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里的狄仁杰，比影視劇更加精彩

在近些年的影視劇創(chuàng)作中，狄仁杰已經(jīng)成為了一位斷案如神、極具個人魅力的存在。事實上，史書上關于狄仁杰斷案的記載寥寥，他的形象發(fā)展一方面得益于后世的傳說和明代小說，另一方面，一位荷蘭漢學家的《大唐狄公案》也將狄公斷案的形象推向了世界。

《神探狄仁杰》劇照。

這位漢學家名叫高羅佩 （原名羅伯特·漢斯·范·古利克） ，在許多學者的眼中，他都是一個“旁門左道”的漢學家形象——畢竟我們很難想象一位漢學家的代表作居然會是小說。高羅佩具有極高的語言天賦，他在童年時期便學習漢語、日語、馬來語、梵語等多種語言，在父母和教授都認為他將成為耀眼的語言學家時，他卻選擇主動加入政府部門，為的是獲得能深入了解東亞人生活的機會。他在中國學習古琴，練習書法，用古文寫作，考證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邊邊角角。由于對公案小說感興趣，他創(chuàng)作了《大唐狄公案》，又因為小說里涉及的內容，他在搜索資料時順便翻譯了《棠陰比事》 （一部十三世紀的中國縣令手冊） ，還因為封面設計去考證中國古代的社會風情，撰寫了學術著作《秘戲圖考》，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撰寫《長臂猿考》，另外還著有《琴道》《書畫鑒賞匯編》等著作。高羅佩將興趣與熱情投入到了其他漢學家極少涉獵的主題，在漢學研究中，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旁門左道”，也因此具有最獨特的色彩。

1948年，荷蘭外交官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被派往日本東京任職。作為一名職業(yè)外交官、漢學家、古琴演奏家、書法家、詩人，他的日程表已排滿。

但他還有一個隱秘的身份——推理小說愛好者。

在那個年代，日本圖書市場上充斥著美國三流偵探小說，高羅佩對此深感不滿。當有人要求他“展示更好的作品”時，他想起在中國重慶讀過的那本清代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這本書的前半部寫狄仁杰智破三樁命案，邏輯嚴密、布局精巧，后半部卻淪為拙劣的宮廷斗爭戲。

高羅佩刪去后半部，只譯前半部，取名《狄公案》出版。沒想到西方讀者讀完問：“還有嗎？”

沒了。

中國傳統(tǒng)公案小說幾千年，真正以邏輯推理為核心、符合現(xiàn)代偵探小說標準的作品，掰著手指頭也數(shù)不過來多少。

于是，高羅佩決定自己寫。這一寫，就是十八年。

但高羅佩并不知道，當他動筆的那一刻，他不僅僅是在創(chuàng)作一系列偵探小說，而是在無意中搭建了一座橫跨東西方的文化橋梁。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4月10日專題《“旁門左道”的漢學家：高羅佩與狄公案》B04-05版。

B01「主題」“旁門左道”的漢學家：高羅佩與狄公案

B02-03「主題」高羅佩的中國記錄

B04-05「主題」一個荷蘭人如何把中國公案小說變成了全球現(xiàn)象

B06-07「歷史」《真事隱》“九子奪嫡”背后的“真事隱”與“假語存”

B08「中文學術書摘」民法與社會文摘兩則

撰文丨陸燁華

摸著石頭過河

1950年，高羅佩第一次真正意義創(chuàng)作出了一部完整的偵探小說，故事發(fā)生在蓬萊縣，狄公剛剛上任縣令，三把火還沒燒起來，三樁命案就接踵而至。這部作品被命名為《銅鐘案》。

富戶獨子奸殺民女、寺廟淫僧案、二十年前廣州滅門案——三條線索同時展開，這種“多案并行”的寫法后來成了高羅佩的招牌。但除了案件本身的復雜，最厲害的是“銅鐘”本身給狄公帶來的困境，其中有一個劇情是，狄公掀開銅鐘查看尸體，突然背后一掌，鐘罩落下，神探變成了囚徒。黑暗，悶熱，空氣逐漸稀薄，讀者很難預想到，作為主角的“偵探”在調查過程中也會面臨生死難關。

