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已難主導中歐關系，一股新勢力成破局關鍵

（原標題：法國已難主導中歐關系，一股新勢力成破局關鍵）

宋魯鄭

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從全球大國博弈的角度，今天的歐洲面臨俄羅斯和美國的威脅，中國則面臨著實現民族復興最大的障礙：美國的遏制。因此從正常的地緣政治規律來看，中歐必然走近。

然而，盡管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其親俄、發動關稅戰、支持歐洲“極右”政黨等措施嚴重損害了歐洲的安全、經濟、團結和價值觀，但中歐關系卻并沒有出現與之相應的改善。相反，各種沖突不減反升，特別是2025年下半年就發生了三起相當罕見的事件：

一是德國外長瓦德富爾的訪華之行一度取消。此前，他多次發表涉臺不當言論。兩國上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還是在1995年，而且也和臺灣問題有關：當時德國向臺灣地區出售軍艦，嚴重侵犯中國核心利益。

二是荷蘭政府首度使用冷戰時的法律（1952年制訂），以“國家安全”為由，無視國際經濟基本規則，以該國前所未有的方式強行接管了中國企業安世半導體。和平時期以這種極端方式對待一家外國企業可謂空前。俄烏沖突發生后，俄羅斯和西方互相接管對方企業是因為戰爭原因。即便是委內瑞拉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搞國有化也只是強行收購美國企業而已。由此可見此事件的惡劣。

三是歐洲議會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允許蕭美琴等“臺獨”頭面人物進入歐洲議會大樓出席年會并進行“臺獨”分裂活動。為此中國駐歐洲代表團連用四個嚴重表達抗議：嚴重損害中方核心利益，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沖擊中歐政治互信。如此嚴重的后果，歐洲卻一意孤行。

以上三起事件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歐洲在和中國對抗方面，竟然走得比美國更遠，大有中歐關系中美化的苗頭。

2025年7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蘇格蘭舉行會晤

中歐關系面臨挑戰的原因

中歐關系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

第一是歐洲對美國的依賴。這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是中美關系。歷史上看，中歐關系就取決于中美關系。尼克松訪華之后，中歐才建交。冷戰結束后，中美盟友關系不再，中歐關系性質也隨之發生變化，沖突不斷增多。2017年起美國放棄對華接觸政策改為全面遏制，在這個背景下，歐洲雖沒有完全跟隨，但也基本隨之起舞。

二是2022年俄烏沖突發生后，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又大幅空前強化。從安全、科技到能源，無不如此。這也是為什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歐洲還能夠和美國對打關稅戰，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則一槍未發就完全接受了不平等的貿易協定。問題在于，當歐洲面對特朗普的美國采取不抵抗主義政策時，中國這張“牌”、中國對歐洲的戰略平衡價值也就等于零。相反，歐洲為了迎合美國、拉住美國，會變本加厲地對待中國。這就是特朗普重返白宮并未對中歐關系帶來紅利的原因。

第二是歐洲對中國本身的認知發生了質的變化。

2019年3月，歐盟發布《歐盟-中國：戰略展望》文件，首次把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對手”。非常不可思議的是，此時克里米亞事件已經發生，特朗普已經執政，歐洲面臨俄、美兩大國的挑戰。從正常的地緣政治邏輯來說，歐洲此時應該和中國聯手應對。但歐洲卻反其道而行之。

歸根結底，歐洲認為中國在治理模式、經濟體系和發展道路方面，不僅向世界提供了另一個選擇，還在全球范圍內挑戰了歐盟的利益、價值觀和影響力。至于俄羅斯和美國，只是在某一方面威脅到歐洲而已。近期發生的三大嚴重事件也是這一邏輯的必然結果。所以此后六年的發展也陸續證明，歐盟確實不是僅僅提出一個概念，而是切身力行地這樣對待中國。后來發生的新冠疫情、俄烏沖突，只不過加快和強化了這個趨勢，它們并不是因，只不過是催化劑。

歐盟旗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大廈外飄揚 資料圖：新華社

正是由于以上兩個原因，引發了第三個本不應該是問題的問題、而且是微觀層面的具體問題：臺灣問題，并成為當下中歐關系的第三個決定性因素。

本來，歐洲和美國不同，和臺灣問題沒有歷史糾葛。現在的歐洲也不再爭霸，臺灣對它而言并無戰略利益。更何況距離如此遙遠，歐洲即使想介入也缺乏手段。這也是為什么長期以來中歐之間的議題里并不存在臺灣問題。

但近幾年來，歐洲越來越頻繁地介入臺海局勢。其議員層級、政府層級的涉臺交流、議會通過的法案數量大幅上升。2024年，歐洲議會甚至通過涉及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議案，再度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決議。直至最新發生“臺獨”分子蕭美琴進入歐洲議會并發表演講的高度挑釁事件。

