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苑】巴蜀石窟的歷史基因和價值激活‖李單晶 李后強

巴蜀石窟的歷史基因和價值激活

李單晶 李后強

在中國石窟藝術版圖中，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以恢宏的皇家氣象占據中心地位，而巴蜀石窟則以“散落鄉野的文明密碼”之姿，構成中國石窟藝術“下半闋”。巴蜀石窟是中國石窟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南北朝至明清，綿延1400余年，川渝地區開鑿石窟的腳步從未停歇，現存石窟寺（含摩崖造像）數量達2134處（四川）和716處（重慶），占全國總量近半數。這些石窟不僅是佛教中國化的見證，更因融入本土文化、民間信仰與地域特色，形成獨特的“巴蜀基因”和“巴蜀模式”。在當代，巴蜀石窟不僅是歷史記憶的載體，更是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資源，其價值已超越宗教與藝術范疇，成為激活文化遺產、推動文旅融合、弘揚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我們可以從歷史脈絡、藝術特征及現代價值三方面進行探討，揭示其作為中華文明瑰寶的深層意義。

一、歷史記憶：從絲路傳入到巴蜀扎根

（一）佛教東傳與巴蜀石窟的起源

巴蜀石窟的興起與佛教傳播密切相關。佛教自兩漢時期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至南北朝時期在巴蜀地區形成規模。廣元千佛崖、皇澤寺等早期石窟群的開鑿，標志著佛教藝術已在巴蜀扎根。唐代安史之亂后，北方石窟藝術因戰亂衰落，而巴蜀因地理相對封閉、經濟富庶（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成為佛教石窟的避難所，吸引了中原工匠與信徒，形成石窟發展史上的“唐宋高峰”時期。

（二）朝代更迭中的石窟興衰

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巴蜀石窟早期受北方風格影響，如廣元千佛崖的“秀骨清像”風格，體現了北魏至隋代的審美。兩宋時期，經濟繁榮推動石窟世俗化，安岳、大足等地出現大量民間捐資開鑿的淺龕造像，題材涵蓋儒釋道三教，如大足石刻的父母恩重經變相。元明清時期，石窟規模縮小，但延續性顯著，如安岳茗山寺的摩崖造像，雖風化嚴重，仍保留元代藏傳佛教元素。

（三）歷史事件的見證

巴蜀石窟不僅是宗教場所，更是歷史事件的“刻錄者”。例如，樂山大佛的建造與唐代治水需求直接相關，其工程歷時90年，三代人接力完成，反映了社會動員能力與技術智慧。此外，石窟中的供養人題記（如廣元千佛崖的韋抗、章仇兼瓊等官員捐資記錄）為研究唐代社會結構提供了珍貴史料。

二、獨特基因：巴蜀石窟的藝術與文化標識

巴蜀石窟是中國石窟藝術的“活態長卷”。開鑿始于南北朝，興于唐宋，延續至明清，時間跨度達1400年，是中國石窟史上唯一未中斷的造像體系。其發展脈絡與中原石窟形成鮮明對比，敦煌、云岡等北方石窟多因政治需求或皇家資助而興，而巴蜀石窟則扎根民間，由百姓自發捐資開鑿，呈現出“錢多開大窟，錢少鑿小龕”的樸素特征。例如，安岳石窟每個鄉鎮均有造像分布，圓覺洞、毗盧洞等龕窟雖規模較小，卻以密集的分布串聯起一部“平民視角的石窟史”。

（一）佛道融合與三教合一

巴蜀石窟的顯著特征是儒釋道三教共存。百姓將佛教、道教、儒家思想雜糅，形成“三教合一”的信仰空間，體現信仰世俗化。如大足南山三清古洞供奉道教三清，石篆山則刻有孔子及十哲像，儒釋道界限在民間信仰中模糊化。例如，安岳華嚴洞的三教合龕、大足南山的三清古洞，將道教神祇與佛教造像并列，甚至融入儒家倫理題材（如大足石刻牧牛圖）。這種融合既源于巴蜀本土道教傳統，也反映了唐宋以降“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