銅鐘本身是一個密室環(huán)境，但它又不是用來犯罪的密室詭計，而是一個困境，這一點很有意思。

不像約翰·迪克森·卡爾那樣依賴復雜的機械裝置，高羅佩玩的是心理。銅鐘本是寺廟里的神圣法器，誰會想到它會成為殺人工具或者劇情的一個展開？他利用了讀者對宗教場所的敬畏心理，讓寺廟建筑、僧侶規(guī)律、信徒預期全都變成謎題或者說劇情推進的一部分。

這本出道作中，高羅佩就確立了日后創(chuàng)作的主要基調，強有力的劇情加上法庭推理，再融入唐代司法制度。狄公不只是破案，還要在唐律框架內完成審判。這種“法官即偵探”的身份，和福爾摩斯那種私家偵探，或者波洛那種比較獨特的神探都不一樣。

《銅鐘案》

作者：（荷蘭）高羅佩

譯者：張凌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8月

因為在中國傳統(tǒng)里，“青天大老爺”本來就要既查案又斷案，高羅佩只是把這個身份和現(xiàn)代偵探的理性推理結合了起來。

《銅鐘案》完成后，高羅佩原本想先出中文版，但出版商并不積極。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先出英文版，沒想到出版兩個月內加印七次，算是小范圍地爆了一下。

三年后，1953年的《迷宮案》讓高羅佩徹底出圈。故事發(fā)生在一座偏遠莊園，兇手利用迷宮的復雜結構設計了完美的不可能犯罪，被害者在追逐中“自己走進”了死亡陷阱。假墻、可移動的屏風、隱藏的通道，每個機關都符合物理原理，顯然這是在向卡爾致敬。但高羅佩加了東西——迷宮在中國文化里本來就象征困惑、命運、智慧考驗，這些意涵被他糅進了敘事。

在這本書中，高羅佩的仿古敘事更上一層樓，他親自把這本書改寫成52回章回體小說，取名《狄仁杰奇案》，用中文在新加坡出版。

一個外國人，用中文寫章回體小說，“話說”“且聽下回分解”，甚至連模仿明代版風的插圖都自己來。這在現(xiàn)在看來，也是一件瘋狂的事情。

這一年，已經(jīng)是西方推理黃金時代的尾聲。阿加莎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已經(jīng)出版了將近二十年，奎因的“悲劇系列”也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成為經(jīng)典。高羅佩這時候入場，面對的不只是創(chuàng)作壓力，更是怎么做出差異的問題。

他的答案是：用中國元素包裝西方推理的核心，創(chuàng)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混血”風格。

《神探狄仁杰2》劇照。

如果要把高羅佩簡單歸類為本格推理作家，那么1956年的《鐵釘案》則代表了他這一時期的詭計巔峰。核心謎題看似簡單：兇手如何用一根鐵釘殺人而不留痕跡？但隨著調查深入，讀者會發(fā)現(xiàn)這個謎題遠比表面復雜。一根頭發(fā)、一個腳印，甚至是一聲嘆息……每一個看似無關的線索最終都成為關鍵。

在古典推理小說的黃金時代，埃勒里·奎因以"邏輯流"著稱，《X的悲劇》《Y的悲劇》都是通過排除法一步步縮小范圍。高羅佩在這本書中也用了類似的邏輯推演，但他加了歷史和文化維度。鐵釘作為兇器在唐代有特殊的工藝背景，案件的解決不僅依賴邏輯，還需要理解當時社會風俗。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本書里狄公的某個得力助手去世了。這位助手從《銅鐘案》開始就跟隨狄公，是忠誠的伙伴、左膀右臂，相當于狄公的華生和黑斯廷斯，這樣一個角色的死亡，讓整個系列第一次有了沉重的情感打擊——高羅佩的推理小說不只是解謎，不只是歷史人文，也不只是劇情，還有人性的掙扎與失去。

這個轉折點很關鍵，它標志著高羅佩從“如何寫好一本以中國古代官員為主角的現(xiàn)代推理小說”向“真正意義上完整的小說家”進化。

漸入佳境

當風格逐漸成熟，高羅佩也越寫越順手，很快，他就迎來了自己的全盛時期。

1958年的《漆屏案》，標志著高羅佩徹底進入成熟期。故事圍繞一件漆畫屏風展開——四幅圖畫，四樁命案。這個設定本身就很有沖擊力，屏風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既是裝飾也是隱喻，高羅佩第一次把這樣一個充滿中國韻味的道具變成了推理的容器。

