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律師：我見過最多的表演型人格，都出現在婚姻法庭上｜離婚律師甄會嘮02

大家好，我是陳拙。

在北京打一場離婚官司，平均得花多長久？

我說出答案，可能會突破你的想象。

不是一年，也不是兩年，是四五年。婚姻家事律師甄會嘮告訴我，這還是在比較順利的前提下。

這個數字嚇了我一跳。但是甄會嘮說，她經手的最高記錄，是將近十年，不是一場官司，而是圍繞著離婚展開的一串官司。

今天的故事，講的就是一起漫長的離婚案。這是甄會嘮獨自接手的第一場婚姻家事訴訟。那時候她很年輕，嫉惡如仇，一聽說對方連續出軌十年，立刻就答應當事人，一定要用法律懲治這個渣男。

直到當事人拿來所有資料，她才發現事情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

我至今還記得孫慧敏在法庭的那一幕。

那時我作為她的代理律師，為她打一樁離婚案。法官組織雙方調解，分別和兩方談話，男方談完走出法庭，喊我們進去，擦身而過的一刻，孫慧敏突然朝著她的丈夫沖過去，一把抓住男人的胳膊，狠狠咬下去。

男人喊叫著，身體猛地一僵，嘴里還在說：“敏敏，你冷靜點……”

他試圖掙脫，孫慧敏咬得更緊了，仿佛十年婚姻里的委屈、隱忍，此刻一口氣爆發了。

法官聽到外面的騷動，快步走了出來，孫慧敏眼見法官，這才緩緩松開嘴。

將雙方叫進法庭，法官警告孫慧敏，讓她控制自己的情緒。

孫慧敏坐在那里，聽著，肩膀卻劇烈地顫抖起來，她開始說話，起初很慢，聲音很輕，像是自言自語，連坐在旁邊的我都聽不清楚她的話，漸漸地，她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尖銳，演化為近乎嘶吼的控訴：“法官，您知道他是怎樣羞辱我的嗎？”

她猛地昂起腦袋，眼淚滑落，臉上的妝都搞花了，哽咽地說：“他說……他說他出軌的女人屁股比我圓、胸比我大。我給他生了孩子，陪他走過十年，他就這樣對待我！

“您說，他是人嘛！”

之所以記得那么清楚，因為孫慧敏離婚案，是我作為婚家律師獨立辦理的第一樁案件，自那以后的八年里，我見過在法庭上咆哮的、胡攪蠻纏的，卻沒有像她這樣“動嘴”的。

那時，我被她高亢的情緒深深地震撼到了，渾身緊繃，一動也不敢動，直到法官的聲音傳進耳朵，“代理人，請你做好當事人的工作，控制好情緒，否則我們只能休庭。”

我這才反應過來，慌忙如搗蒜般點頭。

我此前認識的孫慧敏，她可不是這樣子的。

那是在2017年深秋，我在律所的會客室第一次見到她。孫慧敏坐在沙發上，身穿一件深色半身棉布長裙，扎了一個松松的馬尾，頭發很長，一直垂到腰間，沒有化妝，但是看得出皮膚很好，整個人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像是鞏俐那種傳統、大氣的美女。

這份氣質和她的身份也很搭，她剛從一家名牌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研究古典文學。

“甄律師，你幫我起草離婚協議吧，朋友說找你準不會錯。”

遭到這樣的傷害，孫慧敏做出過最直面的“反抗”，就是在男人生日那天，端著蛋糕來到男人的英語培訓班為他慶生。她知道丈夫正在和班里一位女同學曖昧不清。

“我就是想讓那女的知難而退。”說著，她嘴角扯出一絲自嘲的笑。

“這些出軌事跡，你掌握多少證據？”我試探著問。

她近乎絕望地搖搖頭，聲音里都透出凄涼和委屈，“那種事……那種事的證據，我不懂怎么能搞得到。”

我想過給她一個擁抱，但第一回見面害怕太唐突，于是說：“沒關系，我回頭給你列出一份出軌證據的清單，你按照我這份清單去搜集就好。”

這份清單我后來發給了孫慧敏，包括照片、視頻、錄音、聊天記錄等等，還特別囑咐她盡量保留原始載體，比復制下來的版本要有力得多。

聊到這兒，我忍不住多了句嘴：“出軌那么多年，你竟然都忍過來了。”

