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亂世,既有國家層面的屈辱與掙扎、文化層面的劫難與傷痛,也有尋常人間的溫情與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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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老照片,是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瘋狂劫掠中國文化遺產的鐵證,記錄了美國探險家蘭登·華爾納在敦煌莫高窟犯下的不可饒恕的文化侵略罪行。
1924年,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蘭登·華爾納以“學術考察”為名闖入敦煌莫高窟。此時距離王圓箓發現藏經洞已過去24年,這位莫高窟的住持道士早已因將國寶倒賣予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國強盜而聲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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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納用200兩銀元的功德錢賄賂王圓箓,換來了肆意進出洞窟的特權,隨即對莫高窟展開了毀滅性的破壞,他用特制化學膠水反復涂抹洞窟巖壁,將數十幅盛唐至五代的精美壁畫硬生生從墻體上剝離,更暴力鑿下了這尊原本安放在莫高窟第328窟西壁龕內的盛唐彩塑供養菩薩像。這尊造像體態豐腴、神態靈動,衣紋流暢自然,是唐代彩塑藝術的巔峰之作。
照片中站在佛像身后的五人,是華爾納強行雇傭的當地民工。華爾納強迫他們與被盜鑿的佛像合影,本質是為自己的掠奪行為留下“成果記錄”,這張照片也因此成為華爾納盜竊中國文物、破壞文化遺產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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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一處中式庭院內,一底層街頭藝人赤著雙腳站在石墩上,將長辮盤繞在頭頂;身著粗布短打上衣,挽起袖口、腰系布帶,下搭寬松褲裝,一手牽繩控制山羊,一手輔助調整,神情專注,正進行馴羊表演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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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身前是一只長毛絨山羊,前蹄踩在木椅上,呈現出表演姿態。這類長毛山羊是清末雜耍藝人的常用表演品種,經過訓練可完成“上椅、作揖、走步”等簡單技藝,是藝人走街串巷賣藝的核心“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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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川安縣街頭集市,三名男子圍在竹編攤位前,中間身著長衫的商販正低頭清點錢幣,赤裸上身、肩搭布包的買主低頭專注地看著筐中的貨品,左側戴寬邊斗笠的百姓也湊在一旁,攤位上兩只碩大的竹編筐里,正是堆疊整齊的紙元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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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民俗中,紙元寶是祭祀、祈福活動里不可或缺的核心用品。當時的安縣百姓深信,通過購買、焚燒紙元寶,能向逝去的祖先、天地神明傳遞敬意,為家人祈求平安順遂,也寄托著為自己和后代“積累福德”的樸素愿望。
每逢清明、中元節、年節等重要節點,安縣的集市上總會擠滿前來購買紙元寶、香燭、紙扎的百姓,祭祀用品攤點也成了趕場日里最熱鬧的業態之一,這張照片正是這種民俗場景的真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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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舊金山唐人街一間逼仄、昏暗的鴉片煙館內,一張鋪著粗草席的煙榻,煙榻中央擺著一套完整的鴉片煙具。
左側男子斜倚在破舊枕頭上,半躺半臥,正將煙槍湊在嘴邊,就著煙燈的明火吸食鴉片。他雙眼半睜、神情渙散,整個人癱軟在榻上,毫無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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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坐男子盤腿坐在榻邊,頭戴瓜皮小帽,身著中式粗布長衫,神情木然、毫無波瀾。他身手邊堆著賬本,大概率是這間煙館的掌柜、伙計,或是專門幫客人調制鴉片的“煙槍師傅”。
19世紀中葉,數十萬華工赴美參與西部鐵路修建、淘金等重體力勞動,身處異國他鄉的華工,在繁重的勞動、種族歧視的雙重壓迫下,鴉片成為他們逃避現實、緩解痛苦的唯一“精神慰藉”,唐人街的鴉片館也隨之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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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開埠城市街頭的小吃攤,沒有精致的棚屋,沒有花哨的招牌,幾張被歲月磨得發亮的長條木桌、長凳,就是這飯攤的全部家當。
桌面上擺著豁口的粗瓷碗、掉漆的小碟,盛著廉價的面食、鹵下水與大鍋菜,這是專給碼頭苦力、拉車車夫、街頭小販這類底層體力勞動者開的“活命飯攤”,一碗熱湯、兩個窩頭,就能讓干了一天重活的漢子,勉強撐過又一天的溫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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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桌后的攤主,前額剃得精光,腦后的辮子盤在頸間,穿著洗得發白、磨得發亮的短打褂子,袖口高高挽起,面前的陶盆里堆著待切的食材,臉上沒有半分微笑,只有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的麻木與疲憊。
桌前的客人,左側桌前是一名剃著光頭、穿著短打的苦力,嘴里叼著煙桿;右側桌前,一名穿著打滿補丁的厚棉襖、腦后盤著辮子的客人,正端著碗埋頭吃飯,背對著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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