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中東沖突的來龍去脈

1片土地，2個民族，3大宗教，4份文件，5次戰爭，6個建交國。 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王晉教授硬核梳理，帶你穿越百年恩怨。 誰在背后操盤？誰在泥潭掙扎？ 想看透國際局勢？先看懂巴以這盤棋！

這片土地被稱為“文明的交叉點”

過去二十余年

巴以問題陷入了一種“死循環”狀態

任何和平對話一定是雙方都要做出讓步

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

仍將是考驗人類政治智慧的重要難題

歡迎點擊觀看

新經濟學家智庫xTAIXUEx王晉

（點擊下方觀看視頻）

（錄制于2025年10月30 日）

大家好，我是來自于西北大學的中東問題專家王晉。

巴以問題千頭萬緒，涉及諸多復雜因素與議題，不僅困擾著中東地區，也是影響世界和平的重要難題。由于巴以問題的線索繁多，我希望能夠較為清晰地為大家展示其復雜性與多變性，同時也希望大家能與我一同了解巴以問題的來龍去脈。

我們知道，巴以問題是中東地區的重要議題，目前被視作該地區戰爭與和平的根源性癥結，國際社會對此已有大量討論。過去二十余年間，巴以問題實際上陷入了一種“死循環”狀態，時常暴發沖突，尤其是最近一輪于2023年10月爆發的巴以沖突，剛剛達成了停火協定。該協定能否得到維持，目前仍是未知數。

巴以問題之所以陷入當前戰爭與沖突的僵局，存在多種分析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責任大體上應由以色列承擔。畢竟，以色列是巴以問題中相對比較強勢的一方，因此應當為當前巴以戰爭或沖突的持續不斷負責。尤其是考慮到以色列在不斷兼并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同時在加沙地帶不斷咄咄逼人地使用武力，對周邊的鄰國也毫不客氣，打擊這個、打擊那個。所以，很多人認為以色列應承擔主要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美國應當承擔主要責任。主要理由是，美國當前是巴以問題中最重要的第三方，而且在過去幾十年里，以色列一直受到美國源源不斷的武器裝備支持和各類援助。此外，美國在組織巴以和平對話及相關談判的過程中，不斷偏袒以色列，在國際舞臺上也同樣不斷偏袒以色列。因此，人們認為美國就是所謂的最大責任方。只要美國改正立場，巴以問題就會重新回到和平的正軌。

第三種觀點認為，這個問題應由英國負責。畢竟，現在的巴以問題大體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對巴勒斯坦地區的委任統治（所謂的“委任統治”），并由此逐漸造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以色列與阿拉伯人（或者說以色列與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沖突。如果追溯根源，學術界大體上會將其歸咎于英國的“委任統治”，以及1947年之后英國不負責任地迅速放棄巴勒斯坦這片土地，沒有做出妥善規劃，從而導致了巴以沖突的緣起和長期延續。

最后一種觀點認為，巴以問題延續到今天，巴勒斯坦人也要承擔很大責任。主要原因在于當前巴勒斯坦的派系過于復雜。眾所周知，國際社會公認的代表是以約旦河西岸為核心建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巴勒斯坦國。但與此同時，還存在大大小小許多巴勒斯坦派系，這些派系相互爭斗，影響了巴勒斯坦人用一個聲音說話，從而導致巴勒斯坦問題無法找到有效的政治解決路徑。

由此可見，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學術界，都有眾多觀點，對于巴以問題到底該由誰負責，各方各執己見。那么，到底哪一派是正確的？我想，今天我們先把巴以問題的歷史和脈絡走向梳理一遍，大家可能心中都會有自己的答案。

巴勒斯坦問題，或者說巴以問題，實際上可以通過我們所說的“123456”這六個方面來為大家做一個介紹。

首先，“1”代表的是這是一片土地。這片土地在歷史上具有一定彈性。巴勒斯坦這一區域，在過去是一個文化區域或歷史區域，但進入近代以后，逐漸形成了以民族國家邊界為核心的固定區域。大體上，這一區域的范圍是：往西到今天的地中海，往東到今天的約旦河，往北到今天的黎巴嫩和敘利亞南部，往南一直到今天的埃及。正是在這樣一片土地上，歷史上各大文明你來我往，相互爭奪，因此這里被稱為“文明十字路口”和“文明的交叉點”。這一區域既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也擁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從而成為各大勢力碰撞的重要焦點。

