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上桌了，誰還需要電影人啊？

圖片由AI生成

“講好中國電影故事這座高山，千難萬阻，中國電影永垂不朽！”

當葉寧在愛奇藝舉辦的電影主題論壇快結束時，喊出這樣一句話的時候，還是有些令人恍惚。熟悉的論調、熟悉的人物，曾經密集聽到這些，已經差不多是十年前。

這一場被愛奇藝首席內容官王曉輝稱之為壓軸的主題論壇，到最后嚴重超時，現場觀眾稀稀拉拉走得差不多了，他本人一直在臺下，與賈樟柯、鮑德熹、陳宇等諸位電影界的大咖撐到了散場最后一刻。

“我們一直以來堅持著，沒有放棄對電影的執著熱愛，也搞賠了。”王曉輝在論壇致辭發言中調侃。愛奇藝是對院線電影有過不小的野心，現今除了官方背景的幾大電影節之外，很少有商業平臺公司大張旗鼓聚攏電影大咖，舉辦相關的論壇了。

很多人都忽略了一個事實是，以圓桌主持人的方式短暫亮相的葉寧，也曾是行業的焦點人物。

最近，“萬達電影”在A股更名“儒意電影”，讓人回想起，曾野心勃勃打造“東方迪士尼”玩家的名字，又消失了一個。當年葉寧正是萬達電影的核心，是后者巔峰期的締造者，為萬達搭建了從制作、發行到放映全產業鏈，也從內容上創造了超百億級票房。

2016年，葉寧的離去被外界視為萬達電影由盛轉衰的標志之一。后來，葉寧去了華誼，兩年前，來到了愛奇藝，以高級副總裁的身份繼續做電影。

但電影產業呢，早已褪去了十年前那副欣欣向榮的光景。

“不要慌！”王曉輝在幾場主題演講中反復說著，三個大字赫然打在了演講PPT上。

圖片來源：愛奇藝

別慌？影視圈現在恐怕慌得很。

“我們沒有預料到，疫情過去之后，突然AI突飛猛進，進入到公眾視野，進入到電影工業。這個跟我們行業息息相關。”賈樟柯在現場說。

那AI圈呢？也很有意思，視頻大模型公司的技術路線、模型參數和商業模式有差異，但都不約而同地將模型質量標準指向了一個關鍵詞——電影級質感，中美皆是如此。

但AI已然成為電影業各種矛盾交匯的火藥桶。

“賈樟柯之困”：群體創作不存在了

據賈樟柯的觀察，電影圈對AI的態度比較分化。

一方面，如王曉輝所言的，是慌亂與緊張，進而有強烈抵制的現象，比如，好萊塢大制片廠聯合抵制Seedance。

另一方面，是不以為然，這個世界總是會有新東西出現，電影本身光學、化學、精密機械共同進化的產物。

國內“百億票房俱樂部”（執導的電影累計票房超過100億元）的導演們都還比較淡定，目前沒有AIGC相關作品面世，也沒有大范圍公開抵制AI。

賈樟柯是大導演中率先嘗試AI制片的。他最引人關注的作品，是在2月，以監制的身份，與豆包視頻生成模型Seedance 2.0合作上線了AI賀歲短片《賈科長Dance》。

AI短片《賈樟柯Dance》截圖

在這部實驗性質的短片中，賈樟柯本人未出演，片中兩個“賈樟柯”形象均由該AI模型生成，其中一個保留了明顯的“AI感”，另一個則高度仿真，還原了現實生活中的賈樟柯形象。通過兩個“賈樟柯”的對話，影片探討了AI與創作、技術與人性的關系。在這里，AI既是生產工具，也是敘事主題。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那么早擁抱AI技術的是賈樟柯。”知名編劇、導演，北京大學教授陳宇在圓桌上發出疑問。

但這事發生在賈樟柯身上不奇怪。

早年，賈樟柯以獨立電影的姿態蜚聲國際，讓他成名的，1997年至2000年期間，自編自導的《小武》《站臺》，均是用膠片拍攝，這在當時畢竟是一項非常昂貴的行為。

后來，賈樟柯開始用DV拍攝，是國內很早就投入了數字制片的導演之一。他還使用了包括阿萊535攝影機、16毫米mm攝影機、5D單反照相機、VR攝影機在內的多種跨時代的器材。

雖然這被視作是不固守膠片美學，但某種程度上也是成本控制下的無奈之舉。他曾說過，“手邊有什么條件就去做，表達才是第一位的。”

至于AI創作，賈樟柯也有自己的困惑。

這是他幾十年的實拍經驗、感受，與當前與AI合作的工作氛圍、工作方式碰撞而帶來的。

這位出生于1970年的第六代導演，認為自己經歷過最重要的產業變革，是從膠片到數字的轉型。

他曾親眼見證過，那時候，很多工作崗位被淘汰。有非常多基層放映員，因為無法適應新的數字技術放映的要求，逐漸沒有了工作。

“該如何照顧到傳統產業，特別是產業基層工作人員？”他說。

AI帶來變化，更是難以預知。在賈樟柯看來，電影工業雖然經歷了130多年演化，放映場所也從咖啡館到了電影院，但無論是在膠片攝影還是數字攝影時代，工藝本身沒有發生實質變化。

