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武神》觀眾的反饋，顯示上海歌劇文化正走向成熟

瓦格納的音樂語言以綿長、不間斷的情感鋪陳見長。他的開創的“無終旋律”刻意打破傳統歌劇的分曲結構，它要求觀眾沉浸在一種綿延的情感狀態中，而非被頻繁的視覺沖擊所牽引。

盡管這個版本在二創層面與觀眾的期待出現了一些偏差，但“拜羅伊特在上海”三年計劃的意義仍不應被輕看。頂級瓦格納劇目在家門口連續呈現，對本土歌劇生態的培育、對觀眾鑒賞力的提升，都有潤物無聲的推動。上海歌劇觀眾正在走向成熟，正在學會以身心體驗去度量一部制作的真實成色。

2026年4月24日晚，“拜羅伊特在上海”三年計劃的第二年重磅之作瓦格納《女武神》全新制作，在上海大劇院完成全球首演。由拜羅伊特音樂節藝術總監卡塔琳娜·瓦格納執導，指揮家許忠執棒蘇州交響樂團并特邀拜羅伊特節日管弦樂團九位首席加盟，這一頂級配置在開演前承載了極高期待。

然而落幕時分，回應這部五小時鴻篇巨制的，除了鼓勵的掌聲，還有一些“Boo”（噓聲）。坐在觀眾席中，我感受到的不是滿足與充盈，而是一種復雜的悵惘：如此龐大的人力和藝術資源投入，何以未能像在想象中那般打動觀眾？

三幕劇《女武神》是瓦格納四聯劇《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第二部，也是戲劇沖突最強烈、最富人性溫度的一部。全劇脫胎于北歐神話與德國民間史詩，以孿生兄妹齊格蒙德與齊格琳德的禁忌之戀為引線，串聯出眾神之王沃坦在規則與父愛間的痛苦搖擺，以及女武神布倫希爾德因違抗父命、保護凡人而遭受懲罰的悲劇。

全劇在父女訣別中落幕：沃坦親手懲罰最愛的女兒，將她置于火環中沉睡。這是歌劇史上極為動人的篇章，每一處都回響著關于權力、自由與個體選擇的追問。這也是為什么，這一版的闡釋方向如此令人關切。

本文圖片均為《女武神》彩排劇照

空間失效：“總體藝術”被分割

理解這臺演出的核心問題，需回到瓦格納對“樂劇”的本質定義。瓦格納拒絕稱自己的作品為“歌劇”，而堅持使用“Musikdrama”一詞。這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宣言：音樂不是戲劇的附庸，戲劇也不是音樂的容器。他在1851年的著作《歌劇與戲劇》中系統闡述了這一理想：詩歌、音樂、表演、舞臺造型必須在同一精神維度中融為一體，而音樂承擔著“將戲劇動機編織為連續整體”的核心功能。

為此，他親自設計了拜羅伊特節日劇院：下沉式樂池將樂隊隱匿于視野之外，扇形觀眾席消除視線死角，全場燈光熄滅。所有這些只為讓觀眾的全部感官集中在一個被完美整合的藝術幻境中。

卡塔琳娜這版恰在空間問題上呈現出對這一理念的背離。第二幕是全劇戲劇密度最高的段落，沃坦與弗麗卡的對峙、布倫希爾德痛苦的抗命、命運動機的鋪展，瓦格納通過主導動機的密集交織建構起復雜的情感場域。

但在近90分鐘里，幾乎所有表演都被壓縮在舞臺右側一個逼仄的籠式空間內，演員困于其中反復拆裝拼圖道具。與此同時，舞臺左側大片空間沒有承擔任何敘事意義，幾乎完全閑置，整個表演和視覺的空間都嚴重重心失衡。

更致命的是，這一空間設計還直接影響了演員演唱效果。演員被半封閉舞臺裝置包裹，聲音共振條件明顯惡化。在觀眾席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聲穿透力的衰減。別忘了，瓦格納對聲音效果的苛求可是近乎偏執的，他在拜羅伊特的設計中對樂池深度、穹頂弧度都進行過精密計算，只為讓樂隊的音響恰到好處地包裹而不掩沒人聲。

而第二幕的空間失衡，幾乎是直接損害了瓦格納音樂戲劇最根本的傳達媒介。如果當“總體藝術”的空間基礎被損害了，那么再豐富的導演構思或許也無處立足。

視覺喧嘩：闡釋意圖與舞臺呈現有落差

宣傳階段，主創團隊將本版的視覺風格概括為“游戲敘事”，從設計意圖推斷，藍色集裝箱、霓虹燈牌“THE RING GAME”、塑料金蘋果、鏡面玻璃房等元素，試圖將劇中的權力爭奪與命運博弈轉化為一套“游戲”隱喻，以求與當代觀眾建立連接。這一動機本身并無問題，因為瓦格納作品本就擁有極大的闡釋空間，任何時代的導演都有權以自己的視角與之對話。

但這恰恰引出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在處理與當下隔著漫長時空的經典文本時，距離究竟應當拉到多近？不久前，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新劇《姐姐妹妹站起來》有相似處理，它將古希臘喜劇直接嵌入當代性別議題，卻因文本基因與時代語境之間的錯位而加劇了內在矛盾。同樣地，當《女武神》將自己打包成“THE RING GAME”，神話的悠遠光澤也被霓虹燈的直白所置換。