其次，是兩個民族。當然，在巴勒斯坦這一區域中，實際上并不只有兩個民族。除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外，還有庫爾德人、德魯茲人、高加索的民族，以及一些土庫曼人等等，存在許多其他民族。但從主體來看，兩個主要民族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

需要強調的是，在歷史上，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曾長期和平共處于這一區域。只是到了近代，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在這一區域形成了兩大相互碰撞、經過改造的政治思想。一派是我們熟悉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它認為該區域應當由阿拉伯國家或阿拉伯政治實體所占據，由阿拉伯人主導。另一派則認為，這一區域應當屬于猶太人的故土，這就是近代以來的“猶太復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借助猶太人的歷史，進行了身份改造、政治改造和敘事改造，從而形成了與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對撞。

從歷史角度看，這兩種思想各有其內容依據。阿拉伯人或阿拉伯民族主義認為，公元七世紀之后，阿拉伯人來到這片土地，此后該區域一直屬于阿拉伯人的土地，因此猶太人是外來者。尤其是猶太復國主義就沒有權利生活在這里，以色列這個國家根本沒有權利存在于這一區域。

而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想內核則認為，這一區域屬于猶太人：從公元前一直到公元一世紀左右，猶太人是這一地區的主體民族。即使在隨后的大流散時期，在猶太復國主義的敘事下，這一區域仍然保有猶太人的宗教歷史和身份根基。因此猶太復國主義主張回到故土，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治實體。所以我們所說的“兩個民族”，既指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更強調在此基礎上構建的現代政治身份表述的內涵，在這一區域中實現了相互碰撞。

第三，三大宗教。眾所周知，這一區域興起了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猶太教根據其經典，將這一區域視為猶太人的故土，是猶太人繁衍生息的歷史區域，在《圣經》中被稱為“流著奶與蜜的地方”。因此，猶太人將這一區域視為心中的母國。

對于基督教而言，無論是基督教的創始人耶穌，還是基督教早期的主要傳承人，實際上都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活動。耶穌來自約旦河西岸的拿撒勒，在伯利恒出生，最后在耶路撒冷死亡（或者說在宗教意義上得到解脫）。無論怎樣，其活動區域都在這里，許多顯圣跡的場所也都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區域。

伊斯蘭教更是如此，將這一區域視為非常重要的宗教圣地。今天伊斯蘭教的朝拜方向是麥加，全世界穆斯林在每日五次的禮拜中都要朝向麥加。但可能大家也知道，在伊斯蘭教早期創立之初，曾有一段時期朝拜的方向是耶路撒冷。更為重要的是，根據先知穆罕默德的表述，以及《古蘭經》和《圣經》中的記載，曾有一次“登霄之夜”：他有一天晚上來到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從耶路撒冷登霄而上。因此，今天耶路撒冷有一座阿克薩清真寺，即“遠寺”，在該區域中仍然是極其重要的宗教圣地。對伊斯蘭教來說，耶路撒冷是僅次于麥加、麥地那的第三大宗教圣地。

三大宗教在這一區域相互交匯，各自認為自己應當是該區域最為正統的宗教，都應當占據主導地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三大宗教。

第四，四份文件。這四份文件分別是：181號文件、242號決議、338號決議以及奧斯陸和平協議。這四份文件奠定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巴以問題的主要合法性框架和敘事結構。

其中，181號決議是聯合國大會于1947年通過的分治協議，即將巴勒斯坦區域分為三個實體。請注意，是三個實體，而非我們今天常說的兩個實體。這三個實體分別是：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一個獨立的阿拉伯人國家，以及由聯合國（即國際社會）共同托管的以耶路撒冷為核心的一個區域。無論如何，這份聯合國大會通過的181號決議，成為了今天我們所說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建立兩個國家”這一方案的原則性來源。

第二份是242號決議，于1967年通過，由聯合國安理會表決通過。該協議要求以色列撤出當時新近占領的土地，通過撤離土地的方式換取與阿拉伯國家的長久和平。這就是我們今天在巴以問題上經常聽到的原則——“土地換和平”，其來源正是242號決議。

第三份決議是1973年通過的338號決議，同樣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該決議號召實現停火與和平，并以此為基礎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長久和平。