孫慧敏沒有多解釋什么，只是告訴我，他們的女兒已經八歲了。

不必再說什么，我瞬間明白了。那時我結婚三年，孩子兩歲，有時候和老公吵得很兇。可每當看到孩子肉乎乎的小臉，看到她和爸爸親密互動的模樣，我都會想，就算他捅了天大的窟窿，我也不會跟他離婚，讓孩子蒙上父愛缺失的陰影。

“我幫你起草協議。你要想好條件，對方不同意，就起訴離婚。”我當即表態。

孫慧敏深吸一口氣，定定神，挺起胸，像是努力讓自己顯得強硬、兇猛一點。

“所有財產一人一半。”她說。

讀書的時候同學都管我叫“甄哥”，意思是不好惹。因為我向來是非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學法律以后更加嫉惡如仇，經常寫文章，批判各種不公平的社會現象。

可想而知，當我聽到孫慧敏只敢卑微地索求一半財產，內心有多憤懣，我只想幫助這個女人爭取到更多、更多、更多的東西。

直到兩個月后，孫慧敏的離婚協議遭到拒絕，帶來財產資料準備起訴，我才意識到這樁離婚案比她描述的復雜得多。

孫慧敏要處理的財產，包括國內三套房子，海外兩套房子，近四十萬歐元投資，還有香港的保險，公司的股權，少說也有三四千萬。

我問：“這些都是你們的共同財產？”

“有我婚前的，也有他婚前的，剩下是共同的。”說著，孫慧敏指著一份房產證說：“譬如這個，就是我婚前買的。”

我打開房本，上面赫然寫著男方的名字，不解地問她怎么回事。

“我過戶給他的，為貸款。”孫慧敏回答得很干脆，“我婚前買的，當然算我的。”

“你無償過戶給他，法律上屬于贈與，你還能享有多少份額，有爭議。”我想盡快給她解釋清楚，讓她知道這個事很復雜，然而孫慧敏的回答卻讓我啞口無言。

“甄律師，是你之前說過，打官司肯定比我協商的結果好，對吧？”

確實說過，但那時我還不清楚里面的復雜。只能怪我自己，話說得太早。

孫慧敏不明白的是，婚前個人財產并不代表永遠都是個人的。如果婚后贈與對方，或者與夫妻共同財產混同，里面就會有對方的份額。

比如一張婚前辦理的銀行卡，如果婚后繼續使用這個賬戶，有收入和支出，就很難區分支出的是婚前財產還是婚后財產，就像你往米缸里倒了新的米，吃了一些，根本無法區分你吃的是前面的，還是新倒進去的。

繼續研究孫慧敏帶來的財產資料，更多問題浮出水面。

她說男方婚前的房子沒有貸款，但是房本里卻有記錄顯示按揭。海外的房子只有房產經紀人的郵件，卻沒有正規的權屬證明。

還有他們在歐洲的投資，孫慧敏提供了與維爾京群島一家離岸公司簽署的服務合同，聲稱這是為移民準備，間接持有歐洲某國國債，卻沒有提供更具說服力的文件。

每一項財產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奇怪之處，搞得我很不自在，卻講不清到底哪不對。

“很多財產都是一年前配置的，為什么要離婚，還做這么多資產動作？”我腦子里閃過法官可能提出的質疑，提前向孫慧敏問。

“都是我們商量的，那時候沒想離婚，現在實在沒法過了。”

我點點頭，不再繼續追問了。就算混進婚前財產，還有那些奇怪、復雜的投資，對孫慧敏來說多分點也沒什么不公平的。

2018年夏天，孫慧敏離婚案第一次開庭。

這是我第一次獨立走進婚姻法庭。當年跟著師傅去過一回，師傅想給法官講清楚離婚案里的細節，全程被法官訓斥打斷，我至今心有余悸。于是我在開庭前做了大量功課，可是踏進法庭的時候，心里還是忐忑。

孫慧敏看上去比我冷靜得多。她帶著五個人來到法院，還逐一跟我介紹。我提醒她，婚姻案件涉及隱私，如果對方申請不公開審理，他們就不能進法庭了。

孫慧敏卻說：“不要緊，讓他們陪我壯壯膽。我怕他對我動手，他一直有暴力傾向。”

