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演的：為什么歷史應該被影視化？

在《歷史是什么？》中，E. H.卡爾主要關注歷史的學術研究領域。然而，大多數成年人通常是通過流行文化來接觸歷史的。自電影誕生之日起，歷史就成為電影的一大主題。上映于1906年，被公認為全球首部劇情片的澳大利亞影片《凱利幫的故事》，就是一部歷史題材作品。同時，歷史題材電影自面世以來，也在持續引發各種爭議。《凱利幫的故事》在最初上映后的一年中就被澳大利亞部分地區禁止放映。《澳大利亞人報》當時曾報道稱：“人們感到（電影中）那些不法之徒的種種犯罪場景不宜設定在他們所生活的地區，尤其是電影中一些罪行動機僅僅是出于消遣?！北M管如此，這部電影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或許被禁止上映恰恰幫助它取得了成功。

《凱利幫的故事》電影海報

歷史題材的電影與電視?。ㄗ詮碾娨曊Q生以來）一直都很流行，盡管1907年澳大利亞當局所憂慮的事情仍在持續困擾著人們。到了2020年，任何一位觀察者都會注意到，英國政府正在因為脫歐和新冠疫情而忙得焦頭爛額。不過這也不妨礙一些人詬病網飛出品的電視劇《王冠》——一部講述英國女王及王家生活的歷史劇。《王冠》的第四季于2020年播出，這一季講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王室敏感話題，其中就包括威爾士親王查爾斯及其王妃戴安娜之間的關系。抵制這部電視劇的浪潮占據了一眾小報的頭版標題，查爾斯親王的友人也聲稱這部劇是“好萊塢式的惡搞抹黑”。英國文化大臣奧利弗·道登表示，他會要求網飛在劇中加上“善意警告”，標明劇情有所虛構。他宣稱：“如果不這么做，我擔心沒經歷過相關事件的新一代觀眾會把虛構情節誤認為事實?！鼻拔幕蟪技s翰·惠廷戴爾則提出要對網飛作品進行管控，盡管后者的歐洲總部位于荷蘭。11月28日，《星期日郵報》驚恐地報道稱《王冠》的觀眾數量“已經遠遠超出了收看（收聽）過查爾斯與戴安娜婚禮現場報道的人”。歷史學者們或許很樂于討論，電視劇情與現實的婚禮之間，哪個虛構意味更濃厚。

當然，《王冠》一開始就坦承了自身的虛構性。它被宣傳為一部歷史電視劇，而不是紀錄片，劇中奢華的道具場景也不大可能被輕易誤認成歷史上的真實影像。影片中的人物都是些知名演員，人物間的對話（尤其是那些私下進行的談論）顯然也是戲劇化的。這些戲劇套路使我們得以辨別熒屏上的內容虛構與否。然而，已經到了21世紀20年代，人們仍然像1907年一樣，擔心觀眾不能領悟到：歷史劇并不是完全無害的娛樂項目，它是對歷史的扭曲，也會帶來危害。它可能會導致一種“超真實”（hyperreality）的狀況，這種狀態最初是由讓·鮑德里亞定義的，指人們無法從真實的虛擬物中辨認出真實。這就是歷史電視劇的批評者所恐懼的：真實自身的界線都已經分崩離析，人們就更不可能去辨別事物真實與否了。

《王冠》第四季中的戴安娜王妃

這種論調，即不少人（持論者會暗示這些人不夠聰明）會被歷史虛構作品愚弄誤導的觀點，通常是人云亦云，并沒有太多證據支撐。我們能夠有效分析信息的一個例子，就是奧利弗·斯通的動作驚悚大片《刺殺肯尼迪》（1991）。在對約翰·肯尼迪遇刺案的調查基礎之上，《刺殺肯尼迪》竭盡所能地顛覆歷史真實記錄、說服觀眾相信肯尼迪之死并非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一人所為，其背后還有更大的陰謀。斯通有意摒棄了《王冠》所采用的歷史虛構類影視作品的一貫套路，以“紀錄片式的”風格進行拍攝、剪輯，將原始的真實影像記錄打碎重組。然而，他的最終作品卻是全然編造的產物：本不可靠的目擊者被塑造成了可信的證人；證實這是個大陰謀的告密者是被憑空捏造出來的角色；一份疑點重重、不足為信的彈道學研究報告也被視作關鍵證據。這部電影的潛在論調是，所有陰謀都是由政府高層決定的。這個情節取自《來自鐵山的報道》（The Report from Iron Mountain），該書于1967年出版，其作者本人也在1972年承認，該書所有內容均為編造。除此之外，這部電影被視為權威信息來源也并非毫無緣由：電影制作非常精良，劇情緊湊，演員演技也很好，并斬獲了八項奧斯卡大獎的提名。

