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董倩：那些被誤讀的追問，藏著最溫柔的尊重

在當下的輿論場中，提及董倩，往往會引發一場圍繞“提問方式”的討論。

作為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辨識度極高的記者之一，大眾對她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新聞1+1》或《面對面》的演播室里——那個習慣緊鎖眉頭、眼神銳利的提問者。她對受訪者層層深入的提問，讓她收獲了不少爭議，有人認為她不夠有人情味，甚至覺得她的提問觸碰了受訪者的傷痛。然而，當我翻開她的新作《每一次抵達，終有意義》，這種刻板的“冷面”形象，在她的文字中逐漸松動、瓦解。

這不是一本簡單的電視采訪實錄，更像是一部展現中國當代社會切片的“非虛構作品”。它試圖跳出攝像機鏡頭的局限與冰冷，用文學的敘事方式，捕捉人性的微光，還原事件的復雜原貌。董倩在書的前言中寫道：“記者的職責就是把人在經受非常時刻的本能心理，盡最大努力記錄保存下來，我要把我的采訪對象帶回事發時的心境中去，把當時那種左右為難、舉步維艱掰開揉碎地講出來，我要把他們的個性和人性中最閃亮的地方展現給大家。”這句近乎職業宣言的“掰開揉碎”，也精準道出了她寫作的內核。當鏡頭前那一次次看似“不近人情”的提問，落于筆端、沉淀為不渲染、不張揚的文字時，我們看到的，是對真實的全方位探尋與深層挖掘。

文學從不偏愛完美的偶像，反而更關注那些有血有肉、帶著“煙火氣”的人。董倩顯然無意于“造神”，因為從她的講述中，我們能窺見英雄身上的平凡，感受到宏大敘事下一個具體的人的糾結與焦灼。在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的故事里，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永遠正確的商業巨擘，而是一個在技術變革洪流中，帶著執著與猶豫前行的“掌舵人”。董倩敏銳捕捉到他在打破過往認知時的“左右為難”：一個燃油車時代的引領者，在新能源浪潮中不得不艱難地自我革新；一個原本埋頭造車的實業家，又不得不在流量為王的新營銷時代，學著打造自己的網絡形象。同樣的“去標簽化”書寫，也出現在港珠澳大橋總工程師林鳴身上。在電視新聞里，他是見證大橋通車的功勛人物；而在董倩筆下，他是一個有著極致完美主義的“焦慮者”。為了33節、數百萬噸、必須毫厘不差的沉管安裝，林鳴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心理壓力。董倩沒有回避他這十幾年間的無助與自我懷疑，也正是這份徘徊在崩潰邊緣的脆弱，讓我們更真切地看到了一個硬漢的堅韌與擔當。在“商業鐵娘子”董明珠身上，董倩則帶我們看到了她在商戰中披荊斬棘、殺伐決斷之外的柔軟。讀到她獨自撫養兒子的不易，談及她有空便下廚做飯時的“神采飛揚”，我們終于明白，鐵娘子的那身“盔甲”，既是她的戰斗裝備，也是一個30歲喪夫的單身母親，在遭遇命運重創時的自我保護。

相比于擁有傳奇人生的英雄，這本書的感染力來自那些默默承受命運考驗的普通人。身為一名文學研究者，我時常思考一個問題：為了抵達真實的悲劇內核，書寫者是否需要一種“直面真實”的勇氣？對董倩而言，面對“經受非常”的受訪者，那些常被誤讀為“冒犯”的追問，是為了凸顯苦難的沉重，還是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救贖？美國南方文學代表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曾說：“對于耳背的人，你得大聲喊叫他才能聽見；對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畫得大而驚人他才能看清。”在一個充斥著偽裝、套話與自我表達的社會里，溫和的寒暄往往只能觸及表面，唯有刨根問底的“為什么”，才能穿透表象，展露內里鮮活的血肉與顫抖的靈魂。