通過連環(huán)命案，他還進一步揭示了唐代社會的階級矛盾、性別權力關系。這種“本格+社會”的融合，在當時相當超前。

推理文化的發(fā)展歷程中，以松本清張為代表的社會派推理幾乎也是在同一時間興起，《點與線》《零的焦點》都在1958-1959年陸續(xù)出版，松本清張往往弱化詭計，強調社會現(xiàn)實的揭露。高羅佩不一樣，他保持了詭計的華麗——四幅圖畫對應四樁命案的結構非常精巧——同時還增加了社會深度。

這或許是他作為推理作家轉型的必然，當然也暗合著他對于時代審美敏銳的嗅覺。

《大唐狄公案》上海譯文文庫本第一輯。

這本書還有一個有意思的點。他寫的是唐代狄仁杰，但故事里的社會風俗、司法制度、官僚體系，其實更接近明代。這顯然是他有意為之。高羅佩想要塑造的神探，既是傳統(tǒng)士大夫的理想化身，又有現(xiàn)代公務員的職業(yè)精神，重效率、講證據(jù)、輕縟節(jié)。

說白了，高羅佩在創(chuàng)造一個理想中的中國偵探，而不是還原歷史上的狄仁杰。這和柯南·道爾塑造福爾摩斯、阿加莎塑造波洛一個道理，他們都在創(chuàng)造類型化的英雄，而非歷史化的真人。

在這一階段，高羅佩筆下的《狄公案》佳作一部接一部，1961年的《朝云觀》，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之一。故事發(fā)生在一座偏僻道觀，狄公調查離奇死亡事件時，發(fā)現(xiàn)整個道觀都籠罩在詭異氣氛中，陰森的道觀、詭異的符咒、古怪的儀式、失蹤的少女、禁忌的愛情……

這些元素或許來自高羅佩對中國古代志怪小說的研究，但敘事方式卻是典型的西方哥特小說風格。這種東方素材和西方敘事的組合，是他的拿手好戲，它所創(chuàng)造出的獨特閱讀體驗，讓讀者感覺既熟悉又陌生，既古典又現(xiàn)代，無形中給本就神秘的劇情氛圍罩上了一層朦朧的色彩。

阿加莎的《無人生還》是孤島模式的鼻祖，在《朝云觀》中，高羅佩采用了類似的“暴風雪山莊”結構，狄公一行人被暴雨困于道觀過夜，必須在一夜之內破獲觀內陰謀。但高羅佩加了更多神秘主義的色彩：道觀的符咒、儀式、傳說，都成為推理的一部分，而非單純的背景。

這比《無人生還》更復雜，因為阿加莎的孤島主要作用是物理隔離，而高羅佩的道觀還有心理層面的隔離——恐懼、迷信、集體歇斯底里。

暴風雪山莊的模式后來被無數(shù)推理作家模仿，尤其是新本格作家，擅長在經(jīng)典本格元素的基礎上，加入流行、新鮮、現(xiàn)代的風格，這一點，高羅佩在1961年就已經(jīng)玩得爐火純青，是不是可以說，這本《朝云觀》也帶有一點新本格的特質？

最后要介紹的一本重要作品，是1967年的《廣州奇案》，因為這是高羅佩的絕筆。他在病榻上完成最后的修改，兩天后安詳離世。

故事發(fā)生在廣州，涉及中外貿易、海盜、走私，是系列作中格局最大的一部。狄公不但要破案，還要處理復雜的國際關系，這顯然來自高羅佩本人的外交經(jīng)驗。

阿拉伯商人、波斯香料、南洋珠寶——他筆下的廣州充滿了異國情調。這種多元文化的描繪，在他之前的作品里很少見。比如《銅鐘案》《迷宮案》主要聚焦中國傳統(tǒng)社會，而《廣州奇案》展現(xiàn)了唐代作為國際大都市的開放面貌。

《神探狄仁杰》劇照。

從早期純本格的《銅鐘案》《鐵釘案》，到中期本格加社會派融合的《漆屏案》，再到晚期多元文化視野的《廣州奇案》，高羅佩的創(chuàng)作軌跡清晰可見。這種進化與推理小說整體的發(fā)展趨勢相呼應：從黃金時代的“純粹解謎”，到社會派的“現(xiàn)實關懷”，再到后來的各種融合實驗。

這本書可以看作是他創(chuàng)作生涯的總結。一生的外交經(jīng)驗、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對推理小說的熱愛，全部傾注其中。

