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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畢業于深圳大學1990級中文系,畢業后多年從事新聞報道工作。他曾任職于 《深圳周刊》《鳳凰周刊》《三聯生活周刊》《第一財經日報》《中國證券期貨》 等多家媒體,撰寫了多篇具有較高社會影響力的財經深度報道,并參與推動政府預算公開等重大社會政策推進實施,現居深圳從事自由寫作。
在2025年12月12日,黃河來到深圳大學傳播學院致藝樓1016開展講座,分享他對財經深度報道具體操作和理念原則的體會,重點講解了財經深度報道中的三層事實。
在黃河看來,每一個深度報道都需要在充分掌握基礎事實的前提下,通過調查挖掘更深層的存在;而在財經報道等專業領域內,調查的結果需要解釋,不能只給讀者看較難理解的原始數據或現象。
文字|羅海霞 張雪淳
新媒體編輯 | 洪瀅
指導老師 | 陳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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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事實:
報道安全的生命線
在財經報道中,有一套實際操作流程:報選題——考慮報道的操作空間和角度,完成案頭工作——前期資料搜集和梳理及形成判斷,調查采訪,寫稿——調查資料校對以及補充采訪,完成報道。這套流程由財經深度報道的三層事實撐起,而財經深度報道的三層事實包括基礎事實、邏輯事實和系統事實。它們分別對應調查采訪功能,專業領域的推理分析功能,以及報道在社會語境中價值呈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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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事實是能被所有讀者觀察和驗證的事實,是報道立足和具有公信力的關鍵,也是保護記者安全最重要的“護甲”。
在財經報道里,基礎事實包括經濟事件中的各種公開數據(宏觀統計數據、企業報表等)以及跟這些數據相關的企業實際情況,與事件有關的文本或者動態事實(相關公告、事態最新進展等),相關人的聲明、解釋及觀點(包括當事人、政府及市場人士)等。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務必反復核實基礎事實,詳加推敲。黃河說道:“在自媒體時代,我們需要區分事實跟觀點。這是有非常核心的區別的,在非常容易受網絡影響(的情況下),我們(容易)忽略事實本身的真實性,不去驗證事實的真假。”
黃河以他記者生涯中最危險的報道——《北大方正與政泉控股惡斗:果然又有“內幕”》為例,向學生們強調了基礎事實準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該稿涉及一個龐大的背景:2014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被查,致使其背后經營多年的政商勾結利益集團——所謂“政經系”崩盤。北大方正和政泉控股爭斗是“政經系”崩潰的重要案例之一,雙方背景復雜,為爭奪方正證券這家公司斗得不可開交。
在此復雜危險的背景下,黃河從雙方惡斗原因、內幕狀況入手完成該報道。報道中引用雙方公告、官方聲明、微博披露文件等一手資料,并納入投資界人士、銀行業人士的專業分析,以及審計報告、法院訴訟信息等第三方證據。
面對同事反映內容晦澀難懂,黃河表示“文中的每一個字都是沖著打官司去的”,需要保證每一個基礎事實準確,不能被人抓到把柄。他再次強調:“越是重大的、復雜的事件,越要讓基礎事實不出一點紕漏”。
談及事實核查時,黃河提到另一篇報道《平安造富幕后玄機》。該報道源于對平安員工因持股雙重征稅抗議的調查,從平安的工商變更資料突破,再加上公開財務數據,推斷出平安管理層在上市前以虛假出資方式占有公司價值100多億元的公司股權事實。
