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酒類行業正在深度調整期中艱難掙扎,國產葡萄酒的處境尤為堪憂。數據顯示,國產葡萄酒在2012年產量曾達到歷史峰值138萬千升,但此后一路下行,至2025年已驟降至僅9.7萬千升,13年間跌去超九成。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山東德州的一款“葡桂堂”紅棗桂圓中式精釀葡萄酒卻在今年迅速走紅,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網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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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并非出自傳統葡萄酒產區、也沒有強大資本背書的葡萄酒,憑什么能夠逆勢突圍?這款葡萄酒的走紅,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要理解這個現象,需要我們跳出“葡萄酒”這個狹窄視角,看向更廣闊的文化背景、消費心理甚至是情感共鳴。
飲食智慧與情感共鳴
當我們談論中式葡萄酒的突圍之路時,或許應該先回到這個問題:一瓶酒,該如何與這片土地上的消費者建立起無需解釋的情感共鳴?
耆紅·葡桂堂紅棗桂圓葡萄酒的嘗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鑒的樣本。它沒有照搬西方葡萄酒強調風土、優雅、品鑒儀式的那套敘事,也沒有落入傳統養生酒“藥補”的功能性窠臼——那種端著酒杯像在服保健品的體驗,終究少了些飲酒本該有的愉悅。它的做法更像是順勢而為,將新疆大棗、高州桂圓這些中國人餐桌上再熟悉不過的食材,與葡萄共釀一杯酒。
這里面的微妙之處,在于它創造了一種文化上的“既熟悉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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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棗與桂圓的組合,不需要市場教育,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懂它們的意味。但當它們與葡萄酒相遇,卻生出了新的表達,或者說是回應了一種更深層、也更自然的飲食智慧:寓養于飲,潤物無聲。
這種選擇背后,其實藏著產品開發的一個關鍵邏輯。
當一瓶酒能喚醒基因里的文化記憶,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本身就成為一種文化表達。分享一瓶“復原清代古方”的葡萄酒,比轉發十條養生推文都更有說服力,因為它既是物質的消費,也是文化的參與。
從這個角度看,耆紅·葡桂堂的暢銷,或許不只是營銷策略的成功,產品與文化基因一旦真正形成共振,傳播就成了自然發生的事。
德州風土與三百年技藝
當然,僅憑飲食習慣和情感共鳴是不夠的。一款酒能否立得住,最終要回歸到風土與技藝,品質與口感。
德州,這座位于黃河下游的平原城市,似乎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葡萄酒產區,但風土從來不只是緯度和土壤,它還包括歷史、人文與技藝的沉淀。
據傳,1765年乾隆皇帝南巡路過德州,當地名士盧見曾獻上了兩樣東西:自家私釀的葡萄酒,還有德州扒雞。這段往事并非簡單的坊間傳說或者營銷故事,實際上它指向了一種被大眾所遺忘的本地釀酒傳統——盧氏加烈葡萄酒技藝。
奧德曼酒莊用了近二十年時間,從故紙堆中復原了這套“晚采提糖、濃縮提度、壇陳提香”的三提古法技藝,這套技藝在2024年被認定為山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同年以此為基礎的奧德曼酒莊《加強葡萄酒的中式陶罐陳釀工藝》獲得了中國酒業協會科學技術進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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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葡萄酒教育奠基人李華教授曾題詞,“耆紅古酒,世之瑰寶。三百年耆紅古法葡萄酒,幾近失傳,今乃重現于世,乃中國葡萄酒業之幸事。”
這樣的評價出自一位理性嚴謹的學者之口,分量不言而喻。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這套技藝不僅承載著文化記憶,還經得起現代科學的審視與驗證。當這些傳統技藝從“博物館里的遺產”搖身變為“當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情感默契和文化認同便有了最核心、最可信的載體,產品也因此具備了勝出的實力。
耆紅葡萄酒選擇這條路,某種程度上是在回答一個問題:中國葡萄酒是否必須擁有西方的標準長相?