我點點頭，親友團加油助威，哪怕是待在法庭外，也能為孫慧敏鼓鼓氣。

推開法庭的門，被告席上安靜地坐著一個男人，神態從容鎮定。他穿一身黑色衣服，戴無邊眼鏡，頭發梳得干干凈凈，像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學教師。看見我們浩浩蕩蕩走進來，他抬起眼皮，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不到一秒便移開。

那就是孫慧敏的丈夫張偉明，他竟然是一個人來的。

孫慧敏在我身后低聲說：“我猜到他不會請律師，他太相信自己了。”

張偉明是一名導演，他混跡文藝圈多年，作品偏向小眾文藝，拿過挺多國內外獎項。在他的圈子里，張偉明很有江湖地位。

孫慧敏提過，“我曾經把他的朋友拉到了一個群里，把他的齷齪事發到了群里，可就算這樣，也沒用，群里一點水花也沒有。他也不肯低頭。”

他獨自來到法庭，一副氣定神閑的模樣，想必很有信心，沒想到他接下來的表現，著實令我大開眼界。

庭審開始，我們宣讀了訴訟請求，對財產分割逐項發表意見。法官問張偉明：“財產分割你有什么意見？”

“我不同意原告的主張，所有財產都是我的。”他理直氣壯地回答。

法官說：“不同意，你對原告的每一項請求逐一發表意見。”

“您別一項一項問我。”他挺直脊背，目光掃過旁聽席的每個人，“我就講一個道理。”

他伸出食指在空中點了點，“我們家所有財產，都是我帶來的，婚前是，婚后也是。”接著放下手，語氣無比篤定，“這個道理，還不夠嗎？”

法官被他的話噎住了，沉默許久，張口給他普法：“財產需要一項一項處理，海外財產法院無法處理，寫字樓歸公司所有，并非夫妻共同財產，不能直接分割。”

隨后，法官按照我們的財產分割請求一項項篩。

提到國內一套房子的歸屬，我心里緊張起來。那套房子沒有房產證，如果法院不處理，我們也沒辦法。可就在這時，張偉明望著遠處，慷慨地說：“我同意給她一半折價款，這套房子確實是婚后買的。”

接著，提到孫慧敏一直開的寶馬車，張偉明還是望著遠處，好像誰也不放在眼里，“這輛車本來就是給敏敏買的，送給她了，我不要折價款。”

有句話講，亂拳打死老師傅。張偉明越是不按套路出牌，我越警惕。就在這時他說：“能讓的我都讓了，海外的財產是不是要還給我，法官？”

“海外財產我們處理不了。”法官說。

張偉明滿臉困惑，“憑什么處理不了？這都是我的財產。”

“您回去請個律師吧。”法官實在不愿和他掰扯了，“該說的我都說了，您聽不懂，我也沒辦法，我是法官，不是您的律師。”

“法律規定我必須請律師嗎？這些道理難道我沒有講明白嗎？我憑什么需要請律師。”

說著，張偉明竟然和法官辯論起來，他來來回回講了半小時，越講越激動，我和孫慧敏坐在對面，倒是顯得有點無聊了。最后，法官宣告休庭，表示擇日再開庭。

離婚案的第一次庭審，就在張偉明和法官的激辯中，草草告終了。

離開法庭，孫慧敏招呼我，還有她的親友團一起吃飯。飯桌上眾人相談甚歡，聊的都是文藝圈那些事，哪位作家新發表了什么文學作品、哪位導演的電影在歐洲獲獎了，哪位演員主演的電視劇獲得超高的收視率。

我不懂，也插不上話，只能自顧自地悶頭吃飯。

吃著吃著，突然一位朋友問：

“張偉明說的八百萬債務是什么情況？你們怎么還有債務？”

孫慧敏輕輕地說：“為了張先生經營公司，只能貸款。”

那位朋友當即轉向我，“甄律師，他經營公司的債務，憑什么慧敏要主動分擔一半？”