標準的電影主創班底，有編劇、導演、攝影、錄音、美術、道具、服裝，包括臺前演員，一直如此。電影是群體的創作。每一個工種，是電影工業生產鏈條上的一環，也是藝術表達核心參與者。

“在現場，我們每個人都像群星一樣在閃耀。演員在表演的時候，有突發的瞬間，有潛意識帶動情緒的變化而帶來的精彩表演；攝影師在運鏡的過程中，也會跟隨情況，有節奏的快慢；導演在場面調度分鏡頭的時候，會有突發的一些想象，所有的這些，都在增加電影的魔力。”賈樟柯感嘆。

當AI創作變成只是一兩個人發出提示詞指令的時候，人類交匯的靈感與星光會散落。“不要相信一個人的天才。一個人會有很多短板，會有很多自己無法發現的、進步的盲區。”這是這位被視為“作者導演”、獨立影人的電影人的心得。

無論是文學創作、美術創作還是電影創作，作為碳基生命，每個人都是帶著生命體驗和感受在進行，帶著視覺、聽覺等感官去接觸世界，當進入到真實世界的時候，自身的體感是不一樣的。同樣一場雨，有人感嘆，好雨知時節，有人會覺得，秋風秋雨愁煞人。

賈樟柯是電影圈即興創作的代表。到了拍攝現場，他會因為一場風雪，改變開拍前的預設。他認為，創作是處于一個情緒、激情和連續過程，那些閃亮的地方，有時候是意外，甚至是錯誤，是計劃之外，造就了電影一個個閃光時刻，這在電影史上不勝枚舉。

AI生產內容，能否也有這樣的創作靈感交匯？

“我不知道，但我想也許科學家會解決。”賈樟柯發出期待。

上一次電影技術革命用了二十年

AI是電影工業面臨的最大的一次技術變革——這是賈樟柯這類頂級導演，與葉寧這樣的頂級制片人的一個共識。

他們都想到了上一次大浪潮：膠片到數字的革命。

賈樟柯回憶道，當年數字驅動拍攝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數碼攝影機的景深、色彩分辨率和自然感等都不如膠片，但到了今天，數碼攝影是主流，所有的膠片想實現的基本上數碼都能實現。

電影從膠片到數字的轉型，是一場持續了二十年的技術革命。

最早與數字相關的電影可追溯到1999年，《星球大戰前傳1：幽靈的威脅》上映，首次大規模采用了數字放映。真正意義上的突破，是2002年的《星球大戰前傳2：克隆人的進攻》，這是第一部完全采用數字攝影機（索尼HDC-F950）拍攝的好萊塢主流大片。

2007年，RED ONE 4K數字電影攝影機面世，它憑借較低的成本（但仍需昂貴鏡頭等配件）和電影級畫質，極大地推動了數字拍攝的普及。當年全球數字放映銀幕占比約15%，2009年，這一比例已飆升至32%。

2013年是數字制片的標志性節點，派拉蒙成為首家只發行數字格式電影的好萊塢大制片廠。當年生產的電影長片中，有高達90%已采用數字技術拍攝。

數字制片賦予了后期制作前所未有的操控力，調色環節成為決定影片最終視覺風格的關鍵，也讓調色師等新職位變得至關重要。

正如當前不斷涌現的AI導演新星，20多年前，北影畢業的賈樟柯是數字拍攝的先鋒。

他是國內最早拿起DV，探索新美學的導演。從《任逍遙》（2002）開始，到后來的《世界》（2004）《三峽好人》（2006）《無用》（2007）《二十四城記》（2008）等，均采用數字攝影。中間一個小插曲是，《三峽好人》名聲大振后，為適應全球影院轉制成膠片格式，還使得電影畫質嚴重衰減。

“AI何嘗不會有這樣一個未來？”賈樟柯說。

鮑德熹曾經的搭檔，華人導演李安也是數字制片的先行者。作為成功操盤過商業大片的導演，李安轉型更具實驗性和顛覆性。他曾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2016）中大膽探索3D、4K、120幀等高規格數字技術。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是電影數字技術的激進之作，李安將電影沿用近百年的24幀/秒標準，一舉提升至史無前例的120幀/秒，并搭配4K、3D技術，然而，觀眾對高幀率的不適感，也引發了藝術與感知層面的巨大分歧。圖片來源：官方海報（中國大陸版）

數字制片讓電影類型從多元趨向集中，院線成為全球頂級資本的豪賭。

表面上看，制作一個數字拷貝的成本（約100美元），遠低于一個35mm膠片拷貝（約2000美元），數字拷貝通過硬盤或衛星傳輸，替代了沉重的膠片拷貝，在成本結構上讓全球同步首映更加高效且經濟。但實際上，它使得院線排片更愿意高度集中于少數特效大片，單個影片的邊際效應更強。

