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大咖無錫“開方”，青年編劇如何直面AI與觀眾之變？

如果有一天，AI能寫出比人更工整的劇本，觀眾還需要編劇嗎？4月28日，江蘇無錫，“星火聚光·劇創未來”2025—2026全國青年劇作計劃創研會現場，一場關于中國電影“下一步怎么走”的頭腦風暴正在上演。

眾多學界與業界大咖輪番登場。沒有客套寒暄，只有直面痛點，對于在場的青年編劇而言，這不僅是知識的輸入，更是一次關于創作“操作系統”的強制升級。

告別“套路時代”

在顯微鏡下重構敘事

“觀眾還在嗎？”這是行業近兩年的集體焦慮。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尹鴻一上臺便給出定心丸：優質內容依然能創造票房奇跡，但問題的核心在于“有效供給嚴重不足”。他指出，去年票房過億的國產片僅30多部，遠未滿足市場需求。

尹鴻認為，電影正從“附帶選擇”變成“單一動機的奢侈行為”。過去批量化、套路化的類型片已經失效，因為微短劇等新媒體早已提供了更快捷的“爽感”。未來的爆款，必然是“融合類型、反類型甚至無法對標傳統作品”的異類。他提出“影院必看性”是救命稻草，電影必須提供家庭觀影無法替代的視聽體驗與在場感。

這一觀點得到了《當代電影》雜志社社長、主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皇甫宜川的回應。他從“新大眾文藝”視角切入，指出當下的觀眾拒絕“被說教”，他們走進影院的核心訴求是“能否在電影里看到自己”。無論是《八角籠中》里拼搏的草根，還是《我的姐姐》中掙扎的女性，共情的基礎是“這就是生活”。

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山東大學中國影視文體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學二級教授、南京大學亞洲影視與傳媒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周安華則從敘事理論上梳理：電影敘事正在經歷從“英雄史詩”到“凡人微光”的轉向。他特別提及《長安的荔枝》，認為其本質是極致的現代職場寓言，精準擊中了當代打工人的無力感。他強調，真正的宏大敘事往往藏在小人物的命運里，“帶著地球去流浪”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根植于中國鄉土情懷的獨特表達。

與AI“共舞”

什么是人類的底牌？

如果說敘事變革是“內憂”，AI的沖擊則是來勢洶洶的“外患”。

導演、編劇、監制俞白眉的發言極具緊迫感。他現場“糾偏”了自己去年的預測——他曾說24個月內AI能解決人物一致性問題，結果只用了10個月。如今國內參與AI視頻創作的日活已達1500萬。他用“玻璃”的比喻形容技術平權：當曾經昂貴的奇觀變得唾手可得，創作者的核心競爭力必須轉向“情感”。他送給青年編劇三句話：接受無法改變的，改變有機會改變的，并擁有分清二者的智慧。“如果你熱愛創作，不要有鄙視鏈，拿起AI去實踐，忘掉院校的束縛。”

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孫承健則從哲學層面剖析焦慮根源。他指出，執著于“被取代”是零和博弈的陷阱，提出“創造力雙元模型”，AI擅長“組合式創造”，而人類獨有的“原生創造”源于生命經驗與無法量化的情感。“我們這一代電影人的使命，從不是在技術浪潮中‘保全自己’，而是重新定義——AI時代，做一個電影人，究竟意味著什么。”

出品人、監制、制片人、愛奇藝高級副總裁葉寧以平臺方視角給出建設性意見。他認為AI正在重塑工作流，對年輕人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機遇：“以前新人太難被看見，現在沒人能阻擋你的表達。”他強調，無論技術如何迭代，核心永遠是“講好故事”。

回歸“笨功夫”

用真實的“泥土”對抗懸浮

盡管話題前沿，專家們不約而同地將落腳點歸于最樸素的創作規律。

中國電影資料館副館長、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陸亮將好劇本總結為“七彩之虹”，其中首要的是“道德感”與“時代性”。他提醒青年編劇，好劇本的情節要有自帶動力的發動機，而非作者的人為延伸和擺設。

導演、編劇、演員饒曉志毫不避諱地復盤了自己作品《否極泰來》的“失利”。他坦言自己犯了“太想突破”的錯誤，做了太多“加法”，稀釋了原本最動人的市井煙火氣。他現場反思：“我的表達跟觀眾的內心有關系嗎？我的真誠夠純粹嗎？”這番“摔跟頭”的經驗談，贏得熱烈掌聲。他呼吁同行，創作要扎根泥土，做時代忠實的記錄者，“觀眾想要的是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不是被塑造的英雄。”

一整天的頭腦風暴，實則指向同一個終點：在這個注意力極度稀缺、技術日夜迭代的時代，電影編劇的使命從未改變，也正被賦予新的重量。當技術與敘事的外殼不斷更迭，唯有對生活的深耕、對人性的洞察，以及那顆敢于面對真實自我的創作初心，才是青年編劇們抵御焦慮、破局而出的唯一火種。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王子揚 鄭文靜 李藝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