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長春仙館與“六不總督”葉名琛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兩廣總督葉名琛“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英軍俘虜而客死印度，時人多認為他的怪誕行為跟長春仙館扶乩有關。黃宇和已注意到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長春仙館規劃圖，歷史地理學者華林甫將這幅圖命名為“達尊堂布局圖”，恐失原意。筆者征引史料，略作考證，盡力還原一段史實。

長春仙館由來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攻入廣州城。次年1月5日，躲在左都統衙門的葉名琛被英軍逮捕帶走。人們習慣稱葉名琛為兩廣總督，往往忽略了他更高的職銜“欽差大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太子少保”屬于榮譽性的宮銜，可存而不論。“欽差大臣”“體仁閣大學士”卻十分重要。當時尚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兩廣總督兼任欽差大臣，有辦理外交的專責，也即葉名琛相當于兼任外交部長；明清時期，大學士地位相當于前代“宰相”，薛福成記述此事的文章稱他為“葉相”。如此一來，說葉名琛“辱國”不算出格。葉名琛被擄之后，長春仙館扶乩被指為失事原因之一。

長春仙館

這張廣州長春仙館的老照片，攝于1858年英法聯軍占領廣州時期，由英國皇家工程兵部隊的約翰·沃瑟斯龐（Wotherspoon）拍攝。照片中，一個外國士兵坐在臺階上，圓門門額正中有“白喦寄跡”四字，右側小字“孚佑帝君”，左側落款為“葉志詵敬書”。葉志詵（1779-1863），湖北漢陽人，葉名琛之父，當時迎養在廣州；“孚佑帝君”為呂洞賓（呂純陽、呂祖）的尊號。照片證實了資料記載，葉氏父子確實信仰呂祖，為此特地在越秀山（觀音山、粵秀山）南麓建長春仙館。葉名琛“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可能會有其他多種因素，但與長春仙館的扶乩活動脫不了干系。長春仙館坐北向南，依山而建，在應元書院之右（西面），大門在今應元路，朝向“將軍大魚塘”。

應元書院

葉名琛失事后，一群廣東京官奏參：“既當軍餉急需之際，而有馀力偈建長春仙館于觀音山，筑小蓬仙館于芳村，浪費民力，動至十馀萬。隨其父葉志詵招集道眾數十人，朝服參拜，惑眾誣民，凡舉大端，皆決于仙館中，三尺童子，皆指其妄。”（《吳煦檔案選編》第4輯第191頁）李鳳翎《夷務續記》：“葉相于城北建長春仙館，窮極奢麗，內供奉呂純陽、李太白二仙，一切軍務皆決于神仙，所謂將亡聽于神者也。”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先是葉相之父志詵喜扶乩，葉相為建長春仙館居之，祠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進至咸取決焉。乩語告以過十五日可無事，而廣州竟以十四日先陷。”（中國史學會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224頁、第231頁）

順治十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營建應元宮，內有“吟風閣”，廣州將軍慶保拓建為“靈巖香海”，葉名琛拓建為長春仙館，同治年間改為“菊坡精舍”，以著名學者陳澧為掌教。《駐粵八旗志》稱：

靈巖香海在粵秀山左麓，為道光間將軍慶保所筑，回廊窈窕，巖石參差，上有‘群玉山房’，梅花數百本，高下環繞，花時香襲襟裾，頗饒登覽之勝。咸豐初，總督葉名琛其父迎養在署，崇信卜術，改其處為‘長春仙館’，金碧相輝，倍極偉麗。紳士之無賴者，簪冠道服，鉆營住持其間，以誘惑愚民，鐃鼓不絕。不五六年而洋人入城，全為所踞。事定后，巡撫蔣益澧復改為‘菊坡精舍’，置膏火以課士。三四十年間滄桑遂屢易矣。（《駐粵八旗志》，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554頁；該書“澧”字錯作“灃”，逕改。）

光緒五年修《廣州府志》卷六十六“建置略三”稱：“菊坡精舍在應元書院之右，其地舊為靈巖香海，道光間將軍慶保建為游宴之所，后改為長春仙館，道流處焉。同治六年巡撫蔣益澧、鹽運使鐘謙鈞捐資貳萬金，為膏火、經費之需。”也即長春仙館1867年改為菊坡精舍。1904年宣布廢科舉，兩廣總督岑春煊將其改為陳先生祠，紀念陳澧。宣統初年，菊坡精舍曾作存古學堂。

