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修文：AI時代，更要孤絕地成為自己

2025年度刀鋒圖書獎以“假如我是新的”為主題，呼喚新的連接、新的規則、新的書寫與新的故事。作為推委會主席，作家李修文在回望2025年時，進一步闡釋了他心中真正的“新”。

在他看來，對寫作者而言，“新”始于自我懷疑，而懷疑意味著新的創造。

在AI逼近人類生活的當下，他相信，每個人都是世界的“孤本”。與他人不一樣，就顯得至關重要。而當機器學會寫作，人類獨有的審美能力，同樣至關重要，“（它）會成為我們與其（AI）周旋乃至戰斗的最有效武器”。

以下為《新周刊》與李修文的對話。

要確信、要確保，

讓自己做一個有“活人感”的人

《新周刊》：每年都會涌現不少代表當下情緒與生活的新詞，有的有趣、有的扎心、有的精準戳中新趨勢，2025年你記住了哪個新詞兒？

李修文：“活人感”。從本質上來講，文學或者寫作所做的就是塑造“活人感”的工作。

活人應該擁有獨特的、他人無法替代的內心。我之所以對這個詞感興趣，深深地記住它，是因為我們一直處在某種被同質化，或是獨特性被消解的可能性與危險當中。

（圖/《死亡詩社》）

如果今天的寫作都致力于建構人的“活人感”，那么我們在面對這個世界的種種困境時，至少能給自己一條明確的通道：要像個活人一樣活著。一個健全的、正常的活人應當有獨特的內心，有不會輕易屈從這個世界的規則的內心，不容易被他人的主張或那些似是而非的“正確”所籠罩、所驅使。

尤其是今天，我們很多人看不清當下的方向，不知該往何處去。我們首先要確信、要確保，讓自己做一個有“活人感”的人。

《新周刊》：在2025年的經歷、閱讀或觀察中，總有一些新面孔讓人眼前一亮。這一年，給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新面孔是誰？這個人帶給你怎樣的思考和感受？

李修文：李怡萱。我不認識這張面孔，但我覺得作為一位作家，作品就是其最好的面孔。

我印象很深的是，2025年在雜志《收獲》上讀到了李怡萱的《洄游》，那是我心目中的天才之作。小說篇幅不長，結構極為精妙，語感也非常精確，既有個人命運，又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域在受到傷害乃至凌辱時，對于個人命運纖毫畢現的呈現。我很少在年輕作家筆下看見，寫作者既關注個人命運，緊緊跟隨筆下那些受傷害的個體，又能讓民族在特殊歷史時期所承受的命運，始終籠罩在個人與小說之上。

這部小說是有源頭的，它的源頭不是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位大師，而是我們共同的、極為深刻的集體記憶與民族記憶。

（圖/《我的塞林格之年》）

而這種集體記憶，又通過寫作者的努力，轉化為我們切身可感的、逼真的個人經驗。這部小說的優點還有很多：那樣的一種留白，既緊湊又空茫；既有個體的顛簸，又有某種歷史的迷茫。如果說一部作品是一位作家的面孔，那這部小說，就是2025年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張面孔。

《新周刊》：放眼當下的科技發展、社會結構與文化潮流，你最關注的新變化、新現象是什么？

李修文：2025年我有一個非常深的感受，就是我們的許多故事乃至故事的法則，在相當程度上都遇到了嚴峻的挑戰。很多基于二戰史觀所形成的故事開端、結論，以及最終要指向的共同心理基礎，都變得分崩離析，這一點在電影故事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圖/《午夜巴黎》）

古希臘神話以來，盡管歷經變遷，但我們的故事其實都在經受現代性塑造，也在每個年代不斷演進。很多故事講述的都是一個普通人如何遠行，在一路遭遇里終將成為怎樣的人，又會以怎樣的方式改造世界，或被世界改造，我們也由此得出故事的結論。可如今，我們正面臨一場嚴峻的挑戰：過去常說遠行人必有故事可講，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空前壓縮了遠方的存在，所有“遠方”，都變成了指尖上方寸屏幕里的景觀。