在這篇稿子中,黃河反復核查調查到的事實,還將推論交給業內資深人士驗證其行業邏輯是否正確,并聯系刑偵分局的法制專家判斷該操作是否違法。
在多方核實驗證邏輯正確且行為違法后,才發表了這篇報道。這里邊的事實核查已經不僅僅是對數據本身的核查,而且是對由基礎事實推出的管理層所做的東西以及違規之處是不是事實的驗證。“這兩個都是非常重要的驗證。”黃河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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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事實:
報道精彩與否的關鍵
在上述《平安造富幕后玄機》報道中,工商登記資料和財務數據等公開的基礎事實,需要記者去連線,搭建公司在操作邏輯。這些串聯起來的邏輯即是邏輯事實,需經驗證才能成立。
“邏輯事實并不是新聞報道中常說的五個W的簡單羅列,而是由五個W搭起來的人物或者事件的運動狀態。”邏輯事實是深度報道得以成立的“骨架”,是財經事件本身包含的“經濟邏輯”。它決定了報道的精彩程度和價值。
業內人士也會通過邏輯事實是否成立,判斷記者的專業性——是否“懂行”,進而影響他們對相關報道的重視程度。因此,構建邏輯事實框架是深度報道和記者成長過程中需要持續鍛煉和培養的核心能力。邏輯事實框架既要能解釋經濟現象,也要打動讀者,說服社會,甚至影響決策。
黃河提及2016年撰寫九鼎投資系列報道中的核心報道《1000萬如何變成1000億 九鼎:危險的金錢游戲》。該報道講述九鼎如何從1000萬起家,在短短五年內做到1000億規模,其中哪些為真,哪些為假,哪些是財務操縱手法,哪些是九鼎自己誤導公眾的說法。
稿件發出后,九鼎投資發公告欲起訴黃河,稱報道中并沒有采訪當事人,嚴重扭曲事實。黃河回應:財經報道的“第一現場”正是公司財報本身。憑借報道中可靠的邏輯事實讓國務院主管金融的副總理馬凱高度重視并做出批示,渡過了危機。
正是報道中邏輯事實正確合理,報道才具有說服力,使政策監管層從中看到問題,進一步影響決策。這也是記者在做揭示性或者批判性報道時,多用揭示基本邏輯矛盾沖突的原因。“邏輯本身自己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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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事實還包括邏輯推演。“在做報道的時候不能只停留在一層邏輯,還需要不斷地追問,直到問不出來為止。”邏輯推演讓邏輯事實成為建構性事實,使深度報道區別于普通報道。
黃河舉例《深圳:財政“突然多了1000億”怎么辦》。在該報道中,他通過分析深圳的預算公示內容,發現深圳政府通過產業基金形式截留1000億財政盈余,表面上看違反了國家年度平衡的預算制度。搭建出這一現象后,他并沒有著急下結論,而是追問:為什么深圳政府冒著如此大的風險這么做?
順著問題,黃河繼續進行多方采訪,最終推演出:因許多地方政府投資項目需持續3到5年,第一年可能只花了部分資金;后續資金需一并上交國庫,等到需用時再向中央申請調撥,導致財政基金使用效率低下。
對此深圳進行內部預算改革——實行三年或五年平衡。產業基金實際上就是三年或五年平衡的動態調節資金,用于將持續多年的項目的預算。而這種動態調節資金在當時的中央財政政策下是允許的。中央財政部看到報道后,特別跟深圳市召開電話會議,了解深圳的預算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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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事實的交融與驗證
基礎事實和邏輯事實可以互相影響與驗證。《綠大地,黑賬本——“反向工程”如何造假上市》一稿先收集基礎事實,再借此搭建邏輯事實。