講述失獨母親盛海琳的章節，便很好地詮釋了這種“直面真實的意義”。一個60歲的老人，在獨生女兒意外離世后，通過試管手術生下雙胞胎。當大眾媒體熱議這是“生命的奇跡”還是“母愛的自私”時，董倩的采訪，讓我們看到了這位特殊母親堅韌、隱忍又矛盾的內心。其中，有對“倘若未來突遭不幸，年幼的兩個孩子該怎么辦”的恐懼與焦慮，也有因丈夫無法“放下”大女兒而難以全心去愛小女兒，甚至不愿搭把手照料她們的悲涼與無奈。董倩的文字，記錄下了盛海琳如關漢卿筆下“蒸不熟、煮不爛、錘不扁、炒不爆”的銅豌豆般的生命力——它拒絕廉價的同情，用看似冷靜的筆觸，表達了對受訪者最深的尊重與敬意。而在身患骨肉瘤卻堅持要生下孩子的母親林茹身上，這種“真實的力量”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面對被癌細胞侵蝕、身形消瘦如“骨架”般蜷縮在床上的林茹，董倩直白卻充滿溫度的書寫，有著強烈的視覺與心靈沖擊力。這樣近距離貼近死亡的采訪，早已超越了獵奇式的新聞報道，成為一種對生存意志的深情凝視。董倩記錄下了自己職業生涯中唯一一次中途放棄采訪時的內心震蕩——那一刻，她不再是那個冷靜的記者，而是一個被眼前的一切深深觸動、卻無能為力的普通人。

這本書中，每一個平凡的小人物，都被賦予了生命的莊重與時代的厚重。耄耋之年的臺灣老者高秉涵“回家”的故事，如同一首婉轉悠長的哀歌，令人動容。與母親生離的苦、死別的痛，讓這位老人泣不成聲，委屈得像個孩子。“想娘”這兩個縈繞了他一輩子的字，不僅是他無法彌合的傷疤，更成為海峽兩岸半個多世紀離亂最鮮活的注腳。在講述孤兒楊六斤跌宕的命運、莊稼漢鄭富國對殺害兒子兇手的寬恕，以及那些捐獻至親遺體和器官者的艱難抉擇時，董倩兌現了“把左右為難、舉步維艱掰開揉碎”的承諾。現實的不易與荒誕、人性的幽暗與高光，一一清晰呈現，直白卻不刺耳，直擊人心卻不刻意煽情。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鏡頭之外的董倩：一個會流淚、會動容、會感到無力的董倩，一個在面對自己人生中的離別時，也會“卸下鎧甲”的董倩。我們得知，那個在演播室里，無論面對何種采訪對象都能從容不迫的記者，在望著出國留學的兒子遠去的背影時，也會無所適從、也會心有不舍。字里行間，我讀到了一種與美國作家瓊·狄迪恩所著的《奇想之年》極為相似的質感——狄迪恩通過剖析自己的喪親之痛，完成了從“冷靜觀察者”到“親歷受難者”的轉變；董倩亦是如此。當她袒露自己作為母親的軟弱與不舍時，她便與筆下的盛海琳、林茹、高秉涵，以及無數個被命運捉弄卻奮力前行的普通人，達成了生命經驗的共鳴。她之所以能對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追根究底，是因為她自己深知生活的重量；她之所以能對他人的堅韌報以敬畏，是因為她自己也曾咬牙熬過人生的暗夜。

在當今這個短視頻主導注意力的新媒體時代，董倩選擇回歸紙質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溫柔的抵抗。相比于具有強烈現場沖擊力的影像，文字有著獨特的“延時”力量——它拒絕斷章取義與轉瞬即忘，在新聞事件的喧囂褪去后，最大限度地留存下那些被剪輯掉的沉默與嘆息。正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在掐準秒表的電視屏幕上，能呈現的或許只是浮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而在書寫的世界里，被打撈起來的，是水面之下那更為沉重、也更為深情的八分之七。

合上書頁，我終于讀懂了書名中“抵達”的真正意義。那不僅是空間意義上的抵達發射場、抵達看守所、抵達孟買的貧民窟，更是抽象意義上的抵達事件內部的復雜肌理，抵達兩個靈魂之間或痛苦、或欣慰的深度交融，抵達人性中那些難以言說的幽深與柔軟。

在這個真相時常被濾鏡修飾、被算法扭曲的年代，對他人的每一次深切凝視，何嘗不是對我們自身靈魂的一次滋養？沒錯，這樣的抵達，從來都有意義。（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每一次抵達，終有意義》

董倩 著

陜西人民出版社

原標題：《讀懂董倩：那些被誤讀的追問，藏著最溫柔的尊重》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本文作者：孫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