因為在今天的歐洲眼里，臺灣的價值一方面體現在能夠展示歐洲對美國的配合，對美國顯示自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對作為“系統性對手”的中國，歐洲打臺灣牌、阻撓中國統一就是最直接最廉價的打壓手段。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即歐洲認為臺灣問題的解決已經進入倒計時。它們不想“重蹈俄烏沖突的覆轍”：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太大，沖突發生后承受了重大損失。所以，它不僅要預防沖突發生，還要考慮沖突發生后的應對。于是在這個背景下，歐洲不僅對臺灣的支持力度加大，同時還要追求擺脫對中國在關鍵原材料、供應鏈等方面的依賴，荷蘭半導體事件就是這個背景下的政策產物，實質是為歐洲所臆想的雙方“攤牌”作準備。

臺灣問題是純粹的中國內政，大陸方面也一再聲明“愿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相對照的是，在歐洲和中東都爆發了戰爭，但臺海兩岸一直維持和平。這都可證明中國大陸對和平統一的追求。但歐洲就是由于前兩大原因而作出這樣的戰略反應。

戴高樂主義為何無法推動中歐關系

盡管中歐關系困難重重，但中法關系卻相對良好。特別是2025年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訪華凸顯了中法關系的戰略性和特殊性。按說，法國是歐盟的核心國家和發動機，對歐盟的外交政策有著巨大影響，但何以卻在中歐關系上發揮不了作用？原因在于：戴高樂主義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已經失去了空間。

自戴高樂將軍開創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以來，歷屆法國領導人不管政治立場為何，都以獨立自主、在大國間發揮平衡作用的戴高樂主義作為外交指針。因為法國作為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要想維持世界大國地位，這是唯一的選擇。

1963年10月，中法建交前夕，周恩來總理同法國前總理、戴高樂總統特使埃德加·富爾會談 資料圖

馬克龍總統也不例外。2017年擔任總統后僅兩周，他就邀請俄羅斯領導人普京訪問法國，并在歷史文化地標凡爾賽宮接待他。而且，當時恰逢推動俄羅斯近代化、有“祖國之父”之稱的彼得大帝訪問法國三百周年。可謂給足了俄羅斯面子。要知道，這次訪問的背景正值克里米亞事件已經發生三年，俄羅斯也軍事卷入敘利亞局勢，正在和美國對抗，歐美則在大力制裁俄羅斯。這一典型的戴高樂主義風格的外交安排，恰恰體現了馬克龍要展現法國的獨立自主、在俄美對抗中發揮平衡作用的特點。

不僅如此，半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1月8日馬克龍出訪中國，并聲稱要每年訪問一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要到三個多月之后他才訪問了西方的“龍頭老大”——美國。這一安排顯示了法國歷史悠久的外交智慧：當時中、俄都在和美國進行激烈博弈，也都需要法國，自然對法國熱情有加、配合有加。馬克龍在接待普京和出訪中國中積累了足夠的國際籌碼之后，才去訪問盟國美國。于是，馬克龍成為特朗普執政后首位受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領導人。這打破了美國數十年來總統在任期第一年內發出國事訪問邀請的慣例。而且當時還恰逢美法建立外交關系240周年。

作為法國歷史上最為年輕的總統，馬克龍雖然是政治新手，但憑借戴高樂主義外交的組合拳，在執政之初就為法國贏得龐大的外交利益，一時風頭無兩。

然而到今天，馬克龍的執政已接近尾聲，回顧這近十年的表現，卻不得不說，馬克龍在外交上不但沒有取得什么重大收獲，反而屢遭重大挫折，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升反降。

一是2022年俄烏全面沖突爆發，法俄特殊關系終結。法國對俄羅斯所有的外交投入和影響力全部喪失，失去了維持其國際力量和地位的極其重要的一張牌。

二是和美國的關系疏遠且一再發生沖突。特朗普兩個任期，法美在全球化、自由貿易、氣候保護、民主價值觀、中東事務等問題上的立場南轅北轍。法國多次嘗試在上述領域影響美國的政策，但都以失敗告終。拜登時期表面上主張大西洋主義，但在核心利益上卻無視歐洲，甚至借遏制中國的機會直接損害法國的戰略利益。

拜登時期不顧歐洲的強烈反對，推出美國優先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馬克龍隨后試圖借國事訪問之機進行游說，卻鎩羽而歸。