我張了張嘴，把話咽回肚子里，恨不得把腦袋也塞進餐盤。

早在第一次庭審前，我就把孫慧敏夫妻倆十年婚姻的財產狀況捋清楚了。

賬務表明，在孫慧敏找到我之前一年，張偉明的兩套婚前房產，一套賣掉，一套抵押貸出八百萬現金。這筆錢被用來購置夫妻兩人共同的海外房產、歐洲投資，剩下的購置兩套寫字樓并且成立一家新公司，而這家新公司的持股比例是孫慧敏90%，張偉明10%。

飯桌上，孫慧敏給出的解釋是“為張偉明經營公司”，作為她的代理人，我肯定不能公然拆她的臺，也沒法把真相解釋給一桌人，只能打掉牙齒往肚里咽，裝作一個只會悶頭干飯的無能律師。

這是我第一次在孫慧敏離婚案中感到難受。回到家，我把整樁案子都跟老公講了。他是刑事律師，聽起婚姻家事案件也不費勁，聊到飯桌上的事，老公很詫異：

“這不是顯得你很蠢嗎？孫慧敏沒替你圓一句？”

我搖搖頭，“她一句話也沒解釋。”

“所以她跟親朋好友說的案情，和實際發生的根本不一致？”

“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說。

老公沉默片刻，說：“咱們做律師的，有時候就是掙錢替別人擋災、幫別人挨罵的。”

我身在局中，有些事看不透，老公是局外人倒是看得清楚，那天晚上我們聊到半截，竟然復盤出法庭上另一件蹊蹺的事。

開庭時坐在旁聽席上的五個人，根本不是像孫慧敏所說“來加油助威的”，他們是被孫慧敏精心挑選出的。開庭前她就為我逐一介紹過，只不過那時候我滿腦子都是師傅被法官訓斥的事，根本沒留心他們的身份。

他們有孫慧敏親戚家的表哥，學校里的學妹，兩位夫妻倆的共同朋友，還有一位是文藝圈里響當當的翹楚，算得上是對張偉明有提攜之恩的好大哥。

這套組合集齊親戚、朋友、前輩、后輩。張偉明在他們面前，就算不能表現體面，至少不敢大放厥詞，否則日后就別在圈子里混了。

“離婚案件不是不公開審理嗎？他們怎么能旁聽？”老公問。

“張偉明沒請律師，根本不懂可以申請不公開！”我說。

“這些人又不是法官，有什么用？”

“用處大了。張偉明當庭主動說，寶馬車送給她，沒房本的房子，也愿意給一半折價款。他整個人被架在那兒，不得不裝大方。要是沒人在場，他絕不可能這么讓。”

自那以后我也學會這招。不得不說，這招屢試不爽，對方要么被震懾在氣焰，要么被架在道德高地上。算下來，我得管孫慧敏叫一聲老師。

然而回到那個時間點上，我對她的感覺很復雜。在親戚朋友看來，孫慧敏是個被出軌的受害者，迫不得已登上法庭，可依我看，她早就為離婚做好準備了。

而我呢，原以為自己是這場離婚戰爭中孫慧敏一方陣營的軍師，可是現在，我覺得自己就像她手里的刀，一刀下去寶馬車到手，一刀下去房子到手。

等到一個月后的第二次庭審，張偉明帶來了新的證據。他稱孫慧敏婚前的房子，首付是其前男友支付的四十萬，后來是他替孫慧敏償還了這筆錢，婚后又讓父母拿出二十萬還清了剩余貸款。孫慧敏當庭反駁：“我又沒讓你還給他，這是你自愿的！”

這句話等于是承認了。整套房子的款項，都是張偉明支付的。

在緊隨其后的調解中，就發生了孫慧敏發瘋咬張偉明胳膊的一幕，她對著法官聲淚俱下，恐怕就是想把注意力轉移到出軌這方面。

當時她情緒高漲，連我都能感覺到她的傷痛。可是剛走出法庭，孫慧敏輕松地問：“甄律師怎么回去，我開車送你吧。”

我們坐在她那輛新能源寶馬車上，她不敢開空調，害怕電量撐不到家，就算打開車窗，車里還是悶得很。

孫慧敏說：“北京的夏天是越來越熱了，原來可不這樣。甄律師，你原來經常到這個法院嗎？地方也太偏了，要是下午開庭耗到天黑，可怎么回城里啊。”

