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歲的時候,趙會東對做生意的印象是“卑微”。
那會他還在上高中,偶爾跟著家里人跑批發市場推銷毛巾。他眼看著叔叔,哪怕天氣再差,狀態多么不好,踏進客戶門檻前,都會瞬間調整好表情,中氣十足地喊上一句:“老板,生意興隆。”
有時候運氣不好,對方不但不給好臉色,還會很大聲地吼一句:“出去。”叔叔被吼了之后,走的時候還會賠著笑臉說一聲:“好嘞,您先忙。”
趙會東想不通。明明只是把毛巾放在檔口代銷,賣出去了才結賬,大家是合作關系,怎么會這么卑微。他當時就暗下決心,以后生意絕不能這樣做,一定要找到一種體面、平等的方式。
2009年,26歲的他瞞著家人辭去北京外企的工作,把家里生產的毛巾拉到亞運村擺地攤,用賺來的第一桶金在1688上開啟了電商之路。
他放棄過去“生產什么就賣什么”的傳統工廠思維,轉而從用戶的角度思考問題,“市場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毛巾”。同時,為了滿足高端客戶的需求,他引入意大利織機、進口烏茲別克斯坦棉紗,將一條毛巾做到了極致。
這一轉變,讓趙會東一路把毛巾賣到了連鎖理發店、同仁堂、APEC峰會,甚至賣到了故宮,被專門用來擦拭古董。
如今,他的毛巾生意年銷售額已經近2億元,連漫威、雀巢等大公司都來找他合作。那個曾經覺得做生意卑微的少年,把他公司生產的毛巾賣給了全世界。
我還是要做生意
在趙會東的記憶里,做生意是個“苦活”。
20世紀90年代末,河北高陽的毛巾產業帶初具雛形。受當地產業氛圍的影響,趙會東的父輩們也跟風做起了毛巾,大家的想法很簡單,“先做做看,比種地強就行”。
那時候的生意主要靠線下。大家把貨鋪到各個省份的批發市場,讓檔口代銷,賣出去了再結賬。當時渠道處于強勢地位,本來賬期就長,還有不少人賒賬。父輩們為了保住客戶,根本不敢催,有的時候得等到年底才會統一對賬,許多賬根本收不回來。
幾年下來一算賬,做生意還不如種地。趙會東很吃驚,因為他總覺得做生意應該是賺錢的,結果不僅不賺錢,還要受委屈。
2008年,趙會東大學畢業,進入一家進出口貿易公司做翻譯。憑借著對市場的敏銳洞察,他很快轉型為產品經理,也學會了分析用戶需求、理解市場邏輯。正是這段時間,他敏銳地觀察到中國電商正在快速起步。他建議公司把產品搬到1688上,但沒人聽他的。
趙會東想,還是得自己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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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會東
家里人不同意他辭職,也不希望他回家繼續做毛巾生意。他沒辦法,為了賺啟動資金,只好跟父母說是朋友要貨,拿到了一批毛巾,隨后又在北京亞運村附近的早市,支了一個地攤。
“早市的消費人群一般都是五六十歲的叔叔阿姨,他們關注的點大多在于實用,毛巾只需要純棉、吸水性好、不掉毛就行。而當時他家里生產的毛巾材質是純棉,但外觀一般,看起來也很普通,正好能匹配叔叔阿姨們的需求。”趙會東算得很清楚。
他每天坐著公交車去客運站,用小推車拉回父親從河北通過長途客車順路帶過來的五六百條毛巾,通常一兩個小時就能在早市售罄。“一條毛巾從工廠賣給經銷商,只能賺幾分錢利潤,但到了終端,我賣10元3條,一條毛巾還能賺1元多。”
但這個好做的生意只持續了一個星期。
有一天突然下雨,趙會東發現,沒有固定攤位,沒有防雨帳篷,雨水一來,地攤只能停擺。如果第二天地面還是濕的,照舊出不了攤。“靠天吃飯的生意,利潤再高,也不是長久之計。”
2009年底,他果斷從早市撤退,拿著擺攤賺回的第一桶金在1688開了一個店鋪。那是中國電商野蠻生長的時代,而他也趁此坐上了這趟高速發展的列車。
把毛巾賣到故宮
那時候,電商的生意很好做,不需要精美的詳情頁,也不用修圖,只要把產品展示出來,訂單自己就會找上門。
趙會東當時擠在朝陽區一個隔斷小單間里,產品圖都是在出租屋的床上拍的:拿毛巾往床上一鋪,用手機拍完照,標上尺寸就傳到1688店鋪。
“回想起來,頁面粗糙得沒法看,但還真有不少訂單找上門來。不過都是些二三級的小批發商,訂單量也零零散散,根本撐不起規模。”趙會東回憶道。那時的他也還是“工廠思維”,家里的廠子生產什么就賣什么,壓根沒想過“用戶到底需要什么”。
真正的轉折,在于一封郵件。
有個北京的客戶在1688上留了自己的郵箱,趙會東和他聊了幾次后,特意跑去線下面談。之后才知道,原來對方是理發店的采購,趙會東也懵了,自己家的毛巾,根本不適合理發店使用。
“家用毛巾兩三天洗一次,最重要的是柔軟親膚;理發店的毛巾一天要洗好幾次,還得扛住染發劑的腐蝕,核心要求是耐洗、吸水、不掉毛、深色耐臟。傳統的純棉毛巾在理發店根本扛不住,洗不了幾次就會發硬、掉毛,最多只能用三個月。”趙會東說。
