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長貴：我從秦城出來后，在湖南常德西洞庭農場的那5年生活

1975年初夏，湖南常德西洞庭農場，來了一個瘦高個兒的中年人。

他叫閻長貴，四十幾歲，戴副眼鏡，說話輕聲細語，見誰都先欠身。

農場的人不知道他過去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上面通知說，這個人要安排在這里勞動。

頭幾天，他把自己關在屋里不出來。

有人從窗戶外頭經過，看見他趴在桌子上寫著什么，寫到一半停下來，拿手背抹眼睛。后來才知道，他是在給家里寫信。他已經七年半沒跟家人聯系過了。

1968年1月，他被從釣魚臺11號樓帶走的時候，連聲招呼都沒來得及跟妻子打。那時他兒子才七八歲。

信寄出去沒幾天，回信就到了。

他捧著信封，先不看內容，光是看信封上那行稚嫩的筆跡，就看了老半天。那是兒子寫的。當年那個小孩，如今該上中學了。信里說，讓他安心在農場等著，一家人很快就會來。

那段時間，他干活時總不自覺地往場部的方向張望。一起干活的工友知道他的心思，也不點破，只是偶爾拍拍他肩膀，說句“快了”。

終于有一天，場部通知他，家屬來了。

他一路小跑回去，遠遠看見場部門口站著幾個人。

他母親頭發已經全白了，父親背也駝了，妻子身邊站著一個半大小子，怯生生地看著他。

他走過去，想叫一聲媽，嘴巴張了張，沒叫出來。倒是他母親先開了口：“回來了就好。”就這一句，沒有多余的話。那個年代的人，不興抱頭痛哭。

但那天晚上，他家那間屋子里的燈，一直亮到后半夜。

農場對他是真照顧。領導叫人給他家置辦了鍋碗瓢盆，連燒水壺都備好了。原本分配他去稻田組，那活兒最累，夏天要泡在水里，螞蟥叮得滿腿是血。

后來領導看他是個讀書人，把他調到了棉花組。棉花的活兒也不輕，但比稻田好一些，至少不用整天泡在水里。他干活從不偷懶，別人休息時他也在地里蹲著。組長說他太實誠，他笑笑，也不回嘴。

那時候家家戶戶都燒柴，柴火金貴。農場雖然種了不少樹，但架不住人多，柴火還是緊俏。他家剛來，沒來得及攢柴火。

鄰居知道了，這家送來一捆，那家送來一抱。有個姓李的大姐，自家柴火也不夠燒，愣是從灶膛邊勻出幾根硬柴送過來。他推辭，人家說：“拿著吧，誰還沒個難處。”后來他想還，人家死活不要。

菜也是。家家戶戶在屋前屋后開了小片荒地，種點青菜、辣椒、茄子。

他不愛占人便宜，不好意思去別人地里摘。

鄰居們就主動摘好了送上門。

有的用籃子提，有的用衣服兜著，往他家門口一放，喊一嗓子“菜放門口了”，轉身就走。他追出去，人已經走遠了。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下去。他慢慢學會了種棉花、鋤草、打藥。手上起了繭，臉也曬黑了。

他開始跟工友們開玩笑，學著說當地土話。有時候收工早，幾個人坐在田埂上，有人掏出旱煙卷一根，他不抽煙，就坐在旁邊聽他們扯閑篇。

說誰家豬跑出來了，說場部食堂今天燒什么菜，說誰誰家的姑娘要出嫁了。這些事跟他沒什么關系，但他聽得津津有味。在秦城那七年半，他最怕的不是冷，不是餓，是沒人跟他說話。那些年，他覺得自己快要變成啞巴和聾子了。

如今聽到這些家長里短，他覺得比什么音樂都好聽。

農場領導知道他是人大哲學系畢業的，覺得放在棉花組有點屈才。

1976年，省里辦了個理論干部班，農場爭取到一個名額，領導直接給了他。別人眼紅，說這種好事怎么輪到一個剛來沒多久的人頭上。

領導只說了一句：“人家是正經大學問，你們誰能比？”他去省里學習了四個月，回來之后，場部對他更器重了。

后來他為了落實政策跑北京，來回的車票、住宿費，農場二話不說全給報銷了。財務科的人私下嘀咕，說他又不是正式職工，報這么多錢合適嗎？領導聽見了，說：“人家是遭了難才到我們這兒的，咱們能幫一把是一把。”

七十年代末，他的問題終于徹底解決。

組織通知他回北京，恢復工作。他高興了沒兩天，就開始發愁。

妻子和兒子的戶口怎么辦？當時戶口政策嚴，農村戶口轉城市戶口，難上加難。

他四處打聽，都說沒辦法。最后是當時的農村一把手覃正彥給他解決了。覃正彥這個人，出了名的鐵面無私。親戚找他幫忙辦事，他都不理。

可這回，他破例了。有人問他為什么，他只說了五個字：“他太老實了。”

覃正彥沒見過他幾次，但從別人嘴里聽說過這個人的事。

人大畢業，關鋒的弟子，年紀輕輕進了釣魚臺，一夜之間進了秦城。

七年半，出來沒有一句怨言，在農場踏踏實實干活，跟誰都客客氣氣。

覃正彥說，這樣的人，不該再讓他為難了。戶口的事，就這么定下來了。

臨走那天，閻長貴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凈凈。被子疊好，地掃了，窗戶關嚴。

他把鑰匙放在桌上，站在門口回頭看了一眼。這間屋子他住了五年，屋前那棵小樹已經長到二樓高了。

隔壁李大姐家飄出蔥花熗鍋的香味。

遠處棉田里有人在鋤草。他鎖上門，走到場部，坐上拖拉機去縣城趕火車。

拖拉機突突突地響，他回過頭，看見農場越來越遠，最后變成地平線上一條模糊的綠線。

1980年，他回到北京，回到《紅旗》雜志社。

那年他快五十了。從釣魚臺到秦城，從秦城到農場，從農場再回到北京。這一圈，走了十幾年。

他晚年寫回憶錄，寫了厚厚一本。寫他在釣魚臺怎么收文件，怎么寫批示，怎么因為出門辦點事挨了批。

寫他在秦城怎么數暖氣罩上的孔洞，怎么反復讀一份《人民日報》。

寫他在農場怎么種棉花，怎么跟鄰居借柴火，怎么收到兒子第一封信。

他寫得很細，細到某一天吃什么菜，某一天誰說了什么話。他不是在控訴，只是記下來。他說，有些事不能忘，忘了就對不住那些幫過他的人。

那些幫過他的人，他一個個都記在本子上。

農場的領導，送他柴火的李大姐，給他解決戶口的覃正彥。

這些人跟他非親非故，在他最難的時候拉了他一把。他回北京后，還跟其中一些人保持聯系。逢年過節，打個電話，寄張賀卡。他說，人這一輩子，不能忘本。

2021年，他去世了。走得很安靜。他兒子后來整理遺物，發現他保存著一樣東西。

是一張舊照片，黑白的那種。照片上是一個農場，幾排平房，屋前種著樹，樹不大。

照片背面寫著一行小字：“西洞庭農場，1978年夏。”

那一年，他剛學會種棉花。

那一年，他收到了兒子從山東寄來的信。那一年，隔壁李大姐又給他送了一籃子辣椒。

那一年，他覺得日子有了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