簡直不敢相信，剛才那個情緒崩潰、大喊大哭的，和現在這個談笑自若的，是一個人。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搜索什么叫“表演型人格”。

八個月后一審判決下來，由于我們每一步都做了充分準備，加上對手的輕敵，孫慧敏大獲全勝。國內的房產多數歸她所有，公司全部股權歸她所有，唯有海外的財產和投資法院不予處理。這樣的結果遠超出我們預期，但也是張偉明無法接受的，于是他選擇上訴。

收到上訴狀時，我發現他的訴訟策略毫無變化，依舊是那套“所有財產都是我創造的”說辭，我死活搞不懂，這個人怎么還沒吸取教訓，依然這樣自大、輕敵呢？

直到二審開庭那天，張偉明帶著兩名律師出庭，我以為他終于重視起來了。沒想到這兩名律師，好像跟他一樣搞不清狀況。他們全程強調案件結果對張偉明多不公平，卻沒有從法律角度發表任何有價值的觀點。

張偉明主張公司名下寫字樓的所有權，于是法官多次詢問他們：“是否主張公司股權？”

兩名律師均明確表示：“不要股權，只要寫字樓。”

我聽出了法官的用意，他想把公司股權判給張偉明一半，讓他能獲得一部分股東權益，算是為他找補一點，可張偉明和他的律師，好像就是聽不懂法官的話外音。

我問孫慧敏，為何張偉明面對如此復雜的案子，卻始終不愿聘請專業律師。孫慧：“張偉明是個極度自負的人，他覺得世界都該遵守他設定的規則，這個案子他認定自己有理，覺得走遍天下都不怕。”

孫慧敏說得沒錯，但那恐怕不是全部的理由。直到庭審中，張偉明說出一句：“敏敏對金錢沒有概念。”我突然意識到什么。

在孫慧敏看來，張偉明是個極度自負的敵人，但是他有他的力量，不可輕視；然而對張偉明來說“整個家的財富”都是他親手創造的，妻子一直在學校里，沒有真正接觸過社會，再跟他鬧離婚，也不過是稚嫩的學生“敏敏”罷了。

而他偏偏找了兩位和他氣質相投，同樣輕敵的律師，恐怕只有這樣的律師，在他看來才是“講道理”的。

最終二審改判張偉明占50%公司股權，但孫慧敏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公章、財務章、營業執照等核心資料都在她手中。判決生效后，孫慧敏迅速處理好舊資產，用剩下的錢重新購置了一套房屋，成立新的公司。

后來我去過她的新公司，門口一扇氣派的中式鐵門，推門進去，室內將近兩百平，裝修精致考究，還有一間豪華的錄音棚。孫慧敏沖我笑，意氣風發地帶我介紹她的新公司，談話間隨手安排助理點咖啡，點甜點。

也許是我的刻板偏見吧，我印象里的創業，還是幾個人省吃儉用租一間小辦公室，在一塊白板上寫寫畫畫呢。還是孫慧敏有魄力，一上來就是大手筆。

不管怎樣說，我也算是漂亮地完成任務，這場離婚戰爭總該結束了吧。

結果二審判決沒出多久，我就又接到孫慧敏的電話。

原來張偉明以探望孩子為由，騙孫慧敏的母親打開家門，偷走全部公章、營業執照。

孫慧敏立刻報警，得到的答復是：“公章、營業執照并無實際經濟價值，該行為不構成盜竊罪，若要維權，需到法院起訴。”

自那以后，兩人的硝煙就再也沒有斷過。

2019年，孫慧敏打電話找我，說要起訴張偉明，中止他的探望權。這是她向孫偉明發起的挑戰，兩人的戰爭已經從那場婚姻，蔓延到孩子身上。

她給我發來一段視頻。在嘈雜的街頭，張偉明拉著孩子站在路中間，低頭對孩子不停說著什么，孫慧敏沖上去想把孩子拽走，兩人隔著孩子拉扯、推搡，孩子被搞得東倒西歪。

孫慧敏向我控訴，張偉明會把孩子關進屋子，逼孩子背誦媽媽的罪狀。

早在離婚案時，她就跟我提到張偉明有暴力傾向，但是沒有任何證據。在她的視頻里，只有雙方的拉扯，張偉明不停地絮叨，沒有所謂“家暴”“虐待”的直接證據。想要中止探望行為，勝訴的概率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我已經不會被她的一面之辭勾起憤怒了。

