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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的那篇之后,我們已經兩年沒有更新過讀書日觀察。原因無它,因為每年此時的閱讀氛圍都相差無多,就連人均紙質書閱讀量的年度波動都不超過0.1。
不過,今年世界讀書日卻有一些新情況,值得深入探討一下。
三年前,我們曾調侃說世界讀書日成了“瘋狂買書日”,也正是那年此時,京東圖書、當當、博庫網等聯合發表倡議,呼吁抵制不當、惡意競爭,“山倒組”的成員則以“聯合抵制壟斷漲價”激烈回應,至少證明了他們的買書意愿依然強烈。
三年過去了,不僅出版機構的折扣早已“降無可降”,最熱衷于囤書的那群讀者也都“買不動了”(用一位組員的話說:想買的差不多都買完了,很難再有新需求,而且價格也慢慢沒那么美麗),組內曬單刷屏的盛況不復往日——平臺活動力度大不如前,讀者干脆躺平以對。北京開卷的報告也證明了這一點,今年一季度貨架電商碼洋同比跌幅超過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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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線上書市”的表現可能不及往年,今年線下活動的熱鬧程度卻遠超以往,背后的原因也很簡單:根據今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每年4月第4周為“全民閱讀活動周”。
當全民閱讀被寫入法條,意味著各地不能再把這件事當可做可不做的軟任務,而是納入考核的硬指標。正如一位出版從業者所說“至少能保證各級地方政府必須鼓勵人民讀書。”
由此,就不難理解過去一周,全國各地的閱讀活動場次、形式都“卷”出新高度——北京千余場活動遍布全城,上海16個區聯動700余場,深圳推出了2145場特色閱讀活動……除了比拼閱讀活動數量,各地還在活動形式尤其是“科技含量”上暗自較勁——機器人幾乎是各地活動的“標配”,更有“漢服機器人”領頌唐詩這樣大開腦洞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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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校園也是閱讀活動的主場,有學校布置了“在最奇怪的地方看書”的拍照任務,家長直接用AI把孩子P到月亮上,閱讀本身退場了。作家@毛利 發微博吐槽,朋友女兒剛上一年級,字都沒認識太多,就被要求做讀書筆記、手抄報,脫稿演講,最后都只能家長代勞,“這樣能讓小孩喜歡上讀書嗎?”
當然,也有學校做得更有成效——孩子們捐書換“飛龍幣”,每天在班里分享讀過的書,423當天用積攢的“飛龍幣”去學校書市買書,受到了學生和家長們的歡迎。
國家新聞出版署的通知里已經寫了“反對形式主義,反對鋪張浪費”,但是為了“湊夠”千場活動,為了跟上AI潮流(“讓科技賦能書香”),閱讀本身反被淹沒的情況依然存在。
對編輯們來說,活動周還帶來了另一重壓力。一位編輯坦言:這又是一個必須全力以赴的節點,時間跨越一周,營銷推廣成倍增長,哪些書適合上、哪些活動要參加,嘉賓對接,物料準備……這些活兒都落在了編輯身上,日常的出版工作反而進一步被擠壓。
盡管如此,當“全民閱讀”真正被寫入立法,當各地都全力“打通閱讀最后一公里”,讓閱讀進入更多人的生活日常,對于出版行業而言的意義或許不容忽視。
一位從業近二十年的出版人說,當下的市場已經到了越賣越虧的拐點,繼續在折扣和促銷上內卷沒有意義,出版機構和書店都在轉型做閱讀服務。雖然紙書的讀者在慢慢變少,但各式各樣的閱讀服務有可能擴大“新讀者”的基數,讓閱讀這個概念有了新的內涵。
將賣書的生意慢慢變成做閱讀的生意,對于出版行業而言,意味著商業模式、自身定位等多方面的轉變。
當然,閱讀生意能否真正做大、做長久,仍然要看全民閱讀活動能否從“一周千場”的集中爆發,轉向持續深耕的細水長流。更重要的是,政府推動的全民行動,能否培養起更多讀者的閱讀習慣。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活動周本身解決不了:圖書定價。近年以來,電商平臺早已習慣以極低折扣換取流量,出版機構不得不一再提高定價,留出喘息空間,電商則隨之一再壓低折扣,最終把整條產業鏈一起拖入泥潭。
貨架電商遭遇20%的下滑,意味著打折促銷策略已經難以為繼,出版機構的生存空間已經無可壓縮。
德國、法國等超20個國家推行圖書固定價格制度,其邏輯正在于此:圖書不是一般商品,不能完全交由價格競爭決定存亡。《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施行,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契機,讓這個討論從行業內部走向更廣泛的政策視野。
當“全民閱讀活動周”的熱鬧轉為日常的沉寂,出版行業仍然需要面對嚴峻的未來。只是希望它不用再去獨自應對,而是有全方位的支持體系作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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