最后一份協議是奧斯陸和平協議，于1993年簽訂，由以色列與當時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共同簽署。該協議奠定了隨后數十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和平的重要基礎，也是今天國際社會普遍推動的巴以和平努力的方向。

第五，五次戰爭。分別是：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爭。總體來看，經過這五次中東戰爭，以色列越打越大、越打越強，把周邊國家都打了個遍。與此同時，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越打越小、越打越縮，到今天已經無法再以獨立的力量對抗以色列。因此，五次中東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區的政治邊界與政治版圖，也對當今中東地區的政治格局帶來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第六，六個建交國。我們知道，阿拉伯世界有二十多個國家。在這二十多個國家中，盡管大家對以色列的觀感普遍不佳，但不可否認，其中有六個國家與以色列建立了外交關系，分別是：1979年的埃及，1993年的約旦，以及2020年的巴林、阿聯酋、蘇丹和摩洛哥。這六個國家與以色列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盡管隨后幾十年間出現了大量波折，尤其是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許多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在巴以問題上、特別是在加沙地帶咄咄逼人的態勢表達了強烈不滿，但無論如何，這些國家至今仍保持著與以色列的外交關系。而且，未來很可能有更多阿拉伯國家會與以色列建立其他形式的正式關系，無論是官方還是非官方層面。

我們要講的下一個議題是：巴以問題是如何走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貌的？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1987年的巴勒斯坦大起義。我們知道，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后，以色列占領了今天巴勒斯坦地區的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帶。作為占領方，以色列當時的態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以色列意識到這些區域對于保護本國本土、或者說拓展以色列的占領區域非常重要，因此希望能夠占領這些區域。但另一方面，這些新占領的區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即人口稠密。按照現代國家關于國家職責或領土管理的概念，如果一國要吞并一個區域，就必須妥善安置該區域上的居民。不能簡單地把居民全部趕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這樣做。

當時以色列也面臨這個問題：如果要將這一區域正式吞并到自己國家當中，那么這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該如何處置？是否要賦予他們猶太人的身份、以色列國民的身份、公民的身份？是否要給予他們政治身份？如果這樣做，以色列就會發現一個問題：自己是一個以猶太人為主體的國家，如果把這些人都變成以色列公民，那么阿拉伯人的比重就會超過猶太人的比重。正是在這種考量下，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以及加沙地帶采取了一種“不戰不和”的狀態，即長期占領這些區域，但不正式吞并。

與此同時，在海外流亡的巴勒斯坦武裝人員或抵抗組織，在阿拉法特的領導下，建立了“巴解組織”（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持續不斷地向以色列發動來自海外的攻擊，試圖通過武力方式收回被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土地，實現所謂的“解放巴勒斯坦”。

然而，在這種狀態下，雙方難以真正交鋒。海外的巴勒斯坦武裝人員無法深入以色列所占領的巴勒斯坦區域開展武裝斗爭。他們的斗爭活動大多在海外進行，例如在歐洲國家或其他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實施襲擾——比如劫持航班、刺殺外交人員或運動員——無法對以色列造成實質性打擊。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在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這種占領狀態何時才是盡頭？這種被占領狀態、或者說非法的政治狀態，究竟什么時候才能結束？

最終，這種矛盾積累到了1987年，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震驚世界、并在后世改變了巴以之間政治走向的重要事件：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簡而言之，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當時在加沙地帶發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事故一方是以色列的軍車，另一方是巴勒斯坦的大巴車，造成多人死傷。隨后，加沙地帶爆發了大規模針對以色列的抗議游行示威，抗議活動很快蔓延到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大量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在以色列占領之下的這些巴勒斯坦區域中的普通老百姓，他們走上街頭，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尊卑長幼，紛紛向以色列的占領軍發動大規模襲擊，投擲石頭、燃燒瓶，發動攻擊。這一活動的突然爆發，使雙方都感到震驚，尤其是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導層產生了巨大沖擊。

一方是以色列。以色列過去從未見過這種威脅。以往的威脅，就是我們所說的“兵打兵、將打將”：比如對方是敘利亞的士兵或埃及的士兵，穿著軍裝，以色列方面也穿著軍裝；對方是將軍，以色列方面也是將軍；對方行軍打仗，以色列方面也行軍打仗，戰場上見真刀真槍。然而，以色列未曾預料到，突然涌現出一群老百姓，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都在向以方發動攻擊。這種情況下該怎么辦？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抓走，監獄也裝不下。

