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那么多人共情恐怖主義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西坡原創）

文｜西坡

在和平社會里，也總會有些人共情恐怖主義，雖然他們變成恐怖分子的幾率微不足道，但這種心態的蔓延讓人不安。我們本能地想要知道，坐在自己身邊的人，擦肩而過的人，究竟看待世界。因為這可以幫我們推想，將來萬一有個風吹草動，什么樣的隱藏秩序會浮出水面。

好比說，疫情三年就清除了我的許多幻想，我發現從前自己不滿意的一些事情，被歸因錯了。事實就是，大家對于生活的理解就是不一樣的。還記得那個曾遮天蔽日的短語嗎，“非必要不”，我們都曾用它給自己設想的“人的生活”劃線，每個人劃的就是很不一樣。我接受這個現實，我調整我的預期，但我堅持我個人生活的目標。

同理，恐怖主義離我們很遠（目前看），但對恐怖主義的共情并不遠。我們需要識別這種心態，然后與他們保持距離。

要識別他們，首先需要理解他們，而不是簡單貼個標簽，劃個敵我。也就是站在對方的位置，借用對方的思維，看清楚他們的共情機制到底是怎么運作的。理解不是認同，理解了才能預測。自詡理性的人，有義務理解非理性的人，這就看誰能預測誰，否則有可能你才是非理性的那端。

我曾經寫過：

“每個社會都有邊緣群體、邊緣人格。我們社會的獨特問題在于，大量的主流人群卻經常表現出邊緣人格。所謂邊緣人格，就是用一種預設強烈立場的的情緒化的態度，面對他人與世界。對他人的評判要么是過度理想化，要么是過度貶低，看不到灰色地帶和人性的復雜性。這是源于他們不曾為自己而活，所以無法理解他者的存在，只能把對方簡化成或黑或白的一片拼圖，來填充自己內心的不確定地帶。”

我現在依然這么看，只是覺得這段話里的“不曾為自己而活”，太過浮泛。

先來定義一下恐怖主義。恐怖主義作為一種“以小搏大”的斗爭策略，自古有之。但我們熟知的恐怖主義，是在現代技術、現代文化的背景下出現的，最重要的兩個條件，一個是炸藥，一個是攝像頭。

比較技術性的一個定義：

恐怖主義是一種通過針對非戰斗目標的象征性暴力，制造超常規社會恐懼，以期實現特定政治目標的非對稱博弈策略。

通俗來說：用針對平民的暴力或其威脅，制造恐懼，以達成政治目的。

尤瓦爾·赫拉利的一個說法也可以參考：

“恐怖分子其實是在執行一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手上沒有軍隊，卻想用暴力來改變政治權力的平衡。”

如果說軍事是政治的延伸，那么恐怖主義就是政治的出老千。

恐怖主義的幕后操縱者，知道自己在軍事戰場上無法憑借赤裸裸的暴力手段贏得勝利，但是又被“必須贏”的念想控制了大腦，于是把匕首刺向對方的非武裝地帶。

那么對恐怖主義的遠程共情又是怎么發生的？

共情的基礎首先是“共敵”。共情者和恐怖主義者共享同一個敵人。

但“共敵”不是共情恐怖主義的充分條件。據說亞歷山大小的時候，看他爸爸天天打勝仗，很焦慮，抱怨說“再這樣下去，世界都被他征服了，還要我干什么”。這是英雄的態度，強者的態度。

“共敵”之外，還得“共無力”。也就是共情者和恐怖主義者一樣，內心承認但嘴上不承認，自己對敵人無能為力。

西蒙娜·薇依說：“人類心理機制。凡受苦者都試圖把自己的苦楚傳遞出去（或虐待某人，或喚起對方的憐憫），以便減輕它；而他也確實借此減輕了痛苦。若是一個陷入極深處的人，沒有人憐憫他，他也沒有力量去虐待任何人（如果他沒有孩子或一個愛他的人），那痛苦就會留在體內，毒害他。”

我們必須承認，那些恐怖主義的共情者，通過喊一些口號，確實得到了一種壓抑的釋放。除非你也有釋放的需求，否則不要和他們對線。而我認為這種釋放從長期來看是有害的，只會讓人不斷回避現實。

總之，“共敵”加上“共無力”再加上“還是想贏”，制造了恐怖主義的共情者。他們幻想中的“勝利”，與自己或自己所屬共同體的實際利益通常是無關的，他們生活在一個更抽象的世界里，一個遙遠的符號攻擊了另一個遙遠的符號，就能在他們身上喚起強烈的生理反應。

注：圖片來自藝術家方力鈞的展覽“大浪淘金”，攝影/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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