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科學家被暗殺數十人，美國還要零濃縮，伊朗人怒：民族恥辱

2015年達成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曾是伊朗與世界大國之間的重要契約，盡管唐納德·特朗普于2018年單方面宣布退出。在該協議全面生效的三年間，它成功維系了某種平衡，而這種平衡是如今的武力威脅、戰爭沖突，乃至周六在伊斯蘭堡舉行的短暫和談都無法企及的。

回顧當年，歷經歐洲十年的斡旋與兩年的艱苦談判，德黑蘭在簽署協議后，將其核設施置于嚴格的國際核查之下。作為減輕國際制裁的交換條件，伊朗當時銷毀了97%的高濃縮鈾庫存，并承諾將鈾濃縮豐度限制在3.75%以內——這一豐度足以滿足民用發電需求，但遠達不到制造核武器的標準。

伊朗方面的這一示好舉動似乎并未奏效。美國依然強硬要求伊朗交出超過400公斤、豐度高達60%的濃縮鈾庫存。這一豐度已經極其接近制造核武器所需的90%武器級標準。

情報顯示，這些高濃縮鈾目前極有可能仍被深埋在伊朗中部伊斯法罕或納坦茲的地下核設施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為期12天的連續打擊中，這些地下設施曾遭到猛烈轟炸，美國當時也參與了相關軍事行動。

更為核心的訴求在于，華盛頓明確提出了所謂的“零濃縮”底線，即要求伊朗徹底放棄自主生產核燃料的能力。美國的邏輯在于，維持民用核電站的日常運轉根本無需自主濃縮鈾，更遑論將濃度提升至60%。

分析人士指出，這種高純度的濃縮鈾除了用于軍事目的外，幾乎沒有任何民用價值。當然，也有部分專家傾向于認為，伊朗此舉更多是為了增加談判籌碼，將其作為向西方施壓的戰略工具。

針對核燃料來源問題，美國方面堅稱伊朗完全可以通過進口獲取這一戰略物資。從理論層面來看，這一方案確實具備可行性。

以西班牙為例，該國盡管坐擁歐洲第二大天然鈾儲量，但其境內五座正在運行的核電站所需的濃縮鈾燃料，卻全部依賴從國際市場進口。

這種類比忽略了兩者在政治與地緣戰略上的天壤之別。西班牙作為歐盟和北約的正式成員國，擁有穩固的國際地位；而伊朗則長期處于孤立狀態，其政治體制在過去數十年間一直承受著國際社會極其嚴厲的制裁與封鎖。

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對自身的濃縮鈾供應鏈充滿信心，但德黑蘭卻缺乏這種安全感。這種深層的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其將反抗“西方帝國主義”視為核心的官方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則深深扎根于西方國家在核問題上屢次背信棄義的歷史記憶中。追本溯源，這種不信任感早在被推翻的巴列維國王時代便已埋下伏筆。

當前的戰火無意間放大了歷史的吊詭之處：當年正是美國，親手將第一座核反應堆交給了親西方的巴列維政權。1967年，伊朗接收了這座名為“德黑蘭研究反應堆”的設施，主要用于生產醫用放射性同位素。

在那個蜜月期，華盛頓聯合多個西方國家，主動提議為這個盟友建造用于發電的商業核電站。作為交換條件，西方成功說服了當時的伊朗統治者放棄自主濃縮鈾的計劃，轉而完全依賴進口核燃料。

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其秘密警察在國內大肆監禁、酷刑折磨甚至暗殺政治異見人士，而西方國家卻在外交舞臺上對這位君主鋪設紅地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伊朗政府向法國提供了一筆高達10億美元的巨額貸款，以此入股“歐洲氣體擴散法濃縮鈾財團”。

根據當時的協議，這筆巨額投資賦予了伊朗一項關鍵權利：獲取法國東南部特里卡斯坦核設施每年10%的濃縮鈾產量。隨著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并推翻了巴列維王朝，新成立的伊斯蘭共和國在未收到哪怕一克濃縮鈾的情況下，便單方面宣布終止該合同，并要求全額撤回投資。

濃縮鈾財團的股權糾紛隨即引爆了德黑蘭與巴黎之間的外交戰，這一事件也成為此后數十年兩國關系惡化的分水嶺。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伊朗境內接連發生扣押法國人質事件，同時伴隨著多起恐怖襲擊和暗殺行動。

法國官方堅信，這些暴力事件的幕后黑手正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場曠日持久的糾紛直到十多年后才得以平息。經過漫長的談判，雙方最終達成和解協議，巴黎方面于1991年12月向伊朗償還了10億美元的本金。

1979年伊朗宣布退出歐洲濃縮鈾財團后，西方企業開始全面撤資。當時正在伊朗西南部負責承建布什爾核電站的德國企業迅速中止了合作。

這座命途多舛的核電站隨后陷入長期停滯，直到俄羅斯接手并完成后續工程，才于2011年勉強并網發電。值得一提的是，布什爾核電站至今仍是伊朗境內唯一一座投入運營的核電站。法國法馬通公司也單方面撕毀了1977年簽署的在伊朗境內援建兩座核電站的合同。

阿佐迪進一步指出，過往的慘痛教訓已經讓伊朗人徹底清醒：“歷史已經向他們證明，一旦面臨能源危機，無論是歐洲還是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都絕不會向他們伸出援手提供核燃料。”

此外，巨大的沉沒成本也是伊朗難以割舍核計劃的關鍵因素。多年來，德黑蘭在基礎設施建設、本土技術研發以及核物理學家培養方面投入了數以百億計的資金。在此期間，以色列情報機構甚至暗殺了數十名伊朗頂尖核科學家。

除了高昂的直接投入，核計劃引發的國際制裁更是讓伊朗經濟雪上加霜。據“經濟研究論壇”組織對宏觀經濟和人均損失的綜合測算，僅在2011年至2022年的短短十余年間，制裁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12000億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這一驚人的經濟代價甚至超過了1980年至1988年兩伊戰爭期間的消耗總和。而最終承受這些苦難的，并非高高在上的統治階層，而是日益陷入貧困的普通伊朗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