更令法國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借成立“奧庫斯”聯盟搶走法國和澳大利亞之間高達六百億美元的潛艇訂單。獨立的軍事研發能力向來是法國奉行戰略獨立的基礎，但由于法國國內市場所限，無法承受龐大的研發成本，為此不得不依賴國際軍售市場。因此，對外軍售問題對法國而言不僅僅是貿易問題，還事關其戰略獨立地位。力圖一統西方的美國借此機會下手，自然是穩、準、狠。

2021年，馬克龍與拜登對話中 資料圖：美聯社

三是和非洲的關系嚴重倒退。非洲是法國大國地位的另一個重要支柱。馬克龍在第一任期就職僅五天后就出訪非洲，這也是他第一個離歐訪問的目的地。但到今天為止，法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已大幅下降。特別是法國不得不從馬里、布基納法索、尼日爾、塞內加爾、科特迪瓦、乍得等地撤軍。法國在非洲的存在并不是經濟領域，主要是在安全領域，即大量的軍事存在。法軍的撤出標志著法國影響力在非洲的式微。

相對而言，法國和中國的關系最為良好，中國也是法國在大國中唯一沒有發生重大沖突的國家。但失去了俄羅斯牌以及法美關系倒退之后，經濟總量僅是中國六分之一的法國也難以扮演世界大國的角色。它對中國的重要性明顯下滑。法國想打中國牌的難度非常高，這同樣也影響了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應該說，法國國際地位的下降并非戴高樂主義和馬克龍之罪，關鍵是時勢造英雄，當下的形勢已經沒有了戴高樂主義發揮作用的空間。

第一，今天的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全球權力也在向亞太轉移。對于美國而言，從維持霸主地位到追求經濟利益，亞太的重要性已經高于歐洲。

第二，中美博弈不同于美蘇冷戰。具體說來，一是雙方不是集團對抗；二是中國不輸出意識形態，同美方只是利益之爭；三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體系，并成為世界多數國家的第一大經濟伙伴。中美即便在進行戰略對抗的同時，還在多領域開展合作。這導致法國喪失了唯一性，它無法在各大國間再度發揮獨特的平衡作用。

第三，法國被歐盟所綁架。

法國積極推動建立歐盟的初衷是彌補自身的中等國力短板，以整個歐洲的代言人身份參與國際競爭，捍衛自己的大國地位。但歐盟的迅速擴大和兩德統一，導致法國日益難以主導歐洲的外交政策，甚至被歐洲的團結之名所綁架。比如俄烏沖突爆發后，法國遠離戰場，對它并沒有構成直接的安全威脅。而且歷史上多數時期，俄羅斯都和法國結成了盟友。

2025年12月19日，歐盟關于動用俄羅斯資產援助烏克蘭的計劃宣告破產，馬克龍在會后發表講話 視頻截圖

從法國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維持同俄羅斯的穩定良好關系符合它的戰略利益。但靠近沖突的中東歐國家則倍感威脅，不僅強烈支持烏克蘭，還一邊倒地倒向美國。法國如果堅持自己的外交政策，則將冒著令歐盟解體的風險。

正是由于以上種種原因，盡管馬克龍奉行戴高樂主義，但卻無法取得戴高樂將軍當年的外交成就。這除了個人能力的差異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內外部形勢完全不同：今天法國的自身實力難以支撐這樣的外交策略，外部環境也缺乏戴高樂主義發揮的空間。所以在中歐關系面臨重重挑戰的今天，法國難有作為。這和戴高樂時期同中國建交引發歐洲、全球許多國家與中國建交的效果完全不同。

中歐關系如何破冰？

即使面臨構成了重大威脅的俄烏沖突與特朗普當選這兩個本世紀最重要的黑天鵝事件，今天的歐洲也無法改善和中國的關系，甚至把中國定性為系統性競爭對手，說明在現有的環境下，中歐關系難有質的突破和改變。中歐關系要想有破冰點，只能寄希望于未來歐洲自身面臨的大變局。從目前歐洲的形勢看，“極右”政治勢力的全面崛起是最大的可能性之一。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極右”政治勢力在西方加速全面崛起。最早出現的標志性事件是2002年法國“極右”政黨領導人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歷史性地進入總統大選第二輪，可謂二十一世紀的先聲。直到今天，“極右”政治力量在歐盟二十七國中的九國執政、特朗普則兩度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由于“極右”政治勢力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民眾支持，在現行西方民主體制下，整個歐盟的“極右化”已經難以避免。特別是在歐盟中最重要的法國和德國，“極右”政黨的支持率都高居第一。

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的選舉海報，上面有其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和喬丹·巴爾德拉的照片 資料圖：路透社