盡管這一趨勢早已出現，可它對故事的塑造、故事的完成造成的深刻影響，在2025年表現得格外突出。尤其在電影創作中，主人公因何出發、中間經歷了怎樣的遭遇、最終收獲怎樣的結局，這套敘事邏輯，正在全球范圍內遭遇沖擊。一個要傳播的故事、一個以票房為導向的故事，或者說，一個面向讀者的故事，更多是基于某種普遍的、能夠形成共識的情緒之上的。如果說，過去我們的敘事是面向精神，面向人格境界的塑造與完成，那么今天，大面積情緒的被激發，成了故事出發的地方。

（圖/《科琳娜》）

很多時候我們創作故事，是為了掀動更大的情緒；甚至只有當情緒被精準捕捉，既定的故事類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當下許多講故事的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變化，仍在沿用傳統敘事——對主人公而言，哪里是靈魂暗夜，哪里是在和魔鬼做交易，哪里是朋友反目，而最后朋友一定又會到來。

今天發生的變化是，傳統故事里那種人們滿心期待的遠方拯救者可能不會再來——不會有人幫你尋找信物，幫你完成在這個世界上的征途。

我們都活在一堆碎片化的情緒里，想要獲得更多人的理解與認同，就要找準所有碎片化情緒集合在一起時所構成的普遍情緒。如此一來，許多經典的故事源頭，便不存在了。

今天純文學和類型化寫作之間并沒有本質分野。這種以情緒為源頭的寫作，它所遭遇的敘事困境，遲早會蔓延到所有寫作當中。

一個被冒犯的時刻，

恰恰是獲得罕見成長的時刻

《新周刊》：“假如我是新的”，對你而言，最想告別什么？

李修文：我想告別一個被城市化的自己。

我以前寫《山河袈裟》的時候，每年都會踏足很多地方，認識很多新的人。這些人不是文人，不是藝術家，而是一個個從滾滾煙塵、草莽山川深處走來的人。他們都有貨真價實的生命力，盡管這種生命，在很多人看來或許不安全，甚至會讓人覺得被冒犯——因為今天這個時代，很多人只要稍稍不被理解，就覺得自己被冒犯了。我卻覺得，恰恰是超出自身既往生命經驗的人來到身邊，生命才因此擴大，因此蔓延，因此充沛，也因此走向更深遠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被冒犯，也是一個成年人成長的機會。一個被冒犯的時刻，一個走近這樣的生命的時刻，恰恰是你獲得罕見成長的時刻。

我為什么很長時間寫不了散文？因為散文的背后一定要有一個貨真價實的人。

（圖/《玫瑰的故事》）

你要去及物，甚至格物。你要和自己想去書寫的那些名物、山川、河流、草木、露水等，有命運上的交集——不是體驗，是要與之形成命運上的交集。

你得和他們走同一條路，唱同一首歌——至少愿意聽他們唱歌，無論他們唱得多么五音不全，無論他們的衣服多么破爛，鞋子多么寒酸。

我已經太久沒有這種能力，或者說沒有去創造這樣的機緣。因為生活不是體驗出來的，也不是隨波逐流的，生活要靠自己創造。文學史上許許多多的大師，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都是在創造命運的同時，創造了作品。我在城市里生活得太久，城市里的規矩也束縛我太久。好像人人都固守一些看似嶄新的生活方式，但這種生活方式，搞不好就是墨守成規中的“成規”。我們看起來的“新”，在歷史上其實都不新鮮?；蛘哒f，每一代人都曾有各自嶄新的生活方式，但如果我們長時間習焉不察，今天的“新”，很可能明天就是“舊”。而今天的“新”，也正逐漸成為每個人都要屈從的一種標準，這種城市的標準，有時候是需要質疑、需要突破的。

我想通過自己的行走，盡可能拓寬生活的疆域，以此告訴自己：城市的標準，不是絕對唯一的標準。

《新周刊》：拋開一切過往，“假如我是新的”，對你而言，如果可以重新選擇，做一個嶄新的自己，你最想干點什么？

李修文：假如我是新的，我想當個詩人。

我從來沒有寫過詩，但每天都讀詩。只可惜我覺得這（當個詩人）已經實現不了。

我一直覺得，詩歌是所有文學形式里最凝練、至簡的，創造了一個最深層、最豐饒的世界。

（圖/《死亡詩社》）

盡管小說、散文在某種程度上都以展示人類的精神世界為己任，但經過這么多年的寫作，我越來越愛詩歌。我幾乎每天都在讀詩，甚至常常檢討自己，當初踏上的怎么不是一條詩人的道路。因為詩人與小說家、散文家，甚至與編劇，在語言構成、思維方式上都有很大區別。

