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突圍：漢字、打字、輸入法與中國文化的命運

20世紀30年代中文打字機，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圖源：視覺中國）

中文打字機曾經是辦公樓里最重要的設備之一，但現在除了去專門的博物館，早已無法見到此物了。我還來得及見過中文打字機，17歲那年我進上海一家紡織廠當電工，那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兩年后我擔任黨委秘書，就需要和辦公樓里的女打字員打交道了。我第一次見到中文打字機上那個有幾千個漢字的巨型字盤，相當驚訝，我問打字員，你怎么能從這許多字中找到需要的字呢？她笑笑說：熟悉了就不難。

漢字面臨圍剿

墨磊寧的《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一書，講述了一個如今已經被人們遺忘了許久的故事——中文打字機的故事。如今世界上已經幾乎沒有人使用打字機了，而中文打字機又是打字機中的另類。

《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美］墨磊寧 著，張朋亮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

漢字為什么需要“突圍”呢？是誰在“圍剿”漢字呢？大背景是1900年前后西方對中國的大舉入侵，其中當然包括文化方面的入侵，這使得愛國志士們感到國家民族的危亡迫在眉睫。但救亡之道，卻并不是明擺在桌上的，而是要仁人志士在無邊黑暗中摸索的，這種摸索有時是極為兇險的。

廢除漢字、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曾經是20世紀上半葉一部分中國學者設想的救亡道路之一。漢字所面臨的圍剿，首先來自這種激進主張。例如錢玄同1918年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一文中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字。”魯迅也在《病中答救亡情報訪員》一文中說：“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這種駭人聽聞的激進主張，當時還得到陳獨秀等許多文化名流的支持。

錢玄同等人的上述主張，基本上出自思辨，并無來自技術層面的證據支持。但是如果僅從技術層面來考察漢字的存廢問題，似乎也有對漢字非常不利之處，這就涉及打字機了。

投降、自殺，還是突圍？

現代印刷術和西文打字機出現之后，似乎極大地彰顯了拼音文字的優越性。

關于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相比的“劣勢”，從表觀上看其實早就存在，而且很長時間里這個劣勢是真實的。當古登堡的印刷機器發明之后，漢字似乎處于天然的劣勢中。比如，西文的排字工人只需認得幾十個字母，哪怕是文盲也能勝任；而中文的排字工人需要認識少則幾千、多則上萬的漢字。中文排字工人必須是一位知識分子，培訓這個工人必須花好幾年才行。至于個人使用的西文打字機，本來就是為拼音文字設計的，這樣便攜式的小型打字機，面對中文的處理，完全是無法想象的。

西文打字機的基本思路是“所打即所得”，比如英文26個字母，加上10個阿拉伯數字，和若干標點符號，40多個鍵即可打出任何單詞和語句。如將同樣的思路移用到中文打字機上，則相當于將中文視為一種有少則數千、多則上萬個字母的“拼音文字”，早期的中文打字機確實都是按照這樣的思路設計的，所以必然有巨大的字盤——我當年在工廠辦公樓里見到的就是這種中文打字機。

而這種龐大的中文打字機，當然會讓人感覺中文和漢字完全無法抗衡只有幾十個字母的拼音文字。漢字的數量，曾被認為是中文打字機無法逾越的障礙。本文開頭我問女打字員的那個幼稚問題，錢玄同當年也曾在《為什么要提倡國語羅馬字？》一文中繪聲繪色地問過，當時大家都覺得他問得好有道理。但歷史已經證明，事實并非如此。

如果沿用本書作者在書名中的“突圍”比喻，那在我看來，廢除漢字，實際上就等于在面對圍剿時投降或自殺，是目光短淺而且喪失信念的行為。當然也可以理解為是當時的危急形勢“扭曲了人們對于文化的理解”。如果在圍剿面前投降或自殺，也就談不到“突圍”了。而努力克服困難、前赴后繼研發中文打字機，則是抵抗圍剿、尋求突圍的努力。這種努力中，最有成就的是林語堂和他以個人之力研發的“明快打字機”。

漢字終于渡過險灘

中文要在打字和輸入難題上突出重圍，需要有革命性的觀念。這個觀念是拋棄西文打字機的“所打即所得”，將“打字”換成“輸入”——故有“中文打字機不是打字機”的說法。“明快打字機”整機尺寸已縮小到不大于36×46×23厘米，和通常的西文打字機差不多大小了。更重要的是，“明快打字機”的思路已經完成了革命——將漢字的“打字”變成了今天電腦時代的“輸入”，因而不再需要巨大的漢字字盤。正是中文打字機的這個改變，完成了漢字的突圍。盡管“明快打字機”未能取得商業上的成功，以至于“前林語堂時代”的中文打字機實際上一直被使用到林語堂身后。

與此同時，漢字改革的社會運動也持續了數十年。而且國共兩黨相當罕見地對漢字改革問題竟沒有本質上的分歧。錢玄同等人廢棄漢字的激進主張，也曾得到過兩黨的分別贊成。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逃往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不再推進漢字改革，但新中國的文字改革仍在繼續進行。

此時“漢字拼音化”思路仍保持巨大慣性向前運行，但保留漢字的呼聲也沒有停止。其中特別可以提到陳夢家和唐蘭兩人，他們在各種場合愷切陳辭，主張保留漢字，例如陳夢家在《慎重一點“改革”漢字》一文中明確表示：“我個人不贊成用外國字母的或民族形式的以拼音代替漢字的措施。”

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發表題為《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新中國政府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決定——1、保留漢字，推行一部分簡體字；2、采用漢語拼音統一漢字讀音（即推廣普通話）。那種過于激進同時也是目光短淺和喪失信念的廢除漢字的主張，終于被否決。這對于中國文化來說，實在是一個極為幸運的結果——五千年的傳統文化，終于能夠在漢字中繼續傳承。

《中文打字機》的“引言：中文里沒有字母”和前五章中的所有內容、知識和討論，都可以視為第六章“QWERTY已死！QWERTY萬歲！”的前置知識。一條又一條的線索，最后都匯聚到了這一章。在前面各章的基礎上，本書的核心內容才得以顯現——“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

1990年代，我們快速進入了個人電腦寫作時代，那時大家面臨一個選擇，即對烽煙四起層出不窮的漢字輸入法的選擇。我當時選擇了自然碼，而且對這一選擇忠誠至今。據墨磊寧說，當年陳立夫曾發明一種“五筆檢字法”，但沒說此法和現在的五筆輸入法有何淵源。而自然碼輸入法則在形式上與林語堂的“明快打字機”甚為相似——兩鍵完成一個漢字的輸入指令，第三鍵完成在指令調出的一組漢字中的選擇。

從打字機到輸入法，實際上是一次意義極為深遠的觀念革命，也是一次革命性的技術進步。今天，在賽博空間，所有對漢字的圍剿都已徹底瓦解，漢字不僅已經走上康莊大道，而且我相信將來還會走向星辰大海。誠如徐冰在《中文打字機》序中所言：“在如今拼音、聯想、詞塊、五筆等豐富多樣的輸入手段中，中文輸入快捷于拼音文字的輸入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