于是我說：“很難勝訴，建議你自己應訴。”

電話里，孫慧敏聽起來很不高興，“你是準備不管我了嗎？”

我說：“你非要委托，需要交律師費，但是這案子請律師，白花錢。”

電話掛掉。很快，手機屏幕重新亮起，孫慧敏發來消息：“探望權是離婚案件的一部分，不應該另收費。”

記得離婚案時，我一條條整理了兩人結婚十年以來所有的財務信息。當初辦公軟件沒這么發達，也沒有人工智能，搞得我眼睛都要瞎了。

這事非常考驗耐心，在婚家律師圈子里被稱為“臟活兒”，多數律師都是外包給財務的，但是財務不懂得里面的關鍵，做出的報表往往也不太能用。在我認識的婚家律師里，能自己做的，直到現在也是少數。

更別提離婚案后，我還隨時隨地接聽她關于公司股權相關的咨詢。

后來我沒有回復這條消息。孫慧敏不光想讓孩子成為離婚的犧牲品，還要繼續拉上我，向張偉明兇猛開火，也許在她眼里，我只是一個能傷害對方的工具罷了。

兩年后，孫慧敏又給我打電話，仿佛之前的不愉快根本沒有發生過。這回輪到張偉明朝她還擊了。

張偉明以“民間借貸”為由，將她的公司起訴了。她應該試著找過別的律師，但是誰也搞不清他們這些年的財務狀況，最后只能找到我，“甄律師，這次你必須幫我，只有你了解那些賬目。”

張偉明的手里有一張借條，證明他當初投入公司的款項，都是出借給公司的，現在要求公司予以歸還。可是我一下子就看出問題所在，這人還是那么自大，做戲都不懂得做全套。

線上庭審時，法官對張偉明的律師說：“你們需要梳理出清晰的明細，幾月幾號、哪個賬戶向公司轉入多少錢，最終如何計算出借條上的金額，需要向法庭明確。”

我當即向法官表態：“法官，我們已經為被告詳細梳理并計算了所有流水，還制作出表格提交法庭。結果顯示，張偉明的借條系偽造，借條中的金額與他銀行流水的實際轉賬金額完全不符。”

判決前一晚，法官打來電話，對應著我的統計表格，一條條和我梳理張偉明的銀行流水，最終認可了我們的計算結果，駁回張偉明的全部訴訟請求。直到那時，張偉明的律師都沒能把賬算明白。

他提出上訴，結果還是那樣。

然而張偉明的復仇依然沒完。自那以后的幾年里，我頻繁接到法院電話，都是通知孫慧敏應訴的。她自己的聯系方式換了好幾個，張偉明不清楚，就給法院留下我的電話。

那些官司，有的我知道結果，有的不知道。唯一清楚的是，自離婚以來孫慧敏始終沒有擺脫張偉明的訴訟糾纏，命運里也沒有一個叫“離婚”的按鈕，按下去，一切就能變好。

2025年，我再度接到孫慧敏的電話：“他對我窮追不舍，就是不肯放過我。”

她的聲音滿是疲憊，跟當初完全不同了。

原來，張偉明這些年屢戰屢敗，卻始終不肯放棄，甚至通過訴訟成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孫慧敏不想再繼續糾纏了，這次她找我，是想委托代理刑事案件，她說：“當初的民間借貸案，我們過于手下留情了。

張偉明用公司公章偽造借條，已經涉嫌虛假訴訟罪，我想通過刑事，解決這些年的糾紛。”

我多問了兩句，才得知張偉明也絲毫沒有手軟。他多次威脅孫慧敏，要追究她“職務侵占罪”的刑事責任。這場持續快十年的戰爭，從離婚案打到探望權，再打到經濟案，終于走到刑事這一步，兩人都想置對方于死地。

“但是我在那方面無懈可擊，沒有任何問題，還專門做過審計。”

孫慧敏說得很篤定，試圖打消我的顧慮，讓我安心接手案件。但我還是拒絕說：“這幾年我已經不太做律師業務了，在攻讀心理學碩士，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建議你找一位時間充沛的專業律師。”

