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證未丟、人也未曾去過，卻被冒用成法人：注冊公司如此隨意？

陜西寶雞的楊女士近日遭遇了一件糟心事。今年3月，她在給新公司報稅時，稅務系統突然彈出提示：名下存在異常經營企業，無法正常報稅。經過一番查詢，她驚訝地發現自己名下竟掛著5家注冊在四川成都武侯區的公司，其中兩家她還成了法定代表人。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身份證我沒丟過，人也沒去過成都”，這5家公司到底是怎么冒出來的？

4月21日，楊女士專程趕到成都，在武侯區行政審批大廳調取了這5家公司的原始注冊檔案。檔案中的細節讓她哭笑不得：所有文件上的簽名和自己的筆跡完全對不上，留下的電話號碼也不是她的，甚至連注冊地址的房屋租賃合同里，同一個名字既是房東又是租客，上演了一出“自己租自己的房子”的鬧劇。換句話說，這五家公司檔案里所有看起來和楊女士有關的信息，除了借用了那張身份證復印件上所帶的照片，其他填寫的住址、聯系方式等個人信息，全都是編造的。

而楊女士隨后實地探訪公司注冊地址，結果更印證了她的推測——在注冊地正常辦公的其他公司明確表示，經營十年來從未聽說過這幾家公司。

“接管了一萬多單”：這不是孤例

或許比楊女士的遭遇本身更令人細思恐極的，是行政審批局工作人員的一句“無心之言”。面對楊女士的求助，工作人員并未表現出絲毫意外：“不是你自己有這個事，我們這邊已經接手了一萬多單這樣的事情了。”

一萬多單，不是一百多也不是一千多。這意味著，僅僅是武侯區這一個行政區域，就有上萬人被莫名其妙地推上了公司法人或股東的“寶座”，背負著本不屬于他們的經營風險和法律后果。而在全國范圍內，這樣的受害者更是不計其數。

更耐人尋味的是，工作人員接下來說的那句話：“想加快調查速度的話，你得先想清楚你的信息怎么泄露的。”這句話暴露了一個尷尬的現實——在現行制度邏輯下，舉證責任很大程度上壓在了受害人肩上。

即使當事人的身份證并沒有弄丟，本人在現實生活中從未踏足過成都這座城市，也無法申請免除本不屬于自己的“麻煩”。從法律角度來看，作為受害人的楊女士，不僅要證明自己沒有辦理過公司的工商登記，還得搞清楚自己那不知道被誰竊取的身份信息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一個追問：本人沒有到場、身份證也未丟失，這5家公司是怎么被批準通過的？

按照現行的公司注冊規定，設立公司必須落實身份實名認證，其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人臉識別”。按理說，一筆連本人都不知道的商事登記申請，最終卻被相關部門“蓋章通過”，這里面到底存在什么漏洞？

就目前掌握的公開信息來看，這件事可能有三種原因：

其一，人臉識別技術存在被惡意繞過的漏洞。“代認人”的黑產交易早已在互聯網的暗處運行。有中介聲稱能夠完成“登記注冊身份驗證App四級實名驗證”“App實名代簽字”，甚至包括動態人臉識別在內的全部驗證流程。AI換臉技術的進步，使得靜態照片可以“動起來”，眼球能夠轉動，嘴唇可以微張，甚至配合指令做出搖頭、眨眼等動作。政務App的人臉識別系統在遇到高度逼真的視頻樣本時并非百無一漏。

其二，受害人本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刷臉”。類似案件中，有不少受害者在注冊各種App或者參加所謂的“兼職”活動時，稀里糊涂地配合不法分子完成了人臉識別，被錄下自己眨眼、朗讀數字的動態視頻，他們本以為只是普通的身份核驗而并非用于開辦公司，但自己的面容數據隨即成為不法中介手中的業務資源。

其三，“一窗通辦，全程網辦”在提升整體營商和服務效率的同時，也給不法分子留下了造假窗口。按照部分地區的公司注冊規章制度，在線上提供身份信息、刷臉確認后就能完成工商注冊，不必到現場核驗原件。對于不法分子而言，這意味著只要搞到一套“身份證照片現場實拍+本人配合刷臉”的多模態數據和一套用于偽造的虛假托管住址信息，就能順利走完全套登記流程并拿到蓋章生效的市場主體證照。楊女士所經歷的“人在家中坐，營業執照天上來”的荒誕遭遇，實際上正是上述多重漏洞交織疊加的必然結果。

維權是一場接力跑

更棘手的問題在后頭——發現了問題之后，如何解決問題？

從報案流程來看，受害者需要同時對接公安和行政審批兩個方向。公安部門負責追查冒用他人身份進行虛假注冊的犯罪線索，而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部門則主要負責撤銷存在問題的工商登記。

然而，這兩個部門的溝通和協調機制并非想象中的那么通暢，有時候甚至存在前后循環、互相推諉的情形。

即便手續齊全、證據確鑿，撤銷虛假登記也不可能一兩天內解決。按照相關法律規定，登記機關受理申請后須公示45天，相關流程的公告期另有30天。時間上的拖延給受害人帶來了連鎖效應：名下掛著那些被冒名注冊、已經顯示經營異常的垃圾公司，當事人暫時無法報稅，無法繼續為自己的合法市場主體辦理事務；信用報告上憑空冒出幾條非正常經營的污點之后，出門乘坐火車、飛機都需要仔細盤算，就連入職、晉升、報考公務員等重大人生關口也會接連遇阻。

行政審批的門檻不能太低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進程中，市場主體登記越來越便捷，這確實是服務經濟和激活創客活力的巨大進步。但輕松與輕忽從來只有一字之差，便利化改革完全不等于放低審核標準。

商事登記機關作為注冊成立公司的第一關，不能再做純粹走流程的機器人。登記窗口應當對申請人提交的身份信息與當事人現場的電子人像進行交叉比對；遇到大量營業執照辦下來后根本無人經營，地址信息純屬瞎編濫造的“異常空頭公司”時，應對其背后的實名認證渠道進行回溯核查。

此外，代辦中介混亂無序的局面也亟待規范。在行政審批中心的門店周邊，隨時能看到“代注冊、代記賬”的各色廣告招牌。部分中介為招攬生意，在審核環節疏于把關，甚至明知材料虛假卻故意裝作不知情，無異于為冒名注冊大開方便之門。成都市雙流區等地已開始嘗試從制度層面整治不法中介，引導中介職業道德建設，但從全國來看，這還遠遠不夠。

讓“天降老板”不再上演

楊女士的遭遇絕非個例。事實上，受害者不只負有令人頭疼的維權義務，還承擔著遠超普通人想象的精神和經濟成本。

但這件事也提醒了我們每個普通人，需要時刻保持警惕：妥善保管個人證件，謹慎參與任何需要提供身份信息的線上操作。對“刷臉”“上傳身份證照片”等操作保持審慎，不要隨隨便便就把人臉信息當作網上的過路零錢那樣隨便地交出去。

更深層次看，這件事觸及了一個更宏大的制度命題：“放管服”改革追求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不能被別有用心的違法者當做造假工具。政府部門應當對目前依托人臉識別、全程網辦的登記制度做一次徹底的安全隱患排查，在必要時倒逼實名認證技術提供方提升算法精準度、降低被惡意攻擊的風險。

對于我們普通人而言，最怕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制度的缺口被打開之后，壞人可以隱身逃離，而每一個普通的老實人卻要長久地為那些平白無故飛來的“禍災”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