葉寧正是數字制片的受益者。

高昂的膠片拷貝和放映成本，曾是國內影院線下擴張的最大瓶頸。2002年，國家開始大力推動數字影院建設，提供資金補貼。

正是這一年，葉寧加入萬達集團，分管院線、影視、發行三塊業務。2008年，葉寧就任萬達院線總經理。上任之后，他著手重塑萬達院線的經營體系，堅持“在所有硬件的配備上做到最好”，將萬達院線打造為全國第一家全數字化、采用TMS影院管理系統的影院。

2010年，他主導萬達與全球領先的3D技術商RealD公司簽約，一次性安裝了500套3D設備，使萬達院線成為中國最大的3D電影放映場所。萬達院線也從一個商業地產的配套項目，發展為全球領先的影院運營商。

2012年，中國數字銀幕突破1萬塊，完成了從膠片到數字的全面過渡。也是這一年，受益于數字化擴張的成功經驗和業績，葉寧全程參與了萬達以26億美元并購美國AMC院線的交易，并擔任董事。

亮眼履歷背后，葉寧也有些困惑。

在現場，他稱，從業二十幾年，經歷過像AI變革的類似困惑，之前有兩次。第一次是中國院線市場化改革，但成就了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第二次是膠片到數字的變革，但承載了先進的數字化技術的表達。

“這個時代對于AI的應用才剛剛開始。對于中國電影、世界電影，有可能是莫大的機會，但其中必然有一個過程。”葉寧說。

前所未有的“游戲漏洞”，AIGC導演另起一桌

鮑德熹是AIGC電影的樂觀派，也是激進派。

“這是屬于創作權的革命。”這位憑借《臥虎藏龍》（2000）斬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攝影獎的老電影人談到，“這是完全不同的時代。膠片時代，拍電影是貴族的活動，數字攝影機讓普通人也能拍高清。AIGC更進一步，演員、場景、道具的物理限制都打破了。”

AIGC的革命，不是讓電影人跑得更快，而是直接改變了游戲規則。

AIGC讓那些本來拍不起、試不起、賭不起的故事，有機會被講出來。真正能夠引發共鳴的內容，未必先來自成熟的工業體系。普通人沒有受過完整的電影訓練，也未必懂得怎么把故事拍成經典，但他們清楚，普通人在想什么，會被什么打動，他們自己就是觀眾的一部分。

楊選以“AIGC導演”的title，與賈樟柯和鮑德熹同臺對話，或許就是牌桌換了的一個信號。

這個年輕人，半年前想不到會收獲今天的成績。當然，出生于1989年的楊選，也算不上年輕人了。

他在電影圈初露頭角以AI短片《逛三園》。去年12月，這部短片入選了第七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MiniMax海螺AI”我的人生電影”單元“人間故事家”，也讓葉寧留意到了。

讓楊選全網爆紅的，是今年清明期間上線的AI短片《紙手機》。這部3天用AI搓出來5分鐘寫實短片，全網收獲了過億播放量。

《紙手機》在情感上處理高級，沉默中的情感張力、中國式含蓄悲傷的表達方式等撬動了群體共情，更進一步引發討論的是，全片無真人參演，影片中演員的皮膚紋理、場景的光影層次、市井街巷的煙火氛圍，高度逼近真人實拍效果。

AI短片《紙手機》創作資產界面截圖，圖片來源：可靈AI

楊選是這部短片的編劇，他能感受到市場對AI作品的水溫變化。去年六七月，很多人還在抵觸AI作品，到了年底，很多人已經在評論區開始分享感受，今年的《紙手機》，收到的評論基本上是正面的。

楊選是資深影迷，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做過藝術評論，因為熱愛影視行業開始拍廣告，楊德昌是他最喜歡的導演。

他很早就意識到電影制作是一場遙不可及的夢。在一次采訪中，他說，“這是一個很高的金字塔，沒有資源是不可能進去的。當年我進廣告行業就是想通過拍攝小短片，滿足一下不可能實現的電影夢。”

視頻大模型的迭代，讓楊選有了靠近金字塔的機會。

能否擠進電影圈，還有很多創作表達之外的障礙。這扇大門的準入規則，沒有且無法明碼標價，規則本身就是權力與資本的游戲。有時候，入門的關鍵不在門本身，而在于有沒有人愿意為你推門。畢竟，青年導演的市場不確定性，與資本要求的可控風險往往相悖。

但至少，被看見，是第一步。

與其說AI給電影帶來了革命性的創作提效，不如說，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游戲規則漏洞，它給了青年導演上桌的機會。對電影有夢想的普通人，再也不用苦哈哈地等著電影節評委的認可來收獲名聲，等著創投評委的點頭來拿錢，以及前輩導演的背書來做信任標簽。

至于整個電影產業？更值得思考的可能是，AI革命是否會如數字革命持續20年？資本助推了AI大繁榮，但它還會繼續等嗎？在這一次的電影技術革命浪潮之中，誰又會成為下一個隨著膠片時代消亡而倒下的柯達？（作者｜李程程，編輯｜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