當局勢一度顯示《刺殺肯尼迪》可能會讓所有觀眾相信其所講述的就是事實時，當時的人們曾為此感到焦慮，盡管這部電影的內容完全沒有超越人們喜聞樂見的陰謀論范疇。蓋洛普民意調查機構曾經發起過一項全美意向調查，試圖追蹤1963年至2013年間，相信李·哈維·奧斯瓦爾德說辭的人，與相信整個事件是陰謀的人，在美國人中所占的比例。這項調查表明，并不是因為這部1991年上映的電影，人們才相信陰謀論，而是大半個世紀以來，大部分人一直都是這些陰謀論的受眾。調查數據表明，這部電影對人們觀點的影響微乎其微。1983年，74%受訪的美國人都相信肯尼迪之死是一個陰謀。在電影放映后的1992年，相信陰謀論的人數比例也只是輕微提升到了77%。在隨后的1993年，這個數字又回落至75%。真正重大的變化發生在1966—1976年這十年間，在1966年，50%的人相信事件背后有陰謀，到1976年則有81%的人都相信陰謀論。這一變化的原因，也可能是1976年成立的白宮刺殺研究委員會在缺乏任何明確證據的情況下，自相矛盾又輕率（坦白來說，確實如此）地作出結論，聲稱刺殺事件確實是密謀策劃的結果。許多歷史研究者都認為奧斯瓦爾德是獨自行動的，而很明顯，大多數美國人都不認同這個看法，但這一點并不能怪罪于奧利弗·斯通的電影。比起電影制作人，政治家們的言行舉止往往更容易影響公眾對歷史事件的看法。

《刺殺肯尼迪》電影海報

對于歷史研究者而言，《刺殺肯尼迪》的積極影響之一，是在電影上映后，國會下令將所有關于暗殺事件的現存檔案都對公眾開放。其中99%的材料都無法為陰謀論提供任何充足的證據—這方面的證據至今沒人找到過。盡管如此，這些文獻材料還是發揮了作用，盡管不能為政治家所用，也不能為歷史研究者提供有效的論據，卻最終戰勝了電影對公眾觀點的影響：到2013年，相信陰謀論的受訪者比例已經跌至61%。

在《刺殺肯尼迪》的案例中，這部轟動一時的電影本意是要顛覆公眾的觀點，但最終功虧一簣，電影帶來的影響也轉瞬即逝。盡管如此，歷史主題的電影還是會對公眾意識造成微妙的影響。像是上映于1995年，由梅爾·吉布森主演，講述蘇格蘭愛國主義者威廉·華萊士故事的史詩電影《勇敢的心》，就常常會被人們同蘇格蘭民族主義的崛起聯系起來。薩利·摩根教授主要研究20世紀90年代蘇格蘭電影的政治意義，她曾指出這些電影在美學和議題上都影響了蘇格蘭獨立運動者：“我認為蘇格蘭已經預先有了這樣的形象預設，從而將自己打造成野性的、抵抗帝國的凱爾特部族，以此將自己與英格蘭區分開?！痹?997年蘇格蘭權力下放公投后，亞歷克斯·沙蒙德（他在2007年成為第一位任首席部長的蘇格蘭民族黨人）就曾當眾宣稱：“蘇格蘭懷著一顆勇敢的心，期待這一天的到來。”這話引起了群眾的歡呼。

《勇敢的心》劇照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勇敢的心》和《刺殺肯尼迪》的虛構程度不相上下，電影中的日期和事件細節都錯誤百出，人物臉上所繪的菘藍圖紋，還有人物身穿的蘇格蘭短裙都是錯的。在一場關于豬肉派宴會的情節中，電影甚至完全虛構了華萊士在1304年讓愛德華二世的妻子伊莎貝拉懷孕的故事。這段情節在歷史上絕不會發生，因為伊莎貝拉在1304年時年僅九歲，也尚未嫁給當時正身處法國的愛德華二世。我們可以像摩根教授那樣以此為據，證明這部電影的主題與理念給蘇格蘭帶來了文化沖擊。但我們尚不清楚，這部電影是推動了民眾對蘇格蘭民族主義的支持，還是僅僅在迎合已有的支持者。也沒有證據表明，是否真的會有那么多人相信影片中荒謬的歷史情節。