意識到關鍵點后,趙會東直接為理發店設計了一款“超細纖維毛巾”,這種材質天生沒有棉紗碎毛,吸水性比純棉強一倍,使用壽命也更長。更重要的是,成本比純棉還低。
對理發店來說,簡直一舉多得。最初的試銷單從幾千元漲價至幾萬元,最后連鎖門店集體采購,一筆單子就做到了上百萬元。
做完理發店的訂單后,趙會東就像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他開始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給商家提供定制化解決方案,用新視角來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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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做藥房促銷,他把企業的logo和廣告語繡在毛巾上,讓擦臉的日常動作變成一種持續的廣告曝光;北京人口普查的伴手禮招標,他設計了一款印有同心結的毛巾,寓意“無論本地外地,心連在一起”,最終拿下項目。
2014年,趙會東擠地鐵時接到一個電話。對方開口就問,“你做過哪些案例”,趙會東說同仁堂,結果對方輕描淡寫地說,“如果你能做我們的單子,你以后就不會再提同仁堂了。”他最開始還不服氣,同仁堂也是百年企業,怎么不好了。
后來見面他才知道,對面是北京故宮博物院,采購這批毛巾是為了回去擦古董。“如果產品不達標,不是賠錢就能解決的。”
為了這筆特殊的訂單,趙會東采購了先進的意大利劍桿織機,棉紗也專門從烏茲別克斯坦進口,對產線進行全面升級,做到了完全的零掉毛。現在每年故宮都要從他這里采購一批毛巾,別人問他做過哪些案例,他的第一反應也成了“故宮”。
走出中國
在國內市場高歌猛進的同時,趙會東卻有著一種深深的無力感。“連故宮擦古董都用我的毛巾,品質完全能夠經得起考驗,但我們卻始終沒能做成一個家喻戶曉的品牌。”
2017年,他決定出海找答案,既然在國內做品牌沒方向,不如先去國際市場試試水。
起初他將國內暢銷的毛巾原封不動地掛到外貿網站上,結果無人問津,即便賣出去,也沒復購。跟海外客戶溝通了幾次,他才恍然大悟,這根本不是質量問題,而是文化差異。
“歐洲人體格偏大,用的毛巾尺寸也更大。國內標準的面巾尺寸是35*75厘米,但在歐洲人眼里,這只能算‘擦手巾’,他們使用的毛巾至少是40*80厘米。”
找準癥結后,他沒著急鋪規模,反而主動收縮戰線,開始做嬰兒毛巾。趙會東想得很清楚,嬰兒用品的品質要求是所有用戶群體中最高的,“要做就做有門檻的事情,有門檻才有未來,才有可能成為品牌。”
開始做嬰兒毛巾之后,他又發現嬰兒毛巾的購買者幾乎都是女性,寶媽們在采購嬰兒用品時,會順帶買條自己的毛巾。后來他干脆把女性毛巾和嬰兒毛巾打包起來售賣,聯動布局,很快在歐美市場站穩腳跟。“我們10元賣出去的毛巾,在歐美當地的超市,能賣到1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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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這股敏銳,最近幾年他也接到了不少大IP的定制單。雀巢咖啡在東南亞做促銷需要贈品,要求新穎有創意,預算卻有限。考慮到東南亞的氣候偏熱,趙會東提供了成本低但適合夏天的冰巾。
而漫威的周邊定制,則又是另一種思路。漫威的毛巾是當作周邊售賣的,成本可以高,但是圖案色彩和毛巾本身的顏色必須搭配合宜,產品價格可以高一點,質量絕對不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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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兩套完全不同的思路,但底層邏輯是完全一樣的,找準客戶的真正需求,結合他的需求來做定制化。即使是同一個客戶,在要求完全不變的情況下,也有不同的方案。預算高的時候,可以把包裝做得更精致,圖案設計更華麗,預算低的時候,能省則省,保證產品沒問題就行。”趙會東總結說。
如今,趙會東的毛巾生意年銷售規模已經近2億元,但他依然保持著極度的克制與清醒。
他知道,距離一個真正的品牌依然路途漫漫。最近,他發現大家對戶外運動的需求不斷增加,笨重的傳統毛巾正在被市場拋棄,他又開始研發更輕便,易收納的戶外沙灘巾和多場景運動毛巾。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品牌之前,他希望先讓更多人用上自家的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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