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若的“風雅”反思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民國時期的天津因存在租界而成為文人墨客、遺老耆宿的集居地，城市雅文化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尤其是以詩詞為代表的雅文化更是一度繁榮，飯館、公園、運河之畔，以及文化遺址等地，便經常有詩社詞社雅集的情形。而對于文人結社所呈現出來的“風雅”，當時的知識青年卻有自己的反思與判斷，諸如青年作家劉云若在其《冰弦彈月記》中便寫出自己對“風雅”的反思。

　　《冰弦彈月記》創作于20世紀40年代初，小說主角為某報社青年編輯陸九芝。此人一表人才，又頗負才華，深得名士耆宿賞識，是當時城北詩社的成員。小說的主線是陸九芝與鼓姬月琴、廚娘二姑娘之間的情事糾纏，故事情節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是詩社耆宿梁叔子、徐止庵。在第一章，天津城北詩社成員老名士梁叔子擬學易順鼎天橋詠姬，欲作詠天津“三不管”地界之《三不管歌》，于是便有天津“三不管”一日行。梁叔子“三不管”之行遇到色藝雙絕之鼓姬月琴，驚為天人，歸后作詩數首。待詩社雅集之日，梁叔子便把月琴之色藝雙絕加以渲染，令徐止庵等人皆欲把月琴介紹給同社陸九芝。于是在梁叔子、徐止庵等人名士心理的助推之下，陸九芝先后與月琴、二姑娘之間產生了諸多矛盾沖突，并最終皆得圓滿。與劉云若以往小說相比，《冰弦彈月記》對傳統詩社著墨甚多，對詩社所展示出來的“風雅”則含有一種批判的態度。

　　《冰弦彈月記》中徐止庵是城北詩社的主腦，現實社會中則代表著有錢有閑、又有社會聲望之前清遺老。此類遺老是舊體文學的創作者，是當時“舊文化”的活載體，曾成立諸多雅集社團，諸如上海漚社、青島“十老會”、天津城南詩社，等等。劉云若自是關注到這種文化現象，便在小說中塑造了徐止庵這一人物形象：“社中主腦和靈魂是一位前朝遺老徐止庵先生。此公愛慕風雅，糾集同志，創立詩社，借此遣興陶情，本意為高雅。”成立詩社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對于退出歷史舞臺的遺老而言，不失為消遣時光、慰藉心靈之風雅舉措。但劉云若又注意到此“風雅”之舉背后竟也有庸俗難耐之人與事，即有些人欲借“風雅”而行攀緣請托之事。詩社主腦徐止庵雖已退出政治舞臺，但其“門生幫吏遍于天下，還頗有些勢力”，于是很多人欲巴結請托而“苦于不得其門而入”，及至詩社成立，便看到結交攀緣之良機，“紛紛托人介紹，請求加入”。劉云若如是描寫請托攀緣之行為：“最可怕的是很多社友包圍止庵，請吃飯送厚禮，不是求他以老師資格代向某省省長舉薦位置，就是求他以紳士資格代向本地當局請托事務。”用風雅為苞苴，借詩文通聲氣。如此，風雅之詩社變成了“巴結請托”之地，實在是對“風雅”的一種諷刺。

　　梁叔子是城北詩社里的“老名士”，代表當時那些由前清過渡到民國的高齡名士。他們以傳統名士自居，一般都有著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持守，在改朝換代之際也選擇過遁隱生活。但劉云若卻注意到民國初期有很多名士只是刻意營造這種名士形象而已，其行為卻呈現出雖隱實仕、表里不一的特點，于是便塑造了梁叔子的形象。梁叔子表面厭棄財利，盼著“優游林下，納享清福”，做一個風流名士，但其又有“到北京去有所謀干”這樣的行為。所謂“有所謀干”，就是謀求北洋軍閥政府的某個閑散職位，領份薪水。想做名士，又不舍政府薪水，典型的仕隱矛盾心理。對于名士梁叔子這樣的表里不一，劉云若如是分析：“名士卻要吃飽了才能做的，做名士的人，不見得人人都有飯吃，便是家有財產，名士既是聰明特殊的所謂超人，當然不會沒有算計，怎肯坐吃山空？”

　　類似梁叔子這樣的名士在民國初期有不少，縱然在仕隱之間各自所糾結的具體原因有所不同，但呈現出來的表象卻是一致的。對于這些表里不一、偽清高的名士們，劉云若的描述體現出嘲諷的態度。

　　在小說中，劉云若還描述了城北詩社的活動：“詠了端陽角粽、六月詠了蓮花、游了八里臺，又結伴到北京，向北海西山頤和園陶然亭收了許多詩料。轉瞬節令交秋，又詠牛女鵲橋，再詠中秋明月，重陽時就近在一家大百貨店七層樓上，登高賦秋。以后到了冬天，又隨著季節辦了消寒會。把寒消盡了，又逢新春，大家詠了春雪……舊年就寓的燕子回來了，隨即生了乳燕……止庵又邀集社友置酒歡迎燕巢中的舊客人，慶祝燕子家庭的新生命。”詩社雅集大多是每期都有一個主題，諸人皆有詩作。但觀劉云若之書寫，其對詩社一期又一期的雅集唱和活動并不感興趣，不認為其有什么具體實際的意義，反而認為是一種“無病呻吟”，是非常無聊的，足見劉云若對詩社傳統風雅活動的微諷。

　　熟知天津詩社之人，可知小說中城北詩社即現實中的城南詩社。城南詩社于1921年成立，劉云若也曾參與過詩社后期活動，因他也是一位詩人，也喜歡舊體詩文的創作。但作為經歷過新文化運動的文壇后起之秀，劉云若又對當時詩社里的攀緣現象、名士行為，以及活動內容持有一種批判性思維，也可視作當時青年人對“風雅”的反思。這種反思或許會因一己之好惡而有所偏頗，但的確是當時文壇現狀的一種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