（二）世俗化與生活美學

巴蜀石窟最突出的特質在于其世俗化傾向，佛從彼岸走向人間。與北方石窟的莊嚴肅穆不同，巴蜀石窟充滿人間煙火氣，造像題材融入了大量本土生活場景與儒家倫理。例如， 題材世俗化——大足石刻的父母恩重經變相以家庭倫理為主題，刻畫父母養育子女的辛勞；牧牛圖則以農耕生活隱喻修行之道。養雞女、吹笛女等雕像，直接取材于民間生活，展現市井百態。造像世俗化——寶頂山涅槃像前的弟子造像面容慈祥，衣褶自然，宛如凡人；安岳華嚴洞的菩薩造像體態端莊，頗具宋代仕女風韻。

（三）本土文化深度融合

巴蜀石窟的獨特性源于地域文化的深度參與。道教基因——作為道教發源地，巴蜀工匠將道教元素融入造像。例如，資中重龍山石窟的毗沙門天王像身著唐代明光鎧，兼具護法神與武將特征，反映了軍事文化與道教信仰的結合。古蜀文明遺韻——漢代搖錢樹上的坐佛，顯示巴蜀先民對神靈形象的獨特理解。石窟中的雙頭瑞像（一佛雙頭）雖受西域影響，但更貼近蜀地民眾對“雙生吉祥”的樸素認知。民俗生活滲透——造像常與祈福、節慶活動關聯，如江津石門大佛為鎮水而鑿，樂至報國寺的觀音龕成為婚嫁祈福勝地，石窟成為動態生活的精神注腳。宋代造像服飾褶皺更趨寫實，貼近棉布材質的穿著效果，體現了對市民生活的觀察。地域性藝術語言——巴蜀工匠發展出獨特的“薄衣透肌”雕刻法，如安岳毗盧洞的紫竹觀音，薄如蟬翼的衣裙與鏤空寶冠展現高超技藝。

（四）地理與功能的適應性

巴蜀潮濕多雨的地理環境塑造了獨特的造像形式，體現依山傍水的造像智慧。因巖石風化嚴重，大型洞窟極少，造像多依山就勢雕鑿，形成“石刻藝術長廊”。巴蜀多山多水的地理環境塑造了石窟的分布特征：

依山傍水——江河流域附近既便于香客往來，又能躲避戰亂。樂山大佛臨江而鑿，既為鎮水患，又便于香客朝拜；安岳石窟多藏于密林，形成天然屏障。夾江千佛崖沿青衣江綿延，安岳圓覺洞藏于青山翠谷。

淺龕為主——因資金有限，民間開鑿多采用淺龕形式，與北方大型洞窟形成對比，卻因此保留了更多民間創作細節。

選址的考量——采取實用與方便的原則，例如大足石刻群位于瀨溪河畔，安岳石窟多分布于丘陵緩坡，兼具宗教功能與生存智慧。

三、價值激活：從文化遺產到當代敘事

（一）文旅融合：從“深閨瑰寶”到“世界名片”

主題線路開發——川渝兩地聯合打造“樂山—安岳—大足”石窟藝術走廊，串聯起樂山大佛、安岳毗盧洞、大足石刻等核心景點，形成跨區域文旅IP。

沉浸式體驗——通過數字技術重現石窟神韻。例如，《云游·大足石刻》APP、以8K3D球幕影院還原洞窟細節；安岳石窟數字展示中心計劃引入MR技術，讓觀眾“穿越”至唐宋開鑿現場。

文化IP衍生——大足石刻的“石刻旅行家”盲盒、安岳檸檬文創等，將造像元素轉化為潮玩、日用品，吸引年輕群體。

（二）文化遺產保護：科技賦能與制度創新

病害防治技術——針對巴蜀紅砂巖易風化、生物侵蝕等問題，川渝共建石窟寺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發納米涂層、生物防治等新技術。例如，樂山大佛采用三維掃描、虛擬現實技術進行病害監測，應用“微環境調控系統”控制溫濕度，實現“數字孿生”修復，為不可移動文物提供新解法。