其實，我早就不想參與這場曠日持久，沒有贏家的戰爭了。尤其是在2019年探望權糾紛的時候，我看到視頻里的孩子，在街頭被父母拉扯時的無助、錯愕的畫面。現在，我的孩子跟孫慧敏的孩子當年一般大，想起那孩子這些年經受的一切，我實在不忍心。

而且我也清楚，孫慧敏的經濟情況大不如前。離婚時，她獲得大量財產，一下投資了很多海外房產，后來被證實是一場騙局。她的奢華創業也因為經營不善，資金幾乎消耗光了。

也許這就是命運的玩笑，那些錢不是她辛苦掙來的，贏到手里，也守不住。

我也在網絡上看見過張偉明的照片，還是那張臉，還是那副無邊眼鏡，可鏡片后的臉已經有些干癟，頭發已經白了一半，整個人瘦了一圈，再也沒有了2018 年第一次開庭時，那個滿頭黑發、自信滿滿的模樣。

今年春天，我再次接到法院的電話，依然是通知孫慧敏應訴。這回我直接將她的聯系方式告訴法官，再也沒有像以前一樣特意通知她，我不想再知道他們的任何消息了。

就在我寫下這篇故事，試圖捋清楚兩人多年的恩怨是非時，我猛地發現一個問題：當初給孫慧敏的出軌證據清單，她從來沒有回復過我。

這么多年，她留存著財產分割的一切證據，但是張偉明出軌的證據，只有被當作籌碼的時候，她才會張嘴說出口。

而張偉明在法庭上即使遭到這樣的控訴，也沒有否認過。

事情過去多年，我鬧不清里面的真相，但我起碼能確定的是，當年《民法典》尚未實施，舊《婚姻法》里沒有“離婚財產分割照顧無過錯方”的明確規則，即便早年有司法解釋，實踐中也極少因此傾斜財產分配。

也許兩人對出軌這件事兒并不在乎吧。

孫慧敏離婚案是我獨立接手的第一樁婚姻家事案件，那時候我覺得，既然當事人找我，我就要幫她用法律打到底。

但是這個案子里，一個人雖然得到財產，卻守不住，最后贏到手的錢都散出去了，另一個人多年糾纏在離婚案件里，不單事業停滯，整個人的氣質都變了。這場漫長的離婚戰爭，沒有一個人是贏家。

做久了婚家律師，我發現有很多孫慧敏、張偉明，法律只能解決他們表面的爭議，還可能激化矛盾。要想做到停止紛爭，息訴服判需要當事人內心真正的放下，甚至需要尋求心理學的幫助。

所以近些年，我接案子有個原則，首先提醒當事人考慮清楚是否必須離婚，也會介紹專業的婚姻家庭心理咨詢師給一些人，幫助他們走出婚姻的困境。如果想好了，非要離婚的，我也會勸他們先走協商，協商不了再訴訟。

后來有一位當事人找到我，她發現男方出軌，想要訴訟離婚，涉及標的額差不多一個億。她辭掉高管工作，每天跟蹤男方，整個人的情緒處在隨時崩潰的邊緣。我為她梳理案情后，勸她通過談判的方式離婚，不要陷進漫長的訴訟程序，不是向對方服輸，而是為她自己。

在我的幫助下，她成功協議離婚。離婚后，她像是換了一個人，找到了更高薪的工作，整個人的生活狀態都變得更好了。

幫助當事人走出低谷，盡快邁進新的生活，我想，也許這才是一個婚家律師最值得驕傲的事情吧。

最早讀完這個故事，我問了甄會嘮一個很直白的問題：

張偉明好歹也算是個“成功人士”，怎么在法庭上表現成那樣呢？那兩個律師也跟他一樣。

甄會嘮發來一串張偉明的履歷和獲獎清單。她說：“可能在他那個圈子里，已經沒有人當面拒絕他了吧，沒有人跟他說不。”

我好像一下就理解了，“這不就是咱小時候學過的，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么，身邊得有人跟你說不，否則就容易活進自己的世界。”

于是我對甄會嘮說：“這也太危險了。以后咱們合作，我要是哪里做得不好，你得干脆直白地拒絕我。

她剛想說話，我趕緊補了一句，“催稿除外。”

（文中部分人物、地點系化名）

編輯：迪恩 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