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亂局背后：美國只看石油穩定，卻把民眾自由當成附屬品

正如亞里士多德所揭示的那樣，在遙遠的荷馬時代，最初的倫理學理論認為“我們的行為塑造了我們”。

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概念，我們的自由將延伸至人類潛能的極限。在那個時代，人類將生命濃縮于死亡、命運、名譽以及作為激情羈絆的努力之中；而自由的邊界，正是人類在人性的豐滿中實現自我所必需的條件。

然而歸根結底，在那個以英雄主義和史詩為主導的現實中，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言，存在著一種介于生本能與死本能之間、在保全生命與招致死亡之間的沖動。在這種沖動下，個體行為順理成章地推動了孤立個體之間的共處。

埃米利奧·列多對此進行了解釋：這種集體氣質的形成，最終成為了個體行為的產物并由此獲得正當性。

因此，在這種視角下，個人自由的價值得以維系，因為它代表了每個人為了融入集體、為了被其渴望歸屬或賦予其認同感的群體所接納而進行的艱苦抗爭。

超越這一預言，我們今天真正看到和感受到的是西方人內部的正面沖突。這種沖突已經深刻地破壞了猶太教、古希臘和古羅馬等偉大傳統留給他們的共同根基。

首先需要考量的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后，整個美洲大陸在重塑過程中經歷了廣泛的互動。從北極到亞南極，在大西洋所形成的廣闊水域中，記錄著蒙古人和亞洲人穿越格陵蘭島的足跡。

激發我們探討上述問題的原因在于，乍看之下，在唐納德·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西方所經歷的嚴重緊張局勢中，這種沖突帶有明顯的陣營對立色彩。

在1945年建立于大屠殺悲劇基礎上的聯合國體系所帶來的世界秩序走向衰竭之后，全球大國或秩序主導力量正在發生不可避免的重新洗牌。

這種國際法僅僅停留在形式和名義上，因為自冷戰結束以來，隨著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各國政府權力的削弱，它根本無力消除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禍害。

在此背景下，尼古拉斯·馬杜羅這一事實上的統治者所采取的警察式鎮壓手段，促使白宮在委內瑞拉推動了一項進程。

該進程優先考慮的是，在委內瑞拉石油活動日益萎縮的情況下，如何實現這個處于流散狀態的國家的經濟穩定。

至于自由問題以及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民主經驗這已被委內瑞拉人所失去，在華盛頓和當地權力精英看來，都處于次要地位。

自由被視為一種附屬品，或者僅僅被定義為“擁有”的自由，而非“成為”的自由。順便說一句，委內瑞拉這個國家，即便作為一個立足當下且尚未定型的民族，也曾在這個問題上摸索前行。這種視角還呈現出其他更為微妙的層面。。

這幾乎重演了約瑟夫·斯大林面對溫斯頓·丘吉爾時那句著名的反問：“教皇？他有幾個師？”唐納德·特朗普曾指責教皇方濟各“軟弱且糟糕”。

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末世論愿景也隨之浮現。這種愿景導致了對自由的雙重認知，引發了一場至今仍未解決的歷史性沖突。

其經濟行為模式在當地居民的意識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這些傳統從蘇格蘭移植而來，通過當地民眾塑造了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根基；面對任何形式的外部屈從或干涉個人權利的指令，他們表現出極其強烈的反叛精神。

其目的在于頌揚勤奮的價值及其帶來的繁榮果實。人類被上帝選中的“宿命論”思想被重新拾起。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人們通過加倍的努力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熱情閑暇被視為一種罪惡，來實現上帝賦予的使命，并將其建立在一種“絕對實用的道德”之上。

而在歐洲以及從墨西哥邊境到巴塔哥尼亞的廣袤新發現土地上，天主教則確立了一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和政治觀，這自然也體現在對自由的理解上。

在天主教對西語美洲精神氣質的深刻影響下，雖然工作的價值并未被貶低，而是被視為履行一種使命即用額頭的汗水換取每天的面包，但根據保羅的教誨，其核心在于“自由”的理念。

這種自由源于與耶和華傳統中陳舊儀式規定的決裂。乍看之下，脫離律法本身似乎是不道德的，但大數人保羅親自澄清并糾正了任何可能的誤解。他指出，對于基督徒而言，首要的是“因著愛而互相服侍”。

這強調的是愛的自發性，以對抗外部的壓迫和自私的個人主義。分析人士認為，這種個人主義在貶低了自然或啟蒙理性之后，重新引入了感官的奴役。

一些備受尊崇的西語美洲分析家——例如卡洛斯·蘭赫爾或卡洛斯·阿爾貝托·蒙塔內爾后者或許受到了費利克斯·巴雷拉·伊·莫拉萊斯神父理性科學思想的影響——基于上述考量得出了結論。