因此，以色列必須轉變思維。尤其是隨著當時電視廣播技術的普及和直播技術的傳播，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進行大規模鎮壓的圖片和信號迅速傳遍全世界，給以色列的國際形象造成了巨大影響。所以，以色列此時需要考慮轉變思路：這個地區可能已經無法管理了，怎么辦？需要邀請其他力量來幫助治理這一區域。占領可能難以繼續，維持占領也難以為繼。而且，在這一區域進行大規模鎮壓，財政上難以承受，社會動員的成本也過高，代價實在太大了。

與此同時，震驚的另一方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阿拉法特所領導的巴解組織。我們剛才一直強調，巴解組織有幾個特點：第一，以阿拉法特領導為核心；第二，由許多巴勒斯坦派系共同構成；第三，這些人的武裝抵抗或海外抵抗活動，都發生在巴勒斯坦境外，即在其他國家進行抵抗。

與此同時，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之后，絕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以及國際社會開始逐漸承認巴解組織，尤其是以阿拉法特為領導的巴解組織，作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因此，在政治上，一方面阿拉法特應被視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領導人；另一方面，巴解組織應被視為合法代表機構。然而，在這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中，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突然發現，自己遠在海外，對于在加沙地帶、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開始星羅棋布、呈燎原之勢的巴勒斯坦大起義，竟然完全不知情。這場起義的出現、暴力活動的發生、抗爭的興起，并非由巴解組織領導。此時，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產生了一種深深的危機感：自己是否被拋棄了？在海外流亡這么多年，如果再不采取行動，是否就再也回不去了？巴勒斯坦人民是否會把自己遺忘？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尤其是到了1989年，以色列為一方，巴解組織為另一方，雙方進行了秘密溝通與對話。最初由低級別的學者或相關社會人士進行接觸，逐漸引入政治人物，后來由雙方高層拍板牽頭，最終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奧斯陸和平協定。相關談判最早在奧斯陸進行，因此我們今天稱之為奧斯陸和平協議。只不過最后的簽字儀式被安排在美國，因為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希望展示這一和平是由他促成的，所以簽字儀式需要在美國進行。于是，1993年簽署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為代表的所謂巴以和平協議。該協議開啟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系列巴以和平進程的方向與相關原則。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許多政治實體或相關政治現象，都是由這一巴以和平協議（即奧斯陸協議）所奠定或規定的。

例如，今天我們都知道，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即巴勒斯坦國政府）應被視為巴勒斯坦的唯一合法代表。這一規定從何而來？正是奧斯陸和平協議中規定：巴解組織回到巴勒斯坦地區之后，組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以此作為一個過渡性的政治實體，與以色列進行對話。包括今天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出現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隊，也是在相關文件中規定組建的。因此，在1993年簽署協議后，隨著1994年相關協議開始執行，以色列開始撤離加沙地帶以及約旦河西岸的部分土地。隨后，阿拉法特帶領流亡海外數十年的巴解組織成員回到巴勒斯坦地區，開始組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巴勒斯坦安全部隊以及相關治理機構，并以此為核心，與以色列展開相關對話。

根據奧斯陸和平協議的相關規定，談判應在以色列完成所謂的“重新部署”——即以色列撤離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部分區域之后，大約五年之內完成所有談判。按照這一規定，1999年之前相關談判應當結束，尤其是1999年6月之前。然而，我們看到，1999年最終的談判未能實現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永久和平，到今天已經過去26年，和平仍然沒有到來。

簡單來說，對于巴以問題何以走到今天這一步，目前各方已有諸多反思。無論是學界還是政界，都對奧斯陸和平協議進行了大量反思。普遍認為，奧斯陸協議有其積極的一面：它促成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和平，并采取了一種“先易后難”的思路，先解決相對簡單的問題，例如以色列重新調整部署，撤離巴勒斯坦人口稠密的區域，將這些城市交給巴解組織管理；巴解組織在這些區域組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開始與以色列對話。

至于難點問題，則留待后續商談，主要包括：耶路撒冷的歸屬問題——這座城市究竟由誰管理、作為誰的首都？約旦河西岸剩余的猶太定居點如何處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未來的疆界如何劃分？以及巴勒斯坦難民是否應當回歸等等。然而我們會發現，這些難題一方面未能通過談判解決，如前所述，1999年協議規定的談判期限已到，各方未能達成共識；另一方面，這些議題本身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與此同時，更大的變化出現在以色列內部以及巴勒斯坦內部，接下來我們將對此進行介紹。