現在看來,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審美重構與風味回歸
長期以來,國產葡萄酒面臨著一個審美困境:一味模仿西方城堡酒莊的古典美學,一味遵從西方舊世界葡萄酒產區的價值評判體系。但事實上,中國葡萄酒不必遵從、也必須擺脫“西方標準長相”的束縛。好在中國葡萄酒行業已經開始了從“國際追隨”到“風格自立”的蛻變,而決定勝負的關鍵是產品能否贏得中國消費者的審美與口感。
耆紅·葡桂堂葡萄酒創新性的酒瓶設計為中式葡萄酒的外在形象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其瓶型設計摒棄了西式葡萄酒常用的樣式,而是借鑒了宋瓷溫酒壇的造型,配色采用了雅金與中式重彩,在細節上實現了宋代美學日常性與精神性的統一。它沒有進行簡單的“國風包裝”的堆砌,而是將瓶型作為生活態度的載體,給人傳遞溫潤與內斂的情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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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審美選擇暗合了當代年輕消費者的心理需求。他們不再盲目崇拜西方酒標上的城堡圖案,而是開始尋找能夠講述東方故事的產品。當一瓶酒的外觀就能喚起文化認同,它已經完成了與消費者的第一輪對話。
在當前國際葡萄酒的品評體系中,西式葡萄酒常用“單寧、酸度、酒體”等結構分析,輔以“黑醋栗、香草”等西式風味描述,形成了一套全球通用的“葡萄酒語言”。這套標準對中國葡萄酒產業影響巨大,甚至成為了無形的天花板——既然葡萄酒代表西方文化,消費者為何不直接選擇進口酒?
現實的情況是,這套標準與中國主流的消費需求并不完全匹配。數據表明,近90%的中國消費者僅能接受中低酸度的葡萄酒,這與西方推崇的高酸度風格大相徑庭。同時,強調與西式牛扒、火腿搭配的葡萄酒,也無法滿足麻辣火鍋、清蒸海鮮等復雜的中餐需求。
所以,與其在西方賽道上追趕,不如創造一個更適合中國人的全新葡萄酒品類。葡萄酒在中國是社交型產品,需適應東方餐飲,并正視其源遠流長的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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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回答:耆紅葡萄酒為什么是中式的?為什么是陶罐陳釀?為什么更適合中國人的味蕾?
這當然涉及到葡萄酒陳釀的化學反應機理。陶罐的微氧環境允許酒液緩慢呼吸,單寧逐漸柔化,香氣物質緩慢聚合。這種工藝與橡木桶陳釀相比,少了香草、烤面包等典型的西方風味印記,多了醇厚、柔順與東方草木的沉靜氣息。
這當然更離不開東方味蕾對風味的挑剔與選擇。當酒體綿柔順滑、入口溫潤回甘的優質精釀葡萄為基底,再搭配新疆大棗、高州桂圓兩大經典藥食同源食材,葡萄的果香與棗香、桂圓香完美交融,實現了“聞著香、喝著甜、身體暖”的雅致體驗,這種獨特的風味不但滿足了挑剔的東方味蕾,更填補了中式葡萄酒的市場空白。
行業破局的另一種想象
葡桂堂紅棗桂圓葡萄酒的成功,是否可以復制?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并不簡單。但可以確定的是,它提供了一種新的想象:國產葡萄酒不必亦步亦趨追隨西方模式,而是應該植根于東方的風味體系、文化表達與價值主張,以非遺古法為根,以藥食同源為魂,以東方美學為形,在葡萄酒賽道中建立起獨特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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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的盧見曾或許不會想到,他為乾隆皇帝獻上的那杯私釀,會在今天為中式葡萄酒突圍提供一條新的思路。歷史有時就是這樣奇妙,那些被時間塵封的技藝,往往等待著被重新喚醒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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