越是到今天，我越是對那種源頭性的東西感到特別好奇。詩歌所蘊含的創造性，在今天這個時代非常重要。

我們都知道，人對世界、對天空、對那些神秘而不可知之物的叩問，人與外部、與上天、與冥冥中存在的神靈進行的溝通，催生了最早的詩歌。

（圖/《我的天才女友》）

今天，我們又來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這個時刻，會誕生許多新的“神靈”——AI之神、VR之神、各種新媒體之神。它們在召喚新的詩人，召喚詩人與這些龐大、神秘、高高在上的事物，建立起人的聯系、人格上的聯系，建立起脆弱與脆弱之間的聯系。

可能每個時代都需要詩人，但我覺得，在這樣一個AI時代尤其需要。就像屈原向上天禱告，才有了《天問》。我們今天，其實又來到了這樣一個時代：人與機器、人與AI、人與新媒體之間，需要一個隱秘的、巫師般的角色。

我注定做不到，但我會越來越關注原初的問題：我們的詩歌究竟如何產生？詩的背后，又如何站著一個貨真價實的人？而這些，或許正是這個時代非常迫切的問題。

寫作，

讓每個人都成為他人無法替代的個體

《新周刊》：在“假如我是新的”這個主題下，如果用一個詞來詮釋“新”，那么在你看來，什么才是新的？

李修文：自我懷疑就是新的。

就像剛剛，我充分懷疑自己今天寫下的所有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問自己：它們到底值得被寫出來嗎？

我相信，一個誠實的寫作者，會不斷懷疑自己、叩問自己——我寫作的必要性到底何在？書架上有那么多大師的作品。何止是書架，新媒體上也有那么多大師的作品，正通過不斷更新的傳播方式，輕易、便捷地抵達每個人眼前。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寫作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

（圖/《小婦人》）

到底還有什么樣的真理沒有被我們揭示過？到底還有什么人，走過了一條迥異于別人、獨屬于他自己的道路？越是在這種意志性逐漸被科技、被AI、被我們今天很多約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取消、規訓的時刻，自我懷疑就越重要。

懷疑自己，意味著自己被戰勝，意味著在許多事物面前承認自己的匱乏與無能，承認自己力有不逮。這樣，我們才有了一種“變新”的可能——不是不斷踏足新的地方、攫取更多新的事物，而是要返回自己的精神生活當中。我們要去關注，那些似乎已經被科技取代的苦難，那些自我的周旋、折磨，那些不斷對自己、對他人、對世界發出的疑問。因為這些東西的前提，就是自我懷疑。一個人只有自我懷疑，他的每一天才有可能是新的。因為懷疑，意味著新的創造。

《新周刊》：人工智能技術飛速迭代，大語言模型能精準復刻各類文體，生成兼具邏輯與文采的文字。當機器寫作逐漸普及并沖擊傳統文學創作時，在你看來，寫作者還有多大的創作空間？文學該如何煥發新生？

李修文：首先我覺得，機器還沒有完全學會寫作。我們這些寫作者，仍有一段殘山剩水之路可以走。某種程度上，我們當前最急迫的使命，就是讓人類寫作的殘山剩水延續得更久一些。我想，這依然是人的獨特性，是無法被取代的地方。

（圖/《機械姬》）

我認為，越是在AI逼近人類生活的時候，越要相信人類身上獨有的創造性。寫作的本質，就是窮盡自身乃至人類的精神生活。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是世界上的孤本。我們的寫作所致力的，就是讓每個人都成為他人無法替代的個體。

只要仍有我們感興趣的人與生活，寫作者在這條路上就還會走很久。與此同時，我反倒覺得寫作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不是越來越沒有分量。

因為AI基于大數據、基于科技所達成的共識展開寫作，恰恰在提醒我們：變得跟他人不一致，是多么重要；每個人孤絕地成為自己，是多么重要；你獨特的、無法被他人取代的審美能力，是多么重要。

（圖/《她》）

我其實懷有莫名的信心。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并未發現AI給我的寫作帶來滅頂之災。它們寫得再多，從本質上也還沒有到讓我震驚的地步。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人類的審美能力，會成為我們與它周旋乃至戰斗的最有效武器。

題圖 | 《去有風的地方》

排版 | 韻韻紫

運營 | 陳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