華林甫的貢獻與微誤

歷史地理學者華林甫兩赴英國國家檔案館訪學搜集史料，2009年出版《英國國家檔案館庋藏近代中文輿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書，將這些“輿圖”彩色高清影印并詳加考釋，公諸同好，甚有貢獻。這些“輿圖”是葉名琛檔案所存圖紙部分，2012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葉名琛檔案：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殘牘》刊出了黑白版。在雙方互不通氣情況下，本屬一體的檔案史料被分別賦予兩個名稱。“輿圖”有特定含義，指“皇輿版籍”之圖，慢工出細活。這批圖紙實際是反映軍事形勢與布置的“急就章”，似乎不好叫做“輿圖”。在中國史語境下，“近代”指1840-1949年，實際這批繪圖形成于1840-50年代葉名琛擔任廣東布政使、廣東巡撫、兩廣總督時期，若稱為“葉名琛存圖”“葉名琛檔案存圖”更為合適。實際上，除了二幅湖南圖、一幅江西圖外，其他繪圖均反映兩廣各地情況，“近代中文輿圖”未能精準揭示內容。盡管稍有遺憾，該書價值依然很高，印刷效果甚佳。

“達尊堂布局圖”

該書第231頁有一幅彩圖，英國國家檔案館原擬名Plan of Monastery（《修道院規劃圖》），原編號為F.O.682/289/2(58)。華林甫依據內中左上側一建筑，定名《達尊堂布局圖》，值得商榷。華的說明是：“道光、咸豐年間，會黨多以‘堂’名。查謝興堯著《太平天國前后廣西的反清活動》所列1850年至1855年間120馀個天地會堂會名號中，沒有達尊堂。待考。”因葉名琛存圖多與鎮壓太平天國、會黨起義有關，這種“思維慣性”很好理解。在大批軍事形勢圖中，這幅圖顯得突兀，但原有英文說明Plan of Monastery（修道院規劃圖）是很好的提示。長春仙館確實是供修道用的，道教的道。筆者之前曾研究小蓬仙館老照片及其掌故，故有此“問題意識”。依據圖中文字，輔以黃宇和的判斷，筆者認為這是長春仙館的規劃草圖。該圖黑白版收錄于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第八冊第537頁。

判定為長春仙館的依據

黃宇和1976年出版《兩廣總督葉名琛》一書英文版，1984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中文譯本。該書指出：“據說所謂12月30日就會轉危為安的讖語來自葉名琛的那位愛好扶乩問卜的父親，這是很有可能的。因為葉名琛十分孝順，曾為他父親建了名為長春仙館的道觀，讓他在里面潛心修道，檔案中就有修建這座道觀的計劃。”（區鉷譯：《兩廣總督葉名琛》，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53頁）黃宇和沒有對該圖內容作詳細描述，又沒有列出編號，如何判定該圖為長春仙館布局圖呢？

黃佛頤《廣州城坊志》引徐灝《靈洲山人詩錄》稱：“道光辛卯歲，慶蕉園將軍于粵秀山麓之應元宮側辟治園亭，題曰‘靈巖香海’。曾于梅花盛開，延諸名士燕集吟風閣中。近年改筑長春仙館，仙館之東有臺曰瑤臺。”（《廣州城坊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頁）在上述“達尊堂布局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筑東面正好有一座“瑤臺”。“瑤臺”為嶺南古跡，宋代名臣崔與之（崔清獻公）講學之所，“中有臺，最高爽，登臺四晀，全城在目。南皮張公重加修葺，巡撫吳大澂改為崔臺。”（《廣州城坊志》第144頁引趙啟鵬《錫鹿歸耕圖唱和詩》附錄）崔與之（1158-1239），廣東增城人，號菊坡，宋紹熙四年進士，官至右丞相。“南皮張公”即張之洞。吳大澂任廣東巡撫在光緒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實際上任在光緒十三年二月，他把“瑤臺”改稱“崔臺”，用意甚好，可惜流傳不廣。蔣益澧、陳澧將書院命名為“菊坡精舍”，顯然是紀念崔與之。