在報道過程中,黃河在明確綠大地操作空間——“完整地梳理其上市造假各環節如何實現”后,通過對財務報表等基礎事實的分析梳理出造假邏輯,搭建出報道的骨架。
隨后,他前往云南實地采訪,通過采訪綠大地的獨立董事及總經理,了解到其造假上市的生態環境。經一名曾看過案件卷宗的記者引薦,接觸綠大地董事長的辯護律師,獲得卷宗材料,用于認定綠大地的各項操作違法。
這篇報道從而有了三個驗證角度:一是社會生態環境角度,了解這個企業造假的原因;二是法律定性角度,明確各造假環節為何違法以及如何違法;三是財務報表分析角度,梳理造假邏輯。
由此,“綠大地造假上市”事件得以完整呈現。稿子發表后反響很大,獲得了許多知名人士的轉發、評論。
而《扇貝不見了,市場驚呆了獐子島自導自演“圈海”大戲》則是一篇無法到現場、純數據運作的報道,體現與綠大地稿件不同的多層事實交融方式:由于缺乏直接證明天災為獐子島自導自演證據,只能先用邏輯事實——幾個“硬概念”搭建起假設性的解釋框架,形成稿件。而后才由后續基礎事實證實該邏輯事實框架的正確。
黃河查閱到《財新》一篇專欄文章指控獐子島造假核心為消耗性生物資產,并根據這一線索分析綠大地上市以來財務報表核心數據的變化:消耗性生物資產和整體財務報表之間的關系。
在此基礎上,他推演出獐子島造假邏輯:利用會計準則漏洞,偷換消耗性生物資產概念為投扇貝養殖的資產,實際上這筆錢用作圈海的海域使用權租金。外界以為投入大量扇貝苗會大豐收,給予獐子島高估值。到年底未見收成,獐子島便以天災解釋。
黃河還對冷水團天災進行各方調查,通過業內人士了解到中科院海洋所曾與獐子島有科研合作,順著這條線索查出獐子島向中科院海洋支付費用,推演出中科院海洋所出關于冷水團的報告存在問題,最終成稿。
報道發表約半年后,證監會對獐子島立案調查,通過衛星定位掃描其海域,獲得硬數據證實獐子島財務造假行為。
這篇報道先通過財務資料梳理出的邏輯事實搭建框架,后由基礎事實驗證。雖然最終證明整個解釋框架正確,但是黃河叮囑學生:“這種操作風險很大,是無奈之舉。”
從以上兩篇報道可見,基礎事實與邏輯事實之間有交叉,也有驗證。有時需要先看基礎事實,有時需要先搭建邏輯。基礎事實與邏輯事實之間是動態關系,但最重要的是基礎事實要扎實,而邏輯事實方面,需要對該領域、行業規律以及政策約束有清晰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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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事實:價值定位
“媒體競爭格局下的功能分層:部分媒體在擔負告知這個世界發生了什么的同時,另一部分媒體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向大眾說清楚為什么和因為這件事將來會變得怎樣。”
——原南方周末記者南香紅
"深度報道就是圍繞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把新聞事件呈現在一種可以表現真正意義的脈絡中。”
——美國哈欽斯委員會
《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
穩定的社會價值體系能讓在這個體系下生活的人們有安心感和穩定的情緒。通過公開的報道,社會討論和交流的價值定位能讓價值體系變得穩定,故價值定位是重要且必要的。
財經深度報道作為“以調查為基礎的解釋型報道”,其功能在于:以經濟現象和事件分析為核心,為零散分布的相關事實梳理出具備社會性,系統性定位的坐標體系。
社會轉型與動蕩期,普通讀者不僅需要知道經濟現象“是什么”,更希望知道事件背后的“為什么”,從而形成自身“怎么辦”的價值選擇。
在網絡媒體成為主流的今天,許多消息類事件已經被社會公眾的及時網絡發布所覆蓋,未來媒體內容的重要任務從增量信息轉向價值定位,從告知讀者事件現象轉為向大眾說明事件、現象的原因以及與大眾的關系、對大眾的影響。