首先，議題本身發生了變化。巴以之間的問題包含多個子議題，這些子議題均出現了重大變化。

第一個是耶路撒冷問題。當我們談論耶路撒冷時，實際上不同的人所談論的可能是不同的城市。因為耶路撒冷的區劃與地位，在不同視角下具有不同的代表意義和內涵。我們今天所說的巴勒斯坦方面的耶路撒冷問題，大體上指的是東耶路撒冷——即老城區及其周圍核心區——的地位問題：這一區域應由誰管理，作為誰的首都？

問題在于，在過去約一百年的時間里，耶路撒冷的城區規模發生了巨大變化。簡言之，其城區不斷向外擴展，外延持續擴大。尤其是在1967年以色列占領耶路撒冷之后，對耶路撒冷周邊區域進行了大量建設，整個城市的面貌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耶路撒冷的擴建已成為既成事實。按照以色列當前的觀點，耶路撒冷的現實已經改變，巴勒斯坦人想要將耶路撒冷收回作為首都，已無可能。以色列表示，可以將耶路撒冷周邊的一塊地方給予巴勒斯坦，并將其命名為“耶路撒冷”，或者將耶路撒冷的東區、新區讓給巴勒斯坦作為首都。但巴勒斯坦方面不接受：他們要的是核心區，而不是郊區。因此，耶路撒冷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同時，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巴勒斯坦內部，各方都逐漸通過了相關法案或行政命令，反對自己的談判代表在談判桌上“出賣”耶路撒冷。在此背景下，耶路撒冷問題已變得極難讓步，各方都難以在此議題上做出妥協。

第二個是猶太定居點網絡問題。猶太定居點主要集中于今天的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地區。過去，各方曾認為這一問題可以通過談判解決，例如劃定邊界，將該區域內的猶太定居點全部遷出，同時巴勒斯坦方面可能給予一定的土地補償。然而，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猶太定居點，已在以色列國內發展成為一個極其龐大且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猶太定居點分為兩種：一種是合法定居點，由以色列政府批準建立，其中許多從上世紀7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另一種是非法的猶太定居點，這些非法定居點之間相互串聯，大多以以色列國內的猶太強硬派或具有猶太政治力量背景的宗教政黨為根基。這些非法定居點看似孤立地散布在約旦河西岸，但它們恰恰卡住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文化遺跡及自然資源分布的區域，并在以色列國內擁有強大的政治網絡。任何針對非法猶太定居點的拆遷行動，都會在以色列政壇引發腥風血雨、驚濤駭浪。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約十年前，在約旦河西岸有一個名為阿莫納的小型猶太定居點，人口約300人。當時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該定居點為非法，要求以色列政府必須予以拆除，并設定了期限。期限到來時，以色列政府派出大量軍警前往拆除。然而，與此同時，以色列全國范圍內掀起了約100萬人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反對執行最高法院的判決。沿著該非法定居點通往以色列國內的道路，出現了大量人墻，人們手挽手站立，阻止軍警實施強制拆遷。軍警在執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與抗議者發生了暴力沖突。

相關沖突畫面被以色列媒體發布到報刊、電視和網絡上，引發了軒然大波：“以色列國防軍或軍警作為人民子弟兵，怎么能打自己的老百姓？”這種輿論壓力對以色列政壇造成了巨大沖擊。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政府最終做出了讓步：它確實拆除了該地區，但在阿莫納定居點旁邊新建了一個更大的合法定居點。可以說，拆除是拆除了，但與此同時在旁邊做出了更大的讓步，將鄰近區域劃給猶太定居點，允許其在此建設。沒過兩年，原有的非法定居點遺址便被新的合法定居點所兼并。由此可見，拆除一個僅有300人的小型非法猶太定居點，尚且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可想而知，今天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者已超過100萬人，要想安置或重新驅逐這些人，已經成為一個不可能完成的政治任務。