大多數人在從學校畢業之后，除了虛構小說，都鮮少接觸歷史題材，除非他們有意識地去觀看歷史紀錄片，閱讀歷史紀實類作品，參觀博物館，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歷史影視劇引發的道德恐慌很少會繼續延伸到戲劇或小說，盡管劇作家和小說家們篡改事實的程度并不亞于影視制作人。莎士比亞歷史劇作對歷史的歪曲已經廣為人知，但觀眾仍然可以無需警示、放心地觀看莎士比亞的戲劇。在科爾森·懷特黑德的小說《地下鐵道》（2016）中，從佐治亞州運輸奴隸的地下走私火車所運行的軌道，被文學虛構賦予了新的形態。喬治·桑德斯的《林肯在中陰界》（2017）也將注解詳盡的參考文獻與鬼魂講述的絕妙想象相糅合，以此來展開敘事。這些作品不但沒有招致批評，反而憑借創造力及其對歷史的顛覆性借用，贏得了廣泛贊譽：前者斬獲了普利策獎與美國國家圖書獎，后者則贏得了布克獎。

《地下鐵道》電影海報

或許人們對戲劇和文學作品（的歷史真實性）不那么憂心，是因為人們假定這些文化產品的受眾都是文化精英，而電影和電視劇面向的則是普羅大眾。歷史小說成為最前沿的流行文化時，自然也會頻頻招致爭議。自從1869年出版《戰爭與和平》以來，列夫·托爾斯泰對歷史的篡改就一直遭到各界人士的抨擊。激進的批評者尼古拉·謝古諾夫就很反感托爾斯泰對俄羅斯貴族歷史的浪漫化書寫，他曾經批評說：“托爾斯泰伯爵缺乏很好的寫作天賦，這實在是一種幸運；要是他具備了莎士比亞或者拜倫那樣的天賦，那我們無論怎樣詛咒他都不為過?！迸c之類似，許多如今被奉為經典的歷史電影，在上映之時都曾招致憤怒的批評。奧達·阿布·塔伊家族就曾因演員安東尼·奎恩在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1962）中塑造了刻板的奧達形象而深受冒犯，并嘗試起訴電影制片人，最終未能勝訴。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獲得者亨利·胡克的女兒在參加電影《祖魯戰爭》（1964）的首映式時大為不滿，因為她的父親原本滴酒不沾，且有檔案記錄為證，卻在電影中被篡改成了一個酗酒的散漫之徒?，F在的影視劇作品都會加上一條免責聲明：“本片中出現的所有角色均為虛構，如與真實人物（不論在世與否）雷同，純屬巧合?！边@正是由于沙俄公主伊琳娜·尤蘇波夫曾以電影《拉斯普京與皇后》（1932）中所塑造的她本人形象為由，成功起訴了米高梅電影公司。

一些歷史題材的影視劇也會試圖忠實于歷史，其中少數作品確實在忠于歷史與創造性發揮之間實現了平衡。黑澤明導演的電影《亂》（1985），將莎翁《李爾王》的情節與16世紀日本大名毛利元就的生平故事絕佳地糅合起來，既對這段歷史故事進行了精妙的文學化創作，又不失其歷史語境的主調。《瘋狂的喬治王》（1994）講述了喬治三世的瘋病引發的種種故事，是一部既生動又感人的劇作。電影《太空先鋒》（1983）改編自湯姆·沃爾夫關于太空軍備競賽主題的小說，電影為這個復雜的故事賦予了人性的光輝，引人入勝的同時也介紹了許多歷史知識。電影《為奴十二年》（2013）是史蒂夫·麥奎因根據所羅門·諾瑟普的故事改編而成的，整整一代的電影觀眾可能都無法忘記片中那些過于真實的鏡頭所帶來的焦灼恐懼。