南方周末經濟部在2012年前后提出:為人們心理構建中的“社會地圖”提供“經濟坐標”。這種坐標既包括對經濟現象的理解,也包括對價值觀念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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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黃河供圖
講到此處,黃河提及《撕萬科》這篇關于寶萬之爭的報道。寶萬之爭源于巨大政策漏洞引發的金融動蕩,背景是當時中國金融自由化的趨勢,銀行監管部門發布新政策:允許保險資金入市。
萬科是深圳最早上市的一家地產公司,是所謂的“老八股”,即深圳證券交易所(深交所)成立時,第一次上市的八支股票之一。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里,大半時間在房地產領域盈利最高,經營規模最大,市場品牌最好。因此萬科的土地儲備高,現金流多。
寶能看中萬科的這兩點,意圖利用旗下前海人壽的保險資金及銀行基金收購萬科。萬科認為寶能資質不足拒絕后,寶能全力收購,甚至罷免萬科管理層,萬科竭力避免被其控制。
在寶萬之爭中,黃河深刻地感知到當時的時代氛圍:商業倫理扭曲——華潤跟寶能聯手意圖滅萬科;輿論焦點混亂,黑白不分——寶能拿著銀行和保險的資金大規模收購被美化為資本英雄。
他在報道中仍以持續呈現事實為核心。“全文緊密圍繞萬科集團及其管理層在’股東大會一天’中的表現,從會上各方反應,再到獨董華生的公開發言,展現了寶能集團為了緩解杠桿收購帶來的融資壓力,急切希望控制萬科董事會的資本邏輯。”(來源:深度訓練營《對話黃河:“看得清楚,想得明白,說得精彩”是我做財經記者的標準|記者手記》)在敘述事實時保持價值中立。最后在稿件后面附上一篇比正文更長的記者手記,表達“保萬科”的立場,體現了黃河的價值定位
記者天生的價值定位就是“守護公眾利益”,在證券市場中主要體現為對中小流通股東投資權益的保護,以及對約束上市公司規范經營的市場規則守護。
具體到《撕萬科》這篇報道中,就是黃河在記者手記中所表述的,對證券資本市場內“規則意識”與“創新精神”的守護。
一名記者既可以在職業倫理上把事實層面寫得清晰完整,保持價值中立,同時并不影響有自己的道德立場,在市場、行業或社會系統中為所報道的事實提供“價值坐標”,即價值判斷。“長時間的職業生涯并不會讓記者變得冷血,而是會讓記者變得更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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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新新報:在“寶萬之爭”中,有監管部門出手。那么,這一事件對政府監管部門的政策有什么影響嗎?
黃河:最大的影響就是險資惡意收購被叫停。當時的全國人大財經委主任吳曉靈牽頭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并給出了完整描述市場風險的調查研究報告。于是,在“寶萬之爭”后,市場上就沒有再出現過類似的收購了。
新新報:在“寶萬之爭”中,寶能通過銀行理財資金收購萬科,這種行為屬于套現嗎?
黃河:這不叫套現,而是寶能變相為銀行管理理財資金投資,但銀行理財投資有非常嚴格的風險管理規則,惡意并購上市公司這種高風險投資是絕對不允許的。
新新報:在市場上,有一些大公司,選擇不上市,但也有一些小公司選擇上市,是否上市是基于怎樣的考量呢?這對它未來的發展有什么影響嗎?
黃河:證券市場其實是一個募資平臺,上市公司用的是公眾的錢,需要給股東回報,但是沒有固定承諾。因此,上市公司的公信力非常重要。私營公司就不同,用的是自己的錢,企業可以自行決定這筆資金的使用方式。
比如一家業務擴張很快的小公司,無法靠自己的資金力量開更多的分店,那么就可以將財務報表等數據公開,讓公眾認為公司有極大的發展潛力,IPO上市后,公司就可以通過繼續發行股票融資開店。基于不同企業發展戰略的考量,各公司會決定上市與否,比如華為就選擇不上市。
新新報:老師您認為應該如何去評估企業能否上市以及它的上市前景呢?