高羅佩做了什么不一樣的事

雖然前面我們聊了高羅佩諸多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格，但我認為，高羅佩最了不起的突破，是摒棄了中國傳統(tǒng)公案小說最顯著的缺陷——“陰司斷案”。

在傳統(tǒng)公案小說里，案情陷入僵局時，包公可以夜審陰間，狄公可以夢見兇手，施公可以得到神仙指點。這種“超自然外掛”比比皆是。高羅佩對此的評價很直接：“閻王指犯，魔鬼斷案，類此妄說，頗乖常識。”

他筆下的狄仁杰破案靠什么？現(xiàn)場勘查、邏輯推理、犯罪心理分析，僅此而已。

在《鐵釘案》中，狄公會親自去驗尸，蹲在地上研究腳印。在《迷宮案》中，他會仔細測量密室大小，檢查門窗構造。這種“理性至上”的態(tài)度，讓狄公成為一個真正的現(xiàn)代偵探，而不是依賴神啟的“青天大老爺”。

《神探狄仁杰》劇照。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奎因筆下的哲瑞·雷恩，《X的悲劇》《Y的悲劇》里的雷恩也是一個理性至上的偵探，但雷恩有莎士比亞演員的浪漫氣質。狄公的理性更接地氣，他是一個官員，有政績壓力，有上級考核，有百姓期待。這種制度內的理性，是高羅佩在凝練了中國文化后的獨特創(chuàng)造，也是狄公和其他虛構作品中的神探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

因為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高羅佩可以把唐代司法制度深度融入推理過程。在《銅鐘案》結尾，狄公面對一個法律困境：兇手罪大惡極，但如果按正常程序審判，很可能利用官場關系逃脫制裁。狄公的選擇很聰明，利用律法條文的漏洞，在一天之內完成從審判到執(zhí)行的全部流程。

這種處理既體現(xiàn)了狄公的智慧，也揭示了制度的缺陷。完美的正義不僅需要聰明的偵探，還需要完善的制度。

這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阿加莎的《東方快車謀殺案》，真相大白后，波洛同樣面臨道德困境，最終選擇了“人情正義”而非法律正義。

而高羅佩的狄公選擇要更加復雜，因為他始終是一個官員，必須在制度框架內尋求解決方案。這種差異或許是兩位作家不同文化背景的體現(xiàn)，阿加莎的英國普通法傳統(tǒng)強調個人道德判斷，而高羅佩筆下的中國官僚體系更強調程序與平衡。

于是，高羅佩筆下的狄仁杰不是臉譜化的“青天”符號。他有智慧，也有困惑；有決斷，也有猶豫；有威嚴，也有溫情。他有家庭——三位夫人、兒女，公務之余會陪伴家人；他有助手團隊——洪亮、喬泰、馬榮、陶干，他們還各有特色、各司其職。

這種助手團隊的設置有一部分當然來自西方偵探小說的影響：福爾摩斯有華生，波洛有黑斯廷斯，馬普爾小姐有鄉(xiāng)村鄰居。但高羅佩賦予了他們中國式的家庭感與江湖氣。喬泰和馬榮的前江湖身份，洪亮的書生氣質，陶干的狡猾機敏，每個人都有鮮明的性格特征，這種“家人感”，是在此之前的名偵探們所欠缺的，這些團隊的角色有獨立人格，有情感弧線，甚至有自己的故事線。

這或許是高羅佩的《狄公案》最獨特的部分，始終尊重狄公作為中國官員的人物特質。

聊到這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高羅佩之所以能把中國傳統(tǒng)公案小說與西方偵探小說融合在一起（這太難了，但高羅佩處理得舉重若輕），并非簡單地用中國角色寫西方故事，而是徹底的融會貫通。

《神探狄仁杰》劇照。

除了前文所述的狄公及團隊的人物特質，在具體創(chuàng)作上，高羅佩還借鑒了章回體結構、插圖傳統(tǒng)、說書人視角。但在破案核心上，他始終堅持西方偵探小說的“公平游戲”原則，所有線索向讀者公開，破案依靠理性推理。

這種融合想想就很難。中國傳統(tǒng)公案小說比如《龍圖公案》《施公案》，往往采用話本形式，注重道德教化，強調“善惡有報”，推理過程相對粗糙。而西方偵探小說尤其是黃金時代的那一派，強調邏輯推演和意外性。高羅佩必須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他的解決方案是：用中國的形式包裝西方的內核。章回體的“話說”“且聽下回分解”制造了傳統(tǒng)氛圍，但每個案件的解決都遵循嚴格的邏輯推理。這種策略，既滿足了中國讀者對傳統(tǒng)的懷舊，又滿足了西方讀者對推理的期待。