他們解釋了為什么北方國家在物質上取得了巨大進步，而我們南方國家卻依然深陷貧困，并飽受北方國家的輕視。

改革的視角強調人類理性在面對羅馬教會權威時的自主性，從而推動了一種活生生的、不斷演進并隨時間改變的哲學與道德理念。

同樣，道德規范即社會在辨別善惡時所形成的具體規則或習俗也被理解為意志在行動過程中的副產品。因此，正如馬克斯·韋伯所做的那樣，哲學家和學者的任務便是去闡釋或明確個體與社會行為中隱含的道德規范。

馬克思在為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的著作撰寫序言時寫道：“信仰批判的基礎是：人創造了信仰，而不是信仰創造了人。事實上，信仰是那些尚未獲得自我主宰或已經失去自我主宰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

“但人并不是一種抽象的、脫離世界的存在。誰談論‘人’，誰就是在談論人的世界：國家、社會。正是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產生了信仰，一種顛倒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一個顛倒的世界。”

“信仰是這個世界的總理論，是它的百科全書式綱要，是它通俗形式的邏輯，是它的唯靈論榮譽點，是它的熱情，是它的道德制裁，是它莊嚴的補充，是它普遍的慰藉和辯護。它是人的本質的幻想實現，因為人的本質尚未獲得真正的現實性。因此，反信仰的斗爭，直接就是反對那個以信仰為精神慰藉的世界的斗爭。”

因此，正如西班牙哲學家何塞·路易斯·洛佩斯·阿朗古倫所觀察到的那樣，解決這一困境的唯一途徑，是認識到在路德宗的框架下，這個問題盡管具有信仰性質，卻是從受羅馬法啟發的法律視角來解決的。

鑒于人性固有的邪惡，道德和人類尊嚴的理念被剝奪了在自由行為發生之前的意義；因此，根據正義的原則，剩下的唯有歸責。

在此基礎上，在一種與西方信仰密不可分的經濟視角下——“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基督作為神為個體所作的犧牲，必須被記入每個人的賬戶并歸功于他們。

因此，根據法庭邏輯，當個體因其罪行被指控時，一旦獲得某種形式的赦免或寬恕，這些罪過便不再成立。在此，我們參考了維多利亞·坎普斯編纂的《倫理學史》。

人類被上帝選中的“宿命論”思想由此被再次確立。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人們通過加倍的努力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熱情閑暇被視為一種罪惡，來實現上帝賦予的使命。

這一切都建立在一種“絕對實用的道德”基礎之上。

天主教徒的道德態度卻截然不同。他們將道德視為個人存在所固有的屬性，而不僅僅是依附于律法。《加拉太書》中寫道：“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以至于在三種現實中——能夠移山的信仰、激勵人類在世間朝圣的希望，以及作為自由本質的愛——最寶貴的莫過于愛。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不求自己的益處；愛是奉獻的自由，“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根據圣保羅的觀點，在這一切之中，個人良知扮演著核心角色。在確立調解規范的倫理時，良知自然會提出要求。

這樣一來，愛的最高原則就能在不損害不可替代之物的前提下，通過“親和力進行選擇”。這一過程依賴于個體的洞察力，以及在上述神學原則的光照下，個體對“道德上的善與惡”的評估。

歸根結底，所有這些發展都匯聚成以下綜合結論。當一個人宣判上帝的死亡，并將其存在建立在激進的人類中心主義之上時，每個個體都會盲目自信，認為自己足以取代上帝，并在沒有任何理性或制度調解的情況下分辨是非。

歷史經驗充分表明，這樣的人一旦獲得或掌握了權力，便會以救世主般專制的方式行使權力。他們以自身尊嚴的名義，肆意踐踏他人的尊嚴。他們只在鏡子中欣賞自己的獨一無二，對“他者”毫無敬意。

相反，一個能夠察覺并意識到自身缺陷的人，在承認其內在固有尊嚴的同時，會沿著自我完善的道路不斷前進，正如經驗所證明的那樣。

他深知自己是眾多生命中獨特且可臻于完善的一個，同時也明白，自身那可傳遞的價值，只有在與他人共處并共同成長的過程中才能不斷提升。最終，正是這一點將唐納德·特朗普推向了教皇方濟各的對立面。

同樣，這也是瑪麗亞·科里納·馬查多的愿景與那些僅僅從經濟和石油穩定層面、從“其”行為角度看待委內瑞拉的人產生分歧的原因。

外界分析指出，馬查多立足于委內瑞拉人的“存在”以及每個人內在尊嚴的自主性，呼吁離散家庭在情感上重新團聚。她主張，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之上，應優先保障人們享受洞察與判斷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