菊坡精舍位置圖

“達尊堂”的“達尊”二字出自《孟子·公孫丑下》：“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天下有三種人能達到受人尊崇的地位，一是擁有崇高職位，二是高齡，三是德高望重。葉名琛任大學士、兩廣總督，職位崇高；葉志詵1779年出生，顯屬高齡；至于“德”字所指，或者父子兼而有之。院內建筑“棲霞隱功德所”“大殿香亭”道教氣息極濃。“棲霞”是道教文化符號之一。若進一步推測，唐代道士龔棲霞隱于安徽齊云山，宋代建佑圣真武祠，“棲霞隱”或變成一個比喻，指代歸隱修道之處，寓成仙之意。

筆者注意到，該圖右下角有半個月洞門（圓門）圖樣，門額寫“明月前身”，乍一看似無特別含意。司空圖《詩品》“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確屬名句，但后人引用太多，已無初出的新奇脫俗。筆者想起此前看到的一張老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個圓門，匾額即“明月前身”。門聯上聯“□□□□誰折桂□□□”，下聯“云衢廣闊特栽桃李三千”，內容關乎士子培養與考試中式，似與圖中“文昌閣”有關。

1920年，孫中山得力助手朱執信在虎門調解兩派沖突時不幸身亡，次年孫中山倡建執信學校，以應元書院、菊坡精舍舊址為校址，也即長春仙館建筑保存于執信學校校內。1923年底，學校購得大東門外大眼崗、細竹絲崗、螺崗地塊興建新校址，1925年遷出。

汪精衛祖籍浙江山陰，朱執信祖籍蕭山，同屬紹興府，這些“紹興師爺”家庭之間相互通婚。汪精衛是朱執信堂舅，年齡相差不大，少時兩人時同在汪瑔（朱執信外祖父、汪精衛伯父）隨山館讀書，感情極好，故執信學校籌備事宜由汪精衛主持。1909年，汪精衛、陳璧君、黃復生、喻培倫、黎仲實、方君瑛、曾醒組成暗殺團，謀刺清廷權貴。辛亥革命后，汪精衛率曾醒等赴法國留學，居法國數年。學校籌備時，汪精衛請老戰友曾醒擔任校長。這張老照片，應該就是校長曾醒與汪精衛夫婦在執信學校“明月前身”圓門前的合影。結合“瑤臺”“明月前身”兩處，以及“棲霞隱功德所”“大殿香亭”顯示的道教氣息，可初步斷定，該圖是長春仙館規劃草圖，可能是建筑工頭所繪，“闊”字省筆作“活”字。該圖仍有待道教學者、園林學者作進一步解讀。

汪精衛夫婦與曾醒合影

呂祖崇拜

1858年2月17日，英軍押送葉名琛的船只停泊珠江白鵝潭，行將出發，葉氏派人送信說：“將行海外，求備衣服食物，并《呂祖經》一冊。”（七弦河上釣叟：《英吉利入城始末》，載中國史學會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一冊，第216頁）葉名琛手下干將、南海知縣華廷杰也記載，船泊白鵝潭開行前，“葉相手書一紙，取須用衣服飲食各物具備，內有《呂祖經》一本”。（華廷杰：《觸蕃始末》，同上，第184頁）《清史稿·葉名琛傳》談到，被擄居印度時，葉名琛“賦詩見志，日頌《呂祖經》不輟”。葉名琛赴印時，有武巡捕藍瑸、兩個家丁跟隨，藍瑸死葬印度。英方將葉名琛靈柩送回廣州，他在印度的情形應出自兩個家丁所述。葉名琛不僅僅因為孝順而聽從葉志詵扶乩的結論，他本人也篤信呂祖，將《呂祖經》作為精神寄托。兩廣總督往往讓南海知縣做一些體己事，超出一般上下級關系，華廷杰的記載可信度甚高。