經典與當下之間的距離不是不可以打破，更多在于對文本基因與當代語境之間兼容性的審慎判斷。

回到舞臺本身。瓦格納的音樂語言以綿長、不間斷的情感鋪陳見長。他的開創的“無終旋律”（unendliche Melodie）手法是刻意打破傳統歌劇的分曲結構，拒絕在詠嘆調、宣敘調之間制造明確的終止和停頓，代之以主導動機的反復變形和交織。齊格蒙德的愛情動機、沃坦的痛苦動機、布倫希爾德的抗命動機、命運的動機……這些短小旋律如神經網絡般貫穿全劇，在數百個小節中緩慢積累情感勢能，最終在關鍵場景達到宣泄。這種音樂的時間性是獨特的：它要求觀眾沉浸在一種綿延的情感狀態中，而非被頻繁的視覺沖擊所牽引。

然而，舞臺上的視覺沖擊頻繁。演員反復撿拾與丟棄金蘋果、拼圖與砸毀道具、爬梯與升降。這些機械重復的動作不僅在節奏上與音樂的線條形成對抗，更因其制造的噪音直接干擾了觀眾的注意力。

布倫希爾德在終場詠嘆中，舞臺上卻發出道具砸落的悶響；當沃坦的告別凝結為全劇最肅穆的時刻，一旁仍在進行與劇情無關的實物操作。瓦格納畢生追求的是各種藝術元素在同一個精神核心中的匯聚；而在這一晚，音樂與視覺卻各自為政，甚至互相干擾。

平心而論，舞臺設計中并非全無亮點：高空飄浮的機械巨龍融合了東方造型元素，在視覺上頗具氣魄，但它始終高懸于舞臺上方，并未真正參與任何動態的戲劇行動，幾乎淪為一件靜默的裝置。效果終究要服務于目標，而非僅僅存在。這些局部構思說明主創團隊并非敷衍了事，只是當它們被嵌入一個整體失衡的闡釋框架時，光芒便被淹沒了。

此外，后工業廢土風的裝置、霓虹燈效與瓦格納音樂中源自浪漫主義傳統的宏大音響之間，也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美學沖突。瓦格納的管弦樂法建立在對自然、神性與人類命運的崇高想象之上，而冷峻的金屬裝置和游戲化道具并未“挖掘”或“重釋”這些音樂質素，只是以另一種美學風格簡單覆蓋其上。似乎，問題并不在于“先鋒”與“保守”的對立，而在于視覺與音樂是否被置于同一情感維度中。

身體退場：日常化的松弛表演消解了戲劇力量

如果說空間與視覺的問題出在“設計”層面，那么表演的失當則觸及歌劇舞臺的根本。瓦格納對演員的要求遠比“站樁演唱”嚴苛。他認為在歌劇舞臺上的演員身體是戲劇意義的載體，而非歌唱的容器。

然而，這一版《女武神》中的表演卻呈現出一種日常化的松弛。演員身著日常T恤、扎馬尾登臺，本身未必成問題，關鍵在于伴隨這一選擇的身體狀態：肢體動作缺乏一種舞臺上應有韻律的協調美感，走位與演唱之間缺乏有機聯系。

演員也在大多數時間被要求執行一套與歌詞文本無關的平行動作——拼圖、撿拾、清理。這種無形中消耗了歌手的表演能量，而瑣碎的日常化操作并未建立起新的表意系統來替代被取消的傳統表演方式。

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間出現在第三幕：沃坦與布倫希爾德的父女訣別，原本是歌劇史上最動人的場景之一。舞臺上，沃坦的扮演者沈洋在聲樂上保持了水準，但形體的處理幾乎是靜態的，長達二十分鐘的自白缺乏有效的身體介入和舞臺調度。

而與此同時，布倫希爾德卻在不停地拾撿蘋果、操作道具。此時音樂在訴說深沉的父女之痛，舞臺卻在上演另一出無關的默劇。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間離帶來的反思，而是音樂與表演彼此消解后的茫然。

一些值得珍視的文化碰撞

盡管這個版本在二創層面出現了明顯的偏差，“拜羅伊特在上海”三年計劃本身的意義仍不應被輕看。

從去年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到明年即將登場的《唐豪瑟》，頂級瓦格納劇目在家門口連續呈現，對本土歌劇生態的培育、對觀眾鑒賞力的提升，都在發生著潤物無聲的推動，上海在國際歌劇版圖中的分量也在穩步增長。

事實上，去年《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制作就曾獲得廣泛好評，這也證明“拜羅伊特在上海”的模式并非注定與爭議相伴，關鍵在于每一部制作的具體選擇與執行。

文化事件的意義，最終要落回到劇場的每一分鐘。此次落幕時的噓聲或許并非對“先鋒”的簡單排斥，它更像一個信號：中國歌劇觀眾正在走向成熟：他們不再僅僅為“世界首演”的標簽買單，也在學著以身心體驗去度量一部制作的真實成色。有期待的觀眾，才會有清醒的反饋。

有能力給出反饋的觀眾，正是一座城市歌劇文化走向成熟的土壤。問題從來不在于“演了”，而在于如何在每一次“演了”之后，讓下一次變得更好。

來源：程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