“極右”政黨執政能成為中歐關系破冰的原因主要有四個。

一是“極右”政黨認為他們的首要敵人和威脅是外來移民、主張靠多元文化主義消解民族特性的西方政治精英和放棄國家主權的全球主義者。相應地，他們執政后的首要目標是恢復國家主權、強化本民族文化特性、驅逐外來移民。

這可從特朗普執政后的表現得以印證：他大量退出國際組織，以擺脫美國承擔的包袱，同時禁止非洲和中東多個國家的移民進入，并嚴厲打擊非法移民，以維持白人的主導地位。同時特朗普實行單邊主義，極力反對全球化。當然，他在國內打擊政治反對派和不認同他的媒體等做法更是比比皆是。

在這種理念影響下，從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具體效果來看，即便中美陷入戰略博弈的結構性因素都存在，但中國眼下非但不是美國唯一的打擊對象，連最重要的對象都算不上了。比如，特朗普偏向俄羅斯的立場對歐洲的安全造成很大的損害，但美國和中國目前主要開展的也是經濟爭端。同樣是針對采購俄羅斯石油的問題，美國只制裁其準盟友印度，但卻對中國停留在口頭要求層面。

二是極右政黨不認可西方的價值觀，認為這是導致今天西方面臨種種問題的根源。比如，以人權為名接納大量難民，以自由之名任其在歐洲隨意流動，以民主為名給予他們投票權，進而影響西方政治。

價值觀是傳統歐美政黨和中國發生沖突的主要領域。價值觀和經濟利益不同，無法妥協。歐美傳統政黨認為中國的成功已經對它們的價值觀形成替代、構成挑戰。這是歐洲把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的主要原因。歐洲“極右”政黨執政則消除了東西方之間一個最主要而且無法妥協的沖突點。

特朗普迄今為止的兩個任期中，中美雙方從來沒有在價值觀上發生過沖突。中美對抗都只是圍繞貿易戰、科技戰、人才戰、關鍵原材料等領域。所以在特朗普時代，中美之間不管對抗程度多么激烈，但往往可以很快達成妥協。

三是“極右”政黨都不是全球主義者，不愿意卷入全球事務中，認為代價過高又沒有收益。放到國際現實中，就是不干預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干預他國內政也是東西方之間陷入對立和沖突的一個主要因素。

特朗普不僅不愿意卷入外部沖突，甚至連對外援助項目都要放棄。他二次執政當天就宣布暫停所有對外援助90天，四天后干脆直接下令，立即暫停絕大多數對外援助項目。上臺一個月后，特朗普就決定砍掉美國國際開發署90%的對外援助項目，國際開發署總部也被關閉——國際開發署是冷戰時成立的，它以人道主義為名、宣揚自己的價值觀并配合美國地緣政治利益，通過附加各種條件的援助來干預發展中國家的內政，這其中還包括對亂港勢力的支持。

這就同樣可以理解，何以特朗普再次當選后，急于結束俄烏沖突，以方便美國脫身。

四是“極右”政黨注重具體的利益，因此它們往往更加務實，反而能正視國內、國外存在的問題。比如移民問題和帶來的各種影響，傳統政黨都避而不談。對俄烏沖突，它們認為軍事手段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再打也只是個財政無底洞。但歐美傳統政黨卻要爭取最后的所謂正義的勝利。

比如臺灣問題，特朗普就能一針見血地指出，臺灣島這么小，離美國這么遠；中國大陸這么強大，臺灣又離大陸這么近。但這樣實事求是的話，傳統政黨代表是說不出口的。他們只會強調所謂的民主、自身的道義諸如此類話語。特朗普則簡單干脆：讓臺灣投資美國、臺積電去設廠、強迫臺灣大量采購武器。先把風險轉為收益再說。

至于歐洲的“極右”政黨，更是連對臺灣多看一眼都不愿意。

正是由于“極右”政黨的務實性，它們往往能處理好和各大國之間的關系。比如匈牙利作為西方建制派眼里的“極右”政府，它能夠和中國、俄羅斯、美國都保持良好的關系。這才是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取向。相反，今天的歐盟則和中、俄、美等大國都陷入緊張關系中。

12月底，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歐盟成員國已經分為了“戰爭派”與“和平派”，“布魯塞爾想要戰爭，但匈牙利想要和平” 《匈牙利民主報》

此外，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于注重利益的歐洲“極右”政黨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它們同樣希望以經濟成功來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和政治理念。

因此，如果日益獲得歐洲民意支持的“極右”政黨在歐洲各國，特別是法國和德國能上臺執政，中歐關系或將迎來新的歷史契機。那樣的一個歐洲，可能既不會視中國為威脅，也不會在價值觀上陷入對立，更不會阻撓中國的統一，而是追求合作共贏。也許到那個時候，中歐才會重返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