只要1元人民幣就足夠了,這表現哪里像個“吝嗇鬼”?再比如,人家說他無情,可在倪匡、蔡瀾等友人的筆下,金庸的形象也是很“顛覆”的,對待朋友始終有情有義,讓他們感激終生。人是多么復雜的動物啊,這兩面其實都是金庸。
其實,要我說,只要把金庸理解為“商人”——所有言行就是在商言商,而且始終抱持了底線,而不是什么人類使命感重重的“知識分子”、“大俠”,一切非議與糾結,或許也就逢刃而解了。從這一層看,“金庸式處世”或許有之,但“金庸式偽善”罪名斷難成立。我想,這個世界上,很多本是無關痛癢而聊以消遣的“八卦”閑談,就壞在有些人用心太道貌岸然:一幫人說需要完人,一幫人專找問題,于是無數的“壞人”、“偽君子”就這么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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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說回李敖的批判,其實現在看來,李大師或許也是意氣用事誤解了。晚年,有好事者問及李敖的責罵,金庸曾淡然一笑回應,“后來,因為李敖跟胡茵夢離婚了,《明報》照實報道,他怪我為什么不幫他,我說我們辦報紙的人完全公平講話,絕不因為私交好就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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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這番話,也是擲地有聲的。辦報,當以獨立不倚為第一要旨,怎么可以順水推舟拿去做人情呢?這么一來一回,反倒又弄得李敖“徑然小人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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