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副所長欺騙未成年人吸毒，能否只怪KPI？

為了完成“查處任務”，江蘇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竟“設計”圈套，誘導6名未成年人吸毒。

4月25日，新京報核實獲悉，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馬某為完成查處任務，找到社會人員徐某提供涉毒線索，徐某通過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后，馬某將含有依托咪酯的電子煙交給徐某，徐某等人將電子煙交由6名未成年人吸食，隨后聯系馬某將6名未成年人查獲。

警察，本應是毒品的打擊者，卻成了毒品的“投喂”者；孩子，本該被格外呵護，卻因懵懂好騙成了被加害的對象；違禁品，本應被嚴格管制，卻成了設計“犯罪”劇本的道具。

這個事件之所以讓公眾反應強烈、脊背發涼，在于本應是公平正義守護者的執法者，用擊碎底線的方式極其惡劣地毒害未成年人，其目的僅僅是為了堆砌自己的“成績單”上幾個冰冷的數字。作為公職人員，政績觀偏離到了人性扭曲的地步，老百姓的安全感、信任感又從何而來？

這樣的事件，雖然極端，近些年來卻也并非孤例。

2017年，就有媒體報道過黑龍江齊齊哈爾農墾公安分局局長李某暗示民警找人冒充吸毒人員完成指標，編造吸毒案件26件，而如此荒唐的行為，動機僅僅是因為“查獲吸毒人員少，在黑龍江墾區公安系統排名靠后，多次受到領導批評”。不久前，河南舞陽縣被曝光招商引資工作數據注水，實際到賬1億多元，卻上報為78億元。由此可見，無論是公共治安還是地方建設，一旦陷入“唯數字論”的形式主義中，將個人“政績”凌駕于人民利益之上，就必然會把路走偏，其嚴重后果不僅僅是勞民傷財，甚至可能是違法犯罪。

有人說，是考核指揮棒出了問題。硬性指標“一刀切”，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看似“科學”“可視”，實際加重了基層負擔。若馬某沒有“查處任務”的壓力，也不至于大費周章，行此荒唐之事。

這樣的觀點確實有一定的道理。數字是“死”的，但具體工作是復雜多變的。一個地方的毒品治理效果如何，不在于破獲了多少案件，而在于人民群眾是否免受毒品的侵害。一個地方招商引資的成效如何，不在于簽了多少億元的協議，而在于當地的經濟是否真正有企業帶動、群眾是否有充足的就業機會。為了實現科學考核、有效激勵的目標，我們要善用量化工具，同時也要警惕“技術依賴論”“唯數字論”，切不可將冷冰冰的數字作為衡量一切的標尺。

考核指揮棒必須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不斷優化。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馬某之流為了所謂的“完成任務”，欺騙他人吸毒的惡行，絕對不能拿“KPI”作為擋箭牌。

作為公民，守法是行為的底線，作為公職人員，為人民服務是根本使命。對法律的敬畏、對道德的崇尚、對人民的關愛，這些“人之為人”的原則，這些“不負人民”的初心，貫穿于我們的生活中，存乎于每一個公職人員的一舉一動之間。再精妙復雜的考核體系也無法將其量化，同樣，再緊迫的考核壓力，也不能成為損害人民群眾利益、逾越法律邊界的理由。

無論何時，心中裝著人民，手中才會握有真理，腳步走在人間正道上，才會有寬闊的未來。

（來源：農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