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左翼徹底出局，連議會席位都沒了，專家一句話點破死穴

這些通常脫胎于前左翼政黨的左翼力量，首先將工人階級選民流失給了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陣營，隨后又在2010年代失去了中產階級的支持。

4月12日的匈牙利議會選舉以民族主義總理歐爾班的慘敗告終，同時也印證了中歐地區的另一大政治趨勢：左翼陣營正在全面消亡。自稱保守派但親歐洲的歐爾班繼任者彼得·馬扎爾在擊潰所有其他傳統反對黨后贏得了選舉。

自1989年以來曾四次參與組閣的匈牙利社會黨，將不會在5月9日就職的新一屆議會中占據任何席位。自左翼政權倒臺以來，該黨首次決定不參加選舉，以最大程度地增加擊敗歐爾班的勝算。

由前總理久爾恰尼領導、從社會黨分裂出來的民主聯盟選擇繼續參選，但在僅獲得1．10％的屈辱性選票后，也將面臨同樣的命運。

前綠黨歐洲議會議員亞沃爾表示：“在匈牙利，進步政黨整體上正在實質性消亡，自由派和綠黨也不例外。”不過，亞沃爾堅持認為，鑒于歐爾班遭遇慘敗，大多數反對黨不參選的決定“是一個好策略”。

與布達佩斯市長卡拉喬尼關系密切的亞沃爾解釋道：“在傾向于多數制選舉的制度下，這是擊敗他的唯一途徑。”

亞沃爾承認，在新一屆匈牙利議會中，馬扎爾領導的蒂薩黨所面臨的唯一反對力量，將由歐爾班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以及受新納粹主義啟發的“我們的祖國”黨的六名議員組成，這相當于“三個右翼政黨”。

他表示，如果能按照馬扎爾的建議實施選舉改革，引入更大程度的比例代表制，他希望“中期內能有新的進步政黨涌現”。盡管如此，他坦言，當“整個中歐地區的左翼都如此虛弱”時，他不禁懷疑“匈牙利是否還有進步主義的生存空間”。

自由化政策“這是一場災難。”與德國社會民主黨關系密切的智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匈牙利辦事處主任希勒布蘭德表示。

這位區域政治專家指出，這些通常脫胎于前左翼團體的政黨，在20世紀90年代初通過承諾緩解經濟自由主義泛濫的沖擊，成功實現了社會民主主義轉型，但隨后在兩個主要階段流失了選民。

“當左翼重新掌權時，他們延續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首先失去了藍領工人的支持，這些選民轉而投向更具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的政黨。”“隨后，在青民盟于匈牙利執政以及法律與公正黨在波蘭上臺后，左翼又失去了受過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選民，因為這些選民發現左翼政黨在擊敗右翼民粹主義者方面并非最有效。”

在他看來，雖然“這兩大趨勢是整個歐洲左翼面臨的困境，但在保守民粹主義尤為強勁的中歐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國家已被民族主義右翼政府轉變為非自由民主國家。這些政府在推行庇護主義福利政策的同時，不惜冒著被歐盟排斥的風險，對所有權力制衡機制發起攻擊。

在這些國家中，最終是親歐洲的右翼政黨成功地將左右兩翼的民主派選民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馬扎爾和波蘭總理圖斯克就是典型的例子。不過，與馬扎爾不同的是，圖斯克自2023年以來在其執政聯盟中為左翼保留了一席之地。

對于歐洲社會民主黨而言，更令人苦澀的是，其部分前代表盡管已經轉向與該黨價值觀相去甚遠的民族主義，卻依然成功保住了權力。

在斯洛伐克，自稱社會民主黨人的總理菲佐在2023年重新上臺，同時散布極端保守和親俄的言論。

這導致他在2025年10月被歐洲社會黨同僚驅逐。此前，由于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中來自中歐的左翼議員數量已經不斷減少，該黨內部進行了漫長的辯論。

在西歐，移民、多元化或性少數群體權利等議題是左翼強大的號召點，但在前左翼國家，這些議題卻從未取得突破，情況甚至恰恰相反。

亞沃爾表示：“該地區的進步政黨在移民和性少數群體權利問題上受到了嚴厲攻擊，盡管他們從未真正為這些議題抗爭過。”他指出，這些攻擊“依然讓他們在國家政治中喪失了所有信譽”，尤其是在2015年那場令歐洲陷入深度分裂的移民危機之后。

在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雖然在2024年議會選舉中支持率跌至22％，但仍保持著該國第一大黨的地位。2025年，該黨決定從其章程中徹底抹去“進步”一詞。該黨解釋稱，他們“不想成為一個進行意識形態實驗”或貼著“進口標簽”的政黨。

長期與社會黨關系密切的保加利亞總統拉德夫在4月19日的議會選舉中以巨大優勢獲勝，他同樣是婚姻平權和移民的堅定反對者。自2020年起擔任克羅地亞總統的左翼民族主義者米拉諾維奇也是如此。

在一個對加沙戰爭的關注度遠不及西歐的政治環境中，當地左翼勢力依然未能找到能夠扭轉這一衰退趨勢的號召性議題。

盡管如此，希勒布蘭德還是提到了波蘭。他表示，在波蘭，左翼“憑借進步的學術左翼與傳統的前左翼之間的巧妙聯盟，成功重返議會”。

這個名為“左翼”的聯盟是圖斯克政府的一部分，但民意調查顯示其支持率已不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