還有，作為知名的學者，他還有意把舞臺背景做了融合，他筆下的“唐代”其實是明代的制度細節(jié)加唐代的歷史背景。這種“錯位”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特的“高羅佩式中國”。這既是他對典獄制度、刑律條文做了詳細研究后的考據(jù)，也是創(chuàng)造一個更適合推理的世界的想象，兩者疊加在一起，才能達到如此效果。

就像阿加莎的“圣瑪麗米德村”并非真實的英國鄉(xiāng)村，而是一個理想化的“犯罪容器”，高羅佩的“唐代”也是屬于他的理想化的“推理舞臺”。

今天為什么還要讀《狄公案》

當然，我們拋開這些藝術上的成就不談，作為推理小說，高羅佩的《狄公案》依然是精彩的，好看的。

案件設計精巧，節(jié)奏張弛有度，人物形象鮮明。推理方面，詭計設置、邏輯推演、多案并行同破，這些至今仍是推理作家學習的范本。

然而，與當代推理小說動則夸張相比，高羅佩的作品有一種難得的節(jié)制感。他不像某些新本格作家那樣追求詭計的驚世駭俗，比如綾辻行人的“建筑詭計”、京極夏彥的“妖怪推理”，而是保持了一種古典的平衡。

詭計要精彩，但故事要可信。

同時，如果你是對歷史感興趣的讀者，那么《狄公案》還提供了了解古代中國社會運作方式的窗口。商業(yè)稅收、海關檢查、對外貿易，這些細節(jié)都經(jīng)過嚴密考證。在小說家之前，高羅佩首先是一名學者。雖然存在“時代錯位”，但這種錯位本身創(chuàng)造了一種理想化的古代中國想象，類似于托爾金創(chuàng)造的中土世界，基于歷史，但比歷史更有魅力。

而作為文化現(xiàn)象，它則創(chuàng)造出了“狄仁杰宇宙”的母本。今天我們所知的狄仁杰形象——智慧超群、文武雙全、有助手團隊、有家庭溫情，很大程度上源自高羅佩的作品。

沒有這個荷蘭人，狄仁杰可能只是一個被遺忘的唐代名臣，而不是全球知名的“東方福爾摩斯”。

《大唐狄公案》上海譯文文庫本第二輯。

最后，給大家一些閱讀建議！

入門可以從《銅鐘案》或《迷宮案》開始。

進階可以看《漆屏案》或《鐵釘案》。《漆屏案》的社會派元素豐富，探討階級與性別問題，《鐵釘案》的本格推理更純粹，情感深度也更濃烈。

喜歡哥特氛圍的，強烈推薦《朝云觀》！暴風雪山莊模式，道觀恐怖氛圍，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之一。

如果想看收官之作，《廣州奇案》格局最大，涉及國際貿易與多元文化，能感受到高羅佩一生的外交經(jīng)驗與文化理解。

至于高羅佩本人，是建議讀者按故事時間順序閱讀的（作家都這樣），因為可以看到狄仁杰從年輕縣令到資深宰相的成長。

這種人物弧光在西方推理小說中比較少見，福爾摩斯、波洛都是靜態(tài)人物，但在《狄公案》系列中，我們確實能感受到狄公的成熟與變化，也能了解他作為一個當時的官員，日常生活是怎么樣的，這也是長篇系列的魅力所在。

我在網(wǎng)上聽到一種說法，有人說高羅佩是“精神中國人”，但更準確地說，他是一個文化翻譯者。他不是要證明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優(yōu)越，也不是要迎合西方對中國的刻板想象，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搭建一座東西方之間的橋梁。

如今，中國推理小說已經(jīng)發(fā)展出自己的風格，也有非常多的傳統(tǒng)內容等待挖掘。我們是否也能像高羅佩那樣，向世界輸出屬于我們的東方偵探故事？

這，或許才是高羅佩留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一個荷蘭人寫出的“中國偵探”，都能成為經(jīng)典。

那么，一個中國人寫出的“世界偵探”，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本文為獨家原創(chuàng)文章。作者：羅東；編輯：李永博、何安安、西西；校對：翟永軍 劉軍。未經(jīng)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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