葉名琛修建長春仙館、小蓬仙館，源自葉氏家族源遠流長的呂祖信仰。葉氏家族在武漢經營葉開泰藥店有年，聲譽極隆，規模宏大，堪與北京同仁堂、廣州陳李濟比肩。藥商多供奉神仙呂祖。處在巨變時代，人們都想預知未來。晚清呂祖信仰吸引人的一個內容是扶乩，通過“降神”儀式請呂祖降臨，附體的乩手在沙盤上寫字，預卜吉兇。善男信女在神仙降臨之際，求問禍福，乩盤里寫出來的文字，被當作是神諭。“乩語”大都可作多種解釋，人們往往選擇的是符合自己愿望的解釋。“過十五日可無事”，在葉名琛愿望里是15天后英、法聯軍自動撤退，實際情況則是第14天省城陷落，與之相比，15天后發生的事不算什么大事。受“科學主義”影響，學界多將求神問卦當做“落后”的迷信，落入了簡單的“先進∕落后”二分法。只要未來不可預測，“迷信”將長久存在。身處劇變時代，人們更加看重“情緒價值”。

芳村花地小蓬仙館

葉名琛的教訓

在被擄前一段時間，葉名琛的認知系統出了故障，情報系統失靈，造成特別嚴重的后果。認知系統故障往往源于“自信太過”，換言之，成功為失敗之母。在廣東為官12年里，葉名琛力挽狂瀾，鎮壓了兩廣各地大規模的“紅兵起義”，為朝廷輸送了大量餉銀和人力物力，不斷得到嘉許，從布政使、巡撫升授總督、大學士，風頭一時無兩。他把成功歸因于自己的聰明才智、呂祖“乩示”的準確、情報系統的出色，自信滿溢，只接收對自己有利的信息。重大戰略誤判往往源于過分自信、情報失靈，扶乩只是加強了誤判。后世重演葉名琛錯誤的例子甚多，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俄羅斯發動“特別軍事行動”前的樂觀判斷，與之極為相似。

茅海建精辟地剖析了葉名琛的心態。1857年“12月11日，通事吳金來到廣州，帶來包令、布爾布隆的照會，通告英國專使額爾金、法國專使葛羅的到達；并告次日英、法輪船將親送照會前來廣州白鵝潭，上持白旗，示無戰意，請葉名琛派人前往收取。將近一年，英國一直未與葉通照會，此次的主動行為，已在葉心中留下了‘示弱’的印象。12日，英、法輪船送來了額爾金、葛羅的照會。而其輪船上的白旗，使得葉名琛大為快慰，對其手下宣稱：彼實窮急望通商，卻不甘求我，仍作大言欺人，其中實已全餒，故肯插白旗進港。彼國凡弱而降服者，則豎白旗……”（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58頁）將信使的白旗看作對方“示弱”，葉名琛的心態已完全扭曲。

從情報系統來說，葉名琛落入了王小波所言“花剌子模信使”陷阱，情報人員報喜不報憂。他嘲笑林則徐的情報工作：“從前林文忠公好用探報而反為探報所誤，偏聽故也。我則合數十處報單互證，然后得其端緒。”（華廷杰：《觸蕃始末》，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冊，第179頁）實際上，葉名琛“偏聽”更為嚴重，為假情報所誤。茅海建認為：“對照歷史真實，葉名琛的情報完全顛倒，這也毫無疑問地使其對局勢的判斷發生根本性錯誤！今天若要一一查證這些假情報的出處，已無可能。但從常識來推斷，很可能是葉所雇的密探本無情報來源，但為獲得巨額賞金，乃揣摩葉之心思而隨意編造，以圖其歡心。不然的話，就很難解釋，為什么這些情報會如此的整齊一律，又恰恰是對葉最為有利的。”（《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第157頁）

葉名琛

“六不”里面，唯一“不走”還是個解釋得過去的選擇。官員守土有責，知縣守縣城，知府守府城，總督、巡撫守省城，各級主官要與城共存亡。葉名琛若棄城逃跑，按疆臣失地，律當大辟，仍難逃一死，后果則比死還嚴重，不僅自身受刑，家族也因而蒙羞。兩江總督何桂清因失陷蘇、常棄市，雖發生在葉名琛出事之后，可看出對失陷城池懲罰的嚴厲。事后復盤，葉名琛難逃一死，最好的選擇是戰死，其次是自殺殉國，如此一來，他的評價會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