第三個是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根據奧斯陸和平協定，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安置巴勒斯坦難民。巴勒斯坦難民在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后出現了一波，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后又出現了一波。無論哪一波，大部分巴勒斯坦難民逃往的方向是中東其他阿拉伯國家，包括周邊的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埃及以及約旦等。這些阿拉伯國家中，許多對來到本國的巴勒斯坦難民采取的態度是：接納他們，但同時保留其子子孫孫的巴勒斯坦難民身份。因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政治現象：在許多國家中，這些難民的孩子，無論是兒子、孫子還是女兒、孫女，從小生活在該國，例如伊拉克或敘利亞，從小吃當地的飯、在當地長大，但他們的身份證明上仍然寫著“巴勒斯坦難民”，他們所生的孩子也仍然是巴勒斯坦難民。也就是說，按照這一法律程序，他們將來都有權回歸以色列。

這令以色列無法接受：子子孫孫無窮盡，生了這么多孩子，將來都要回來，這片土地如何安置？因此，如何安置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成為了一個焦點。在過去的談判中，以色列與巴解組織（即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曾提出：可以安置一部分名額，例如給予5萬個回歸名額，其余的人給予一定的金錢補償。但當時巴解組織不接受，要求更多的名額。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巴勒斯坦難民人數越來越多，以色列在現實層面上確實無法安置這么多人。

另一方面，以色列國內近年來也提出了新的問題：既然談巴勒斯坦難民問題，那么猶太難民問題要不要解決？什么是猶太難民問題？我們知道，在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之前，阿拉伯世界同樣生活著大量猶太人。在摩洛哥、伊拉克、敘利亞等地，有大量“阿拉伯猶太人”，他們說阿拉伯語，但身份是猶太人，有自己的聚居區，人數眾多，例如摩洛哥就有數十萬猶太人。但隨著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阿拉伯國家戰敗，國內民眾情緒憤怒，于是開始針對本國的猶太人：砸毀他們的家園，驅逐他們。這造成了一個局面：一方面，這些阿拉伯世界的猶太人越來越難以在自己的國家立足；另一方面，新建立的以色列覺得自身人口不足，于是問這些猶太人：你們愿意回來嗎？如果愿意，以色列與相關國家進行秘密交換，將這些猶太人接回。于是出現了大量阿拉伯世界的猶太難民，他們被迫在短期內放棄財產，空手回到以色列，成為以色列公民。那么，這些人的財產是否需要補償？他們的后代提出：我家當年的房子被阿拉伯人占用了，沒有得到任何補償，為什么現在只補償巴勒斯坦難民，而不補償猶太難民？雙方都是戰爭的受害者。這一問題由此產生：阿拉伯國家是否應當給予補償？這是以色列國內近年來興起的一種新觀點：你談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我也談猶太難民問題，看誰能鬧得更大。

第四個是加沙地帶與約旦河西岸的事實分裂問題。這涉及巴勒斯坦內部的派系紛爭。今天，加沙地帶與約旦河西岸在地理上是相互隔絕的。在過去，以色列與巴解組織（即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談判時，曾設想通過一條高速公路或某種交通方式，將兩個區域在實際意義上連接起來，形成某種半自治的通道，以色列不過多參與管控。然而，自2007年以后，加沙地帶與約旦河西岸形成了兩個事實上獨立的巴勒斯坦派系政治實體，因此很難在形式上重新統一這兩個區域。直到今天，國際社會在討論加沙地帶停火時，提出的方案是：建立一個以巴解組織為核心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為基礎，同時疊加一個國際社會共同治理的機制，重新回到加沙地帶。但這一方案之所以不可行，是因為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力量過于強大，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外部條件。因此，兩個區域的重新合并變得極為困難。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議題變化的背后，反映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雙方內部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就以色列而言，最大的變化體現在其政治屬性，即國家內部政治派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現在很多人說：“我們要幫助以色列回到奧斯陸和平協議那個時候，回到拉賓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的時候，要遏制以色列右翼的政治力量。”

我的觀點是，我們還是要以現實為核心。那時的以色列人口結構與今天完全不同。當時，以色列人口中左翼、世俗的猶太人占很大比例，擁有強大的群眾基礎，能夠支持與巴勒斯坦進行和平對話。但今天，以色列的人口結構已發生巨大變化，右翼和極右翼的政治力量已占據社會主導地位。我們很難要求以色列重新回到當年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時的政治狀態，那是不現實、也不可能實現的。而且，隨著人口結構的發展趨勢，未來以色列只會變得越來越右、越來越強硬，不可能變得越來越左、越來越克制。這是以色列的一個重要轉變。