《亂》劇照

然而，自然也有許多歷史題材的影視劇并不忠于歷史記錄，其中一些甚至帶有惡劣的意圖。那些由官方政府或是軍事機構資助、意圖散播政治思想的宣傳影片，常常為了實現自身目的，以種種方式濫用歷史。上映于1940年的《猶太人蘇斯》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這兩部歷史電影，就是納粹德國為鼓吹反猶主義而拍攝的。另一方面，約瑟夫·斯大林與溫斯頓·丘吉爾都是狂熱影迷，他們都參與了歷史電影的制作。斯大林經常會加入制片流程，在影片上映前閱讀劇本并決定最終的剪輯。丘吉爾甚至曾經嘗試從事歷史題材的編劇工作：他在20世紀30年代為亞歷山大·柯達寫了一部虛構的喬治五世傳記作品，但遺憾的是這部劇本從未被拍成電影。

回到《王冠》這部作品，人們對它的憂慮并非來自相關的商業宣傳。這其實是種更普遍的怨言，即商業化的影視劇制作正在改變歷史，從而使故事更能引起觀眾的興趣。英國的《衛報》與《泰晤士報》上刊載的憤怒文章列舉了劇中諸如“瑪格麗特公主嘲笑戴安娜王妃不會行屈膝禮”，以及“劇中女王數次參加王家閱兵儀式的著裝有誤”等疏漏之處。相比于其他許多歷史劇的漫天編造，《王冠》的問題甚至顯得微不足道。整部《莫扎特傳》（1984）電影都是基于一個完全虛構的說法，即莫扎特是被他的競爭對手薩里埃利謀殺的。電影《匿名者》（2011）不僅宣稱莎士比亞的劇本其實都是牛津伯爵寫的，還將莎士比亞描繪成一個文盲，而影片中的童真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更是秘密誕下了十幾個私生子。在電影《獵殺U-571》（2000）中，歷史上原本是被英國海軍截獲的英格瑪密碼機，被改寫成以搖滾巨星邦·喬維為首的美國勇士的戰利品?！秵⑹尽罚?006）則將瑪雅文明覆滅的時間后移了六百年，以便插入西班牙征服者抵達末日的場景。

在回應一篇指責《王冠》有誤的報紙文章時，歷史學家格雷格·詹納在推特上發表動態稱：“它們并不是‘錯誤’，而是一種創造性的選擇，這是每個劇作家都必須做出的選擇，因為百分百準確的歷史劇是不存在的?！痹S多電影制作人都對歷史抱有一種戲謔的態度，這往往會催生奇妙的效果。例如1975年的電影《巨蟒與圣杯》就無意于探索歷史真相——它就是想拿亞瑟王的故事開玩笑。像《冬獅》（1968）這樣的電影顯然不可能是紀實性的重述，而是富于想象力的、從歷史情境中推導衍生出的黑色喜劇，它們遠比真實的歷史更有趣。1995年上映版本的《理查三世》將故事背景設在20世紀30年代，劇中，伊恩·麥克萊恩飾演的理查三世大叫著：“一匹馬！一匹馬！用我的王國換一匹馬！”，這其實是因為他的吉普車發生了故障。

《理查三世》劇照

歷史奇幻作品則將歷史話題、歷史背景或歷史故事與純粹的想象融合起來。在2011年電影《X戰警：第一戰》中，一群變種人超級英雄阻止了歷史上的古巴導彈危機。系列電影《加勒比海盜》（2003—2017）為加勒比海的歷史增添了鬼魂與海怪等元素?！稒嗔Φ挠螒颉罚?011—2019）甚至將更多歷史話題融入虛構創作——英國的玫瑰戰爭、西班牙的熙德故事、蘇格蘭的“黑色晚宴”，以及無數古代、中世紀及現代早期關于龍與冰雪僵尸的故事。

這些虛構作品在風格、意圖，以及講述范圍上的差異如此之大，甚至沒有人知道官方機構該如何監管歷史小說的創作。當我們對《切爾諾貝利》《兄弟連》《浴血黑幫》和“黑爵士”系列等影視作品給予充分的藝術創作自由時，我們又如何能夠起草明文規章來限制《王冠》呢？如果人們關于《王冠》的一大憂慮是電視劇中所改編的現實人物還活著，那么誹謗法早已為這些人提供了保障。法庭訴訟的費用和隨之而來的社會關注也可能會使潛在的原告們望而卻步。盡管如此，攤上誹謗官司（更別提敗訴）的巨大代價也同樣對那些試圖抹黑真實人物的電影制片人構成了強烈威懾。