協同保護機制——簽訂《川渝石窟寺保護利用戰略合作協議》，建立跨區域聯合監測平臺，實現數據共享與聯合申遺。

非遺傳承——培養石刻技藝傳承人，將傳統工藝與現代修復結合。如安岳紫竹觀音修復工程中，工匠運用傳統鏨刻技法重現宋代神韻。

（三）精神價值傳播：從歷史記憶到當代啟示

文明對話窗口——巴蜀石窟的多元融合特征，為“一帶一路”文化交流提供實證。例如，敦煌壁畫中的毗沙門天王赴哪吒會題材在巴中石窟重現，印證了絲路藝術傳播路徑。

社會倫理教化——通過父母恩重經變相等造像，弘揚孝道文化；利用石窟開展青少年研學，傳遞“善行孝悌”的傳統價值觀。

生態保護隱喻——樂山大佛的治水功能、安岳圓覺洞選址的生態智慧，為當代可持續發展提供歷史鏡鑒。

（四）經濟價值轉化：小眾遺產的破圈之路

文旅消費升級——安岳石窟推出“石刻盲盒”，將供養人形象轉化為潮玩；廣元千佛崖開設石窟拓片體驗工坊，吸引年輕游客。安岳推出冬季免費開放政策，吸引游客體驗“石窟+溫泉”組合產品；資中重龍山打造禪修營地，開發夜間光影秀。

數字文創賦能——將文化遺產轉化為大眾可感知的流行符號。游戲《黑神話：悟空》以安岳毗盧洞水月觀音為原型設計場景，帶動年輕玩家關注石窟藝術；大足石刻主題舞劇《天下大足》全球巡演，票房與口碑雙贏。

鄉村振興聯動——榮縣大佛周邊發展農家樂與民宿，帶動村民增收；安岳茗山寺依托石窟資源開發徒步線路，促進偏遠村落經濟轉型。四川安岳、重慶大足等地推行“鄉村守護者”模式，通過50余位村民文管員世代守護石窟，形成“人防+技防”的保護網絡。

（五）跨界拓展：學術研究的價值重估

填補研究空白——巴蜀石窟延續至明清，為研究晚期佛教藝術演變提供連續性樣本，如安岳茗山寺的藏傳佛教造像填補了漢藏藝術交融的空白。

跨學科方法論——結合考古學、藝術史、科技史，構建“石窟寺學”新范式，推動文化遺產的系統性研究。

（六）走向世界：國際對話的文化橋梁

絲路藝術交流——巴蜀石窟中的“涼商”題記與敦煌壁畫中的西域元素，印證了古代絲綢之路的文化互動。雙頭瑞像、毗沙門天王等題材的傳播，成為歐亞藝術比較研究的重要案例。

全球傳播策略——通過海外巡展（如大足石刻特展）、紀錄片（如《巴蜀石窟》）輸出，重構“中國石窟”敘事，打破敦煌、云岡的單一中心框架。

四、現實挑戰與未來展望

巴蜀石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縮影，其歷史記憶承載著佛教東傳、民族交融的宏大敘事，獨特基因彰顯了地域文化的創造力，而當代激活則賦予其新的生命力。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創新利用的全球語境下，巴蜀石窟不僅是過去的見證，更是未來的文化資源庫。通過科技賦能、文旅融合與學術深耕，這一“石壁史書”將繼續書寫文明傳承新篇章。

盡管巴蜀石窟激活潛力巨大，仍面臨多重挑戰：

——保護與開發平衡。旅游開發可能加速文物風化，需建立動態監測與限流機制。

——區域協同不足。川渝兩地資源分散，需進一步整合數據庫與研究成果。

——公眾認知偏差。部分石窟因位置偏遠、宣傳不足，仍屬“小眾遺產”。

未來，巴蜀石窟需以“活態傳承”為核心，構建“保護—研究—傳播—利用”全鏈條。通過科技賦能延續千年文脈，通過文旅融合釋放經濟價值，更通過文化對話彰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與生命力。正如大足石刻中那尊千手觀音，每一只手掌都托舉著不同的文明碎片，而巴蜀石窟正是這樣一尊“千手觀音”，以多元之姿，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博大與深邃。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李單晶（成都市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后強（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成都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