就巴勒斯坦而言，轉變同樣顯著。過去，我們在討論奧斯陸和平協議時，巴勒斯坦能夠用一個聲音說話，以阿拉法特為核心，以巴解組織為基礎，構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但問題在于，阿拉法特回到巴勒斯坦地區之后，發現了一個情況：第一，阿拉法特代表的是海外流亡的巴勒斯坦武裝抵抗組織，許多本地巴勒斯坦人并不服他——“憑什么你抵抗了幾十年，我們在這里被以色列占領了幾十年，結果你和以色列簽了和平條約，我們就要遵守？憑什么你能代表我？你是流亡的，我是本地的，我為什么要聽你的？你憑什么有權利代表我向以色列做出讓步？”

第二，我們剛才也強調過，阿拉法特領導的巴解組織代表的是一種世俗的政治抵抗力量。而在第一次因提法達（即1987年巴勒斯坦大起義）之后，出現了以宗教為背景、為內核的抵抗組織，也就是哈馬斯。哈馬斯以加沙地帶為核心，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支持和群眾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以阿拉法特及其領導的巴解組織為一方，哈馬斯為另一方，雙方的對撞不可避免，最終形成了巴勒斯坦內部的派系悲劇：2007年的巴勒斯坦派系大火并，導致哈馬斯占據加沙地帶，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占據約旦河西岸，雙方相互對立。

從這個角度而言，今天要實現巴以和平，必須認識到：任何和平對話都不可能是一方占盡所有好處、另一方忍氣吞聲做出讓步；和平一定是雙方都要做出讓步。任何政治對話、任何永久和平，都必須建立在雙方都在某種程度上吃虧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如果一方占盡所有好處，那么這種和平一定是短期的、脆弱的，因為另一方終究會尋求報復。

然而在今天，以色列無法做出讓步，巴勒斯坦也無法做出讓步。各派系之間的競爭導致：任何一方做出一點讓步，就會被對方指責為“賣國賊，出賣了我們的利益”。因此，雙方都無法用一個聲音說話，導致和平對話無法展開。即使展開對話，也難以結出切實、可執行、可履行的和平成果。

因此，當前巴以問題確實已經走入了一個死胡同。如今，隨著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結束或暫停，國際社會可能正在考慮是否要重啟巴以和平進程，是否要重啟相關的談判與對話。此時，涉及一個重要的因素：美國。

美國自身也發生了變化。為什么巴以和平如此難以推進？因為美國過去曾是巴以問題最重要的斡旋方和當事方，但自2013年、2014年之后，美國在舉行了最后一次巴以和平對話之后，便不再介入。美國國內已經充分意識到，巴以問題出現了新的變化，過于復雜、難以處理，任何接觸巴以問題對話的一方，往往都會招致批評。因此，在過去的十多年中，美國沒有再舉行任何巴以問題的對話會。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實際上都更多地停留在提出方案、給予口頭承諾和展示姿態的層面，而不再有興趣或動力參與巴以問題的具體決策，亦不愿介入巴以問題的具體和平方案。

從當前來看，巴以雙方內部均發生了變化，相關議題已走入死胡同，而美國也不再具備推動巴以和平解決的動力。因此，巴以問題發展到今天，確實出現了諸多變化，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和平的機遇越來越渺茫，似乎已經無法實現。

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以及中東國家廣泛期待能夠發揮更大作用的國家，中方的觀點和呼聲日益受到重視和關注。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中方及時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并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國在聯合國層面、上海合作組織層面、金磚國家機制層面等多個多邊平臺上，均提出了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同時，中方還向巴勒斯坦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獲得了加沙民眾的一致稱贊。此外，在眾多國際平臺上，中國不斷呼吁重啟巴以之間的和平對話，希望在“兩國方案”的前提下，未來能夠和平、持久、公正地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實現巴以之間的永久和平。

當然，從目前來看，巴以之間的問題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和困難。巴以問題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考驗人類政治智慧的一個重要難題。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與我一同關注巴以問題，共同探究其未來的發展與變量。

分享嘉賓

王晉
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新經濟學家智庫旗下《太學》欄目，以"可行動的知識"為坐標系，匯聚經濟學者、科學家、文化名人、企業家、達人等各行業的創見者，穿透宏觀敘事，分享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