政府對歷史虛構作品的監管，難免會妨礙人們表達的自由。自從澳大利亞一些地區禁播了《凱利幫的故事》，許多國家也開始對歷史電影及電視劇進行審查，被審查的原因包括作品中的歷史情節有誤、情節無誤但是不討官方喜歡，又或者是傷害了民族感情。英國、法國、西班牙、德國與芬蘭都禁播了1925年的蘇聯電影《戰艦波將金號》。納粹德國禁播了電影《大獨裁者》（1940）。泰國禁播了《國王與我》（1956）。挪威禁播了《萬事魔星》（1979）。意大利禁播了《大地雄獅》（1980）。伊朗禁播了《斯巴達300勇士》（2006）。當然，對一部電影而言，禁播無疑是最好的營銷。如果英國政府真對《王冠》予以干涉，那這毫無意外只會讓更多人想要觀劇，看看它為何會如此興師動眾。

一些國家甚至嘗試在電影發布前，先邀請歷史學者們審查過目。2017年，一部講述了14世紀帕德瑪瓦蒂王后（許多歷史學家甚至不相信這位王后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故事的寶萊塢史詩電影就引發過暴動。印度許多邦都將這部電影列為禁片，電影制片人則向印度最高法院申訴取消禁令，并最終獲勝。印度電影審查委員會就此片征詢了五位歷史學家，并收到了各種不同的修改建議。對此，片方都予以采納，其中也包括將片名《帕德瑪瓦蒂王后》的拼寫方式從“Padmavat”改為“Padmaavat”，后者與講述這位王后的16世紀史詩篇名一致，由此，片方試圖表明電影創作主要基于虛構作品，而非真實歷史。

圍繞某部特定影片的爭議，或許可以通過上述辦法來化解，但要是將所有歷史虛構類電影都交給歷史專家小組評判，并由后者掌握編輯刪改的權力，無疑會給表達自由套上不堪忍受的枷鎖。這種設想甚至都無法真正被實現，因為就歷史學家的本性而言，他們永遠都無法達成一致的觀點。況且，哪些歷史學家具備評判的資格，他們要評判哪些電影，又由誰來確定評判者的人選？如果電影制片人質疑專家小組的評判，堅持要啟用他們自己偏好的專業人士的建議呢？盡管如此，最關鍵的還是人們都搞錯了重點：歷史虛構類作品不是歷史著作，而是虛構寫作。

如何區分事實與虛構，還有一種更好的辦法，就是在各個教育階段中都鼓勵并教授批判性思維方式。歷史教育在此便有了用武之地。如果歷史教學只是大量羅列出帝王姓名與日期，讓學生一味囫圇吞棗，老師一味照本宣科，那么它的效用充其量不過是讓你贏得某場酒吧競答游戲。相反，如果歷史教學能夠導向提問與研究、篩選信息并對其來源的可靠性做出明智判斷、回歸語境思考問題，以及統合與理解的過程，那么它將賦予學生絕對強有力的思想工具，以此在現代世界中明辨道路方向。

比起一些可疑的關于歷史瞬間的畫面，還有許多事情更容易對我們的現實認知構成威脅?；ヂ摼W、當代的政治宣傳，以及日益原子化且兩極分化的媒體，都使我們的生活信息過載。與此同時，許多傳統的信息過濾機制—像是對公然政治謊言的禁止，或是報刊媒體嚴格進行事實核查的做法—已然崩潰。我們需要學會在這種環境中生存，而歷史學的訓練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比起對觀眾擺架子、傲慢地告知他們虛構就是虛構，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賦予每個人提問與尋找答案的自主性。

在此，歷史電影同樣大有助益，即便是糟糕的歷史電影。事實上，這些電影已經在發揮作用了。出版商們深知，當一部歷史劇大獲成功之后，所有相關主題的歷史書銷量都會一路見漲。人們的心神一旦被某個歷史主題占據，就常常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并探尋真實的故事。歷史學家們或許會對電影《勇敢的心》中的史實錯誤感到絕望，但在1985年至1995年這十年里，關于威廉·華萊士的書僅出版了三本，而在《勇敢的心》上映后，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中，這個數字到達了二十七。長期以來，許多博物館也會積極響應由虛構作品驅動的公眾興趣。好萊塢電影《特洛伊》（2004）就是歷史題材中的一個典型案例。電影的某一幕展示了特洛伊古城的一處集市，其中擠滿了羊駝。這種原本生活在安第斯山脈的動物，在哥倫布登陸美洲很久之后才被引入歐亞大陸。然而電影對這一事實的發明，卻成為2019年至2020年巡展的“特洛伊：神話與現實”主題展覽吸引觀眾的噱頭之一。如果沒有那部轟動全球的《泰坦尼克號》（1997），泰坦尼克號貝爾法斯特紀念館可能就不復存在了，而紀念館的“神話與傳說”主題展廳也大量參考了電影內容。

