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趙樹理誕辰120周年：他寫出了那個時代農民的最大公約數

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有趙樹理的三份手稿——《老定額》《套不住的手》《賣煙葉》。這幾部作品均發表于《人民文學》雜志，跨度從1959年到1964年，這是他的作品目前僅存的手稿，也是趙樹理創作生命最后的留影。

在現當代作家的手跡中，這樣整齊干凈的手稿并不那么常見。作家創作時往往思維活躍，筆跡也就怎樣順手怎樣來，再加上層層疊疊的增刪涂改，對于當時遍識百家筆跡的文學期刊編輯來說，識別起來大概并非難事，對于辨認整理手稿的今人來說，未免常常犯難。

但是，趙樹理的手稿不是這樣。他的筆跡相當工整而清晰，雖偶有改動，卻不顯雜亂。曾和他比鄰而居的嚴文井說趙樹理愛好書法，稱贊其鋼筆字“頗有點‘蘭亭集’的味道”。他還透露，趙樹理寫《靈泉洞》時，規定每天必須寫上五千字，一起床便構思這五千字，“五千字一個一個按順序在他腦子內都安排妥當并記住之后，就坐下來一個字不改、一口氣寫了出來”。把五千字一一碼放好再一字不改地寫出來，足可見出趙樹理那驚人的創造力和記憶力。他的腹稿既是草稿，也幾乎是定稿，再輔以漂亮的鋼筆字，他的手稿也就必然整潔清秀。

為何趙樹理寫作時將初稿當作定稿，如此一絲不茍？這其實不僅是個人的寫作習慣、思維模式，背后更有他長期的艱苦生活的影子，還有來自農民的極其儉樸的生活傳統。趙樹理出身農民家庭，雖然有幸進入山西省立第四師范讀書，但從學校走出后，在動蕩的民國社會中，并未謀得穩定的工作，長期漂泊不定，備嘗謀生的艱辛。在與底層人民的接觸中，他深刻地體認著他們的辛苦，同情他們的悲慘命運，也熱愛著這些懷著樸素生活愿望的農民。因而，他的生活是極其簡樸的。新中國成立后，即使已經是聞名全國的作家，并且身處領導崗位，他卻仍然習慣去蹬三輪、趕大車的勞動人民去的小飯鋪吃飯。他的名作《登記》故事梗概最初就是寫在廉價紙煙盒上。

趙樹理《賣煙葉》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他珍惜一切的勞動產品，他深知背后凝結著勞動者的汗水與辛勞。雖然作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他的稿費收入相當優厚，但他始終保持著一個普通農民般的生活要求。這是長期艱苦樸素的農民生存經驗導致的結果，更是因為他對農民深沉的愛。他對農民的愛、對農村的愛不是抽象的抒情，而是愛具體的個人，愛具體的物與事。

抽象的愛是容易的，嘴上和紙上幾句不乏夸張而矯情的話有時就足夠了。具體的愛卻常常是困難的，因為在那青年與新事物的萌芽和成長中，還雜有黑暗的鐵屋子里沉淀數千年的舊夢與陋習，愛這土地的人不能不直面它們，甚至正是因為還有這么多等待破除變革的舊事物，他才如此關切農民。他從來不是置身事外的冷靜觀察者，而是身處其中的“共事”者，即在生產機構中找些事情做，和群眾完成一樣的事、共同勞動。他說在與農民一起勞作時，就會遇到躲也躲不開的問題，需要在作品中加以表現和解決，這是他多數作品的來歷。

他寫作也是為了解決他在農村工作中遇到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也就是“問題小說”。《三里灣》是第一部反映合作化運動的長篇作品，這部作品就來源于趙樹理親身參與的山西農村的合作化試點，在這一運動中，他看到了合作化對當時農村的重大作用。因此，他迅速創作出這部作品，為農村推行合作化鼓與呼。而他出版這部作品選擇名不見經傳的“通俗讀物出版社”，也頗有“講究”。《三里灣》初版本裝幀樸素，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完全想不到這是1955年最受歡迎、銷量最大的文藝作品，第一次印刷便有38萬冊。

以趙樹理的名氣，他完全可以選擇更有牌面和影響力的大社，他們的書做得更加精美考究，會給作品帶來更多文學領域的讀者，定價也會更高，意味著作者拿到更多的稿費。那么他為何選擇小社？原來，這家出版社專門面向農村，他們的書開本更小，裝幀更為簡單，售價要比大社低不少，小開本也方便農民攜帶，趙樹理期望的讀者是農民，他希望更多的農民買得起、看得到、聽得著。

這是他為農民讀者著想的一個例子，不過，他的作品受到當時農村讀者如此熱烈的歡迎，更主要還在于他對時代變革前沿中農民群體情緒和心理的準確把握。這看似是簡單地寫政策，實則并非易事。作家需要對總體性的時代變化趨勢有深刻認識，同時又要感知變革之中農民的所思所感，這里的農民不是某一個或某一類人，而是群體，是農民中的各類人。

趙樹理自述自己跟農民聊天，對方說了上句，他便知道下一句要說什么。正是到了如此熟悉的程度，他才能夠寫出那些群體，寫出群體內部復雜微妙的關系，把握每個人的情感需求。他的人物常被詬病過于簡單，缺少心理描寫，缺乏深度。然而，這些簡單的人物卻把握了大眾的最大公約數，這些簡單的人物絕非某個個體，而是套印著無數的同類人。這些人物攜帶著洶涌變革的時代之中最澎湃的動能，他們推動著歷史前行，創造著歷史。因而，他的人物是有厚度的，他們共享最核心的情緒與訴求，匯聚時代最迫切的呼聲。在他的名作《李有才板話》中，李有才是那個時代的歌者，表達出農民們推翻惡勢力自己掌握村政的心聲，而李有才不是孤獨的，他有村中小字輩的支持，更有農會的支持。他們構成了一種強大的群體性力量，足以讓村莊改天換地。

對農民群體把握如此深入，就來自他對自己所書寫的生活的高度熟悉，來自親身參與其中的切身感受。他曾說：“我想在一個村子里和群眾共事能共到走不開的程度，就可以說是和群眾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融洽了——自然是更深入就可以更融洽。”當他已經成為群眾中的一員，已經走不開了，他當然能夠充分理解群眾的情感需求，理解具體生活之中，生活關系中的群眾。這樣的人怎么會得不到農民群體的喜愛呢？

趙樹理已經逝世近一個甲子，那些充滿歷史感的作品或許將逐漸被淡忘，然而，每個時代都需要它的歌者，大時代更是需要這樣切中人們心聲的歌者，因此，他或許又將永遠不會被淡忘。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學術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