黃河:這有很多指標。比如按香港的標準,只要企業的財務符合國際會計準則且真實無誤,即使處于虧損狀態也可以上市。但是在內地主板上市,有一個盈利基準,這是上市最基本的要求。至于上市前景,市場分析評估機構會有一些判斷,投資者和投資機構也會有自己的判斷。但是,沒人能篤定某家公司能不能賺錢。
新新報:我有注意到不同的企業選擇的上市地點是不同的,有些在內地,有些在香港,有些在美國。不同地方上市的國內企業,對它在國內的發展會有什么影響嗎?
黃河:監管體制是不同的。若在A股上市,因資本管制可能限制全球化業務布局,因此不少企業通過香港離岸平臺對接全球。而美國市場分為標普(藍籌股)和納斯達克(成長股),受全球化的美元市場影響,在美國上市某種意義上就相當于在全球上市,可以吸納全球投資于美國市場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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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報:您在前面有提到,從社會報道轉到財經報道時有一個調整過程,才成為成熟的財經記者。在這個過程中,您認為哪一些意識是比較重要的?
黃河:我認為,財經報道和社會報道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財經報道需要看業內人士認不認可。一篇社會報道,所有的社會公眾都可以有感受和回應;但是財經報道即使有好的社會公眾反映,但業內人士看不出報道中的邏輯,也不算一篇成功的報道。
產業邏輯、資本邏輯和體制邏輯是財經報道三個核心,分別對應產經、財經和政經三大領域。這三種邏輯是并存的,它們都很重要,也有共通的地方,需要記者轉化視角融合運用。
除此之外,記者也需要考慮這篇報道要對什么人產生影響。如果我要影響的是政府官員,我的報道就會更多偏向政經邏輯;如果我要影響的是資本市場上的操盤手,就會更偏向財經邏輯。
新新報:在您的很多文章中,我們注意到有實習生的參與,而我們學生在未來就業時,也需要從這個崗位開始。請問實習生在財經深度報道中負責了怎樣的工作呢?
黃河:實習生在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任務。首先,實習生需要做很多案頭工作,需要在網上梳理相關資料、整理財務數據,幫助記者的后期梳理分析;其次,由于采訪時間有限,我可能只能采訪到兩個最重要的對象,因此實習生還要負責一些更細節的采訪,比如在現場做場景式采訪;另外,實習生還會參與一部分討論,不僅能夠提升專業本領,還能提供更多角度,完善報道。
新新報:在財經新聞的學習中,我們經常會遇到很多的專有名詞和復雜案例。在學習過程中,有哪些好的方法區掌握這些專業背景知識呢?
黃河:當年我們入行時,一般會從“跑線記者”干起,在這個階段,你需要聯系很多人,采訪很多人,和不同的業內人士聊天。漸漸地,你就能夠明白行業的運作了。
這絕對不是光靠看書就能理解的,經濟方面的許多知識,需要你明白了這個現象,才能夠理解書上在講什么。所以,一開始“跑線”是非常有幫助的,它能夠扎實記者的基本功。哪怕是從一個感興趣的企業開始,你抓住其中的一個環節,去找相關的人了解,當你把一個環節搞透了之后,你就能夠觸類旁通了。
我剛從社會報道轉到財經報道時,也是一頭霧水,不知道財經報道應該怎么寫。其實財經報道和社會報道一樣,也需要構建現實,但財經領域的邏輯和社會領域不太一樣,需要多了解,慢慢開竅。
新新報:根據老師您的觀察,深圳本地還有哪些行業和產業,它的上升趨勢是能夠容納比較多的文科學生的呢?
黃河:深圳是全球創新網絡越來越重要的一個節點。創新服務體系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它就像生產服務體系一樣,需要政策對接、市場宣傳、組織管理、人力資源。所以,這個體系也需要很多文科生。因此,文科生應該在應聘時開闊視野,也可以往一些高新企業投簡歷。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全球化擴展網絡。深圳有著發達的跨境電商產業,未來金融、企業貿易等各種跨境服務也會形成更大的市場,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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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編輯丨唐璦祺
運營總監丨葉沛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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