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丹醫院被炸4人死！救援隊遭槍指頭，結果75名兒童重傷無人管

在分崩離析的蘇丹，侵犯已淪為戰爭武器。在“安全空間”里，被侵犯的幸存者們正試圖打破沉默，以此對抗恐懼、污名與戰火。

起初，她們只是靜靜地坐著。在這個充斥著布料與塵土的房間里，女人們坐在塑料椅上，傾聽彼此。她們開口時聲音很輕，小心翼翼，仿佛生怕話語被人奪走。新來的人一言不發。第一周如此，有時第二周亦然。“我們能看到她們的恐懼，”法蒂瑪·阿卜杜說，“我們知道她們想傾訴，卻無法開口。”

阿卜杜在蘇丹東部的卡薩拉工作，負責由援助機構國際計劃組織的“安全空間”項目。在一個安全已成奢望的國度，這些庇護所承諾提供庇護。來到這里的女性都曾遭遇暴力，有人帶著孩子，有人則是獨自前來。

38歲的蘇珊獨自帶著四個孩子。出于安全考慮，她隱去了真名。在交談時，除了眼睛，她的面部被完全遮擋。過去，她靠在村里的家中幫人洗衣維生。直到有一天，一個男人闖入她的茅草屋，借口索要衣物，用刀威脅并侵犯了她。這樣的噩夢已經發生過兩次。自那以后，蘇珊再也無法在家里工作。“我沒法繼續待在那里了，”她坦言。

自2023年4月蘇丹軍方與準軍事組織爆發武裝沖突以來，該國多地的國家機器已然癱瘓。近1200萬蘇丹人被迫逃離戰火，其中580萬是婦女和兒童。對許多人而言，這意味著徹底失去庇護。

在蘇丹，侵犯已淪為一種戰爭武器。敢于發聲的人不僅要面對羞恥感，還面臨著被社會排斥的風險。受害者往往被指責為過錯方，有時甚至會遭到來自原生家庭的暴力威脅。

“許多女性對所在社區的恐懼，甚至超過了對施暴者的恐懼，”阿卜杜指出。早婚現象日益嚴重。家庭寄希望于通過這種方式“保護”女兒，但實際上，這只是讓暴力轉移了陣地。

在“安全空間”里，像阿卜杜這樣的工作人員正努力對抗這種現狀。他們組織座談會、提供心理輔導和技能培訓。女性在這里學習如何實現經濟獨立：制作肥皂、烤面包、經營流動攤位。在外部世界幾乎全面停擺的當下，這些微小的干預措施有時能決定她們的生死。

“這不僅是一場人道主義危機，”國際計劃蘇丹地區干事穆罕默德·卡邁勒表示，“這是一場帶有嚴重人道主義后果的政治危機，且局勢每天都在惡化。”目前，超過3300萬人亟需援助，但國際社會的資金支持卻杯水車薪。

道路危機四伏，車隊遭到攔截，倉庫慘遭洗劫。在部分地區，人道主義援助本身甚至被卷入沖突，遭到阻撓、拖延或被當成政治籌碼。卡邁勒是在奧斯陸講述這一切的，而他的團隊仍在蘇丹堅守。

他前往歐洲會見捐助者，抵達柏林與德國政府磋商，四處奔走籌集資金。這是他必須出差的原因，盡管他內心更希望能留在蘇丹，因為救援工作高度依賴這些資金。

聯合國為蘇丹制定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預算，但絕大部分資金存在缺口。在某些領域，實際到位的資金僅占需求的一小部分。像“安全空間”這樣的項目也受到了波及。“我本該和我的團隊在一起，”卡邁勒說。對他而言，身處異國意味著必須在“救誰”和“放棄誰”之間做出抉擇，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這讓他感到內疚。

幾周前，他的一支團隊前往杰貝萊恩分發救援物資。下午，團隊接到警告稱可能發生襲擊。救援人員立即收拾物資撤離。

僅僅45分鐘后，當地醫院遭到轟炸，導致4人死亡，超過75名兒童重傷。這樣的慘劇在蘇丹已成家常便飯。卡邁勒和他的團隊依然在堅持。

另一次救援行動中，一輛滿載食品的卡車被攔截。工作人員遭到扣押，被槍指著頭威脅。幾天后他們才獲釋，又花了好幾天時間才從創傷中平復。隨后，他們再次重返工作崗位。“有時候，我們會忘記照顧自己，”卡邁勒坦言，“因為我們知道，還有人需要我們。”

這種矛盾貫穿了救援工作的始終：援助是可能的，卻又時刻面臨威脅。卡薩拉的情況也是如此。阿卜杜透露，每個月有超過100名女性來到“安全空間”，而這僅僅是那些敢于發聲的人。

絕大多數受害者仍保持沉默，對污名化和報復的恐懼壓倒了一切。“最初的幾天，她們只是靜靜地坐著，”阿卜杜說，“但終有一天，她們會開始傾訴。”

旨在為蘇珊等女性提供庇護的機制本身也極為脆弱。資金短缺、人手不足、安全場所匱乏。對于龐大的受害群體而言，“安全空間”的數量遠遠不夠。目前蘇丹全國僅有92個此類庇護所。

“我們需要成百上千個這樣的空間，”阿卜杜指出。有限的資金主要流向了食物、水和住所，防范暴力的保護措施往往被忽視。阿卜杜警告稱，如果缺乏這方面的干預，“整個社會將被摧毀”。

蘇珊并沒有思考如此宏大的命題。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度過明天，是她的四個孩子，以及最基本的安全。她現在每天從早晨8點工作到晚上18點，地點在另一個村莊。由于離家太久，孩子無人照看，援助機構計劃為她設立一個小賣部，讓她能在家附近謀生。

在交談的最后，當被問及有什么心愿時，蘇珊回答：“我只希望我們能安全。”對卡邁勒而言，這場戰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現實莫過于此：一個安全的容身之所，竟成了人們僅存的奢望；而即便如此，這份微薄的祈求也常常無法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