《特洛伊》電影海報

盡管在歷史課上播放歷史電影這個想法會讓一些人驚慌失措，但這些作品（在給予了恰當的語境分析后）確實有助于傳授實用的批判性思維。一些高等院校也創辦了相關社團，并開設選修課程，讓學生觀看歷史電影、探尋真實的故事，并討論這二者間的差異。同樣地，每逢歷史電影上映之時，通常都會有一些歷史學家在報紙上發表檄文，有時甚至還會引發更廣泛的爭論。例如，有些人抨擊電影《塞爾瑪》（2014）將林登·約翰遜對待馬丁·路德·金和民權運動的態度描寫得過于頑固，另一些人則熱切地為電影辯護，稱其準確描繪了歷史事實。如果沒有電影引發的媒體關注，這些學術討論原本不會產生這么大的公共影響。

當然也有些歷史電影會散播有害的謊言，試圖影響觀眾的政治觀點，并最終引發劇烈反彈。很多材料也是如此，盡管它們往往被標榜為歷史事實。一些歷史暢銷書和紀錄片自詡為“非虛構”，卻在宣揚種種荒謬的陰謀論：拿撒勒人耶穌建立了墨洛溫王朝，“遠古外星人”建造了金字塔，或是英國王室成員都是巨型蜥蜴人。更可憎的是，還有一整條否認大屠殺的產業鏈。2021年，哈里王子聲稱：“比起看到（新聞媒體上）關于我的家庭、妻子或是我自己的故事，《王冠》讓我感覺舒服多了。”他評論《王冠》“顯然是虛構的，人們怎么看都行”，而那些有關他家人的謊言卻“被當作事實報道，因為你們以為這就是新聞，這讓我實在無法認同”。面對錯誤的觀點，歷史學家能夠且確實會加以駁斥，但我們沒有那么多的歷史學家來應對世上的所有觀點。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讓每個人都掌握自主判斷的能力。歷史虛構作品至少會宣稱自己是虛構的，從而為歷史學家提供一個機會，來展示對事件真實與否的判斷是如何推進的。

這并不意味著電影制片人對銀幕上放映的內容不負有任何責任。他們可以成為批判的對象，而這種批判也確實常常發生。但這些制片人的根本職責并不是保證歷史內容的準確性，而是盡可能制作最好的影視劇作品，不論他們追求的是藝術性、商業性，還是二者得兼。那些堅持將歷史劇作能否逐條吻合史實作為唯一評判標準的觀眾，可能會錯過不少樂趣。歷史學家看電影是件好事，但不論是歷史學家還是政治家都不是歷史的主宰。歷史是所有人共享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人們可以任意選擇自己與歷史的聯結方式。

有證據表明，觀眾在面對歷史劇作時其實很善于分辨事實與虛構。熒屏上的歷史不但沒有任何威脅，還會成為一股力量：它可以催生人們對歷史的切實關注與互動。當今的許多歷史學者、博物館創建者與考古學家都會坦承，他們對歷史的熱愛都受到了年少時收看的“奪寶奇兵”和“木乃伊”系列電影的激發。卡爾曾表示，“歷史學家在面對研究對象的精神世界時，需要具備一種富于想象力的理解”，而歷史虛構作品就是這樣一條小徑，人們借此可以將自己代入不同的時代、地點與思想觀念之中。

如果政治家們真的關心公眾對歷史的理解，他們可以資助公共活動、博物館、節日，以及相關研究，以此來推動更多人參與對歷史的學習與討論。政治家們越是推動批判性思維方式的傳播，就越不必擔心大眾會淪為螻蟻，毫不懷疑地消化、吸收被灌輸的一切內容。

當然，如果你是一位政客，培育公眾提問與尋求答案的能力或許也會對你不利。因為終有一天，他們會將這些能力轉而用在你身上。

（本文作者阿麗克斯·馮·藤澤爾曼系歷史學者兼編劇。她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丘吉爾》（2017）由布萊恩·考克斯和米蘭達·理查森主演，她還為網飛的電視劇《美第奇家族》寫過劇本。本文選摘自《歷史是什么2.0》，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來源：阿麗克斯·馮·藤澤爾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