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中的紀念碑——花垣縣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尋訪記

風雨中的紀念碑——花垣縣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尋訪記

（2026年4月12日）

這是我離開花垣以后，一直縈繞在心頭的一段記憶。

2001年初春的一個午后，我走進了花垣民族中學的校園。若不是事先知曉，誰也不會想到，在書聲瑯瑯的校園深處，安放著一座曾經立了八十余年的方柱錐形石碑。它不高，只有四米，露出地面的部分是兩米六七，靜靜地矗立在花垣民族中學的一角，緊鄰著國立八中的舊址紀念亭。時值下午，金色的陽光斜斜地灑在碑身上，那些深淺不一的刻痕像是時間的掌紋，刻錄著一段被風蝕的過往。

碑的正面和背面，是國民黨元老柏文蔚的手跡。他生于安徽壽縣，早年追隨孫中山，是同盟會的骨干成員。“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幾個字，筆力剛勁沉穩；“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立”一行小字，落筆從容。1940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整整三周年之際，永綏縣的百姓們將這座碑立在崇山公園，為的是紀念那些從這片土地走出去、再也沒能回來的子弟兵。

站在這座碑前，我努力想象著當年落成時的場景：公園里一定站滿了人，有白發蒼蒼的父母，有懷抱嬰兒的婦人，她們的目光聚焦在那面剛剛揭開紅綢的碑身上。柏文蔚的墨跡映在陽光下，每一個字都像是一聲沉甸甸的嘆息。那些犧牲者的姓名，或許沒有被一一鐫刻在碑上，但“抗戰陣亡將士”這六個字，已經包含了所有的無名與有名。

我繞到碑的左側，俯身細看。資料上說，這一面曾經刻著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司法院長居正、考試院長戴傳賢三人的題詞，但此刻，只見碑面斑駁，字跡全無。林森在抗戰期間曾手書“抗戰必勝”四個字激勵軍民，居正則在貴州安龍留下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摩崖石刻，戴傳賢也曾為黃埔軍校題詞勉勵學生從戎報國。然而，在這塊碑上，他們的文字已經徹底消散了——不是被風雨侵蝕，而是被人為磨去，只留下粗糙的石面，像一道沉默的傷口。

碑的右側，情況略好。我蹲下身，用手指輕輕拂過碑面的凹痕，試圖辨認那些殘存的筆畫。蔣介石題的“忠烈長昭”，只能看出幾個模糊的輪廓；吳敬恒的篆書“碧血丹青”應為“碧血丹心”，依稀能辨別出“血”字的殘形。倒是于右任的“自由之神萬歲”保存得稍好一些，那幾個行草字的骨架還在，張揚著一種不屈的姿態。資料記載，這些題詞僅有“殘跡可辨”，眼前的景象印證了這句話——它們就像褪色的老照片，隨時都可能徹底消失。

花垣縣在抗戰時期叫永綏縣，地處湘西偏遠山區。戰火燃起后，這里沒有成為正面戰場，卻從未置身事外。1937年10月，湘西苗民革屯運動組建了“湘西苗民革屯抗日救國軍”；1938年1月接受國民政府整編，八千余苗家子弟被編入國民革命軍新6軍暫編第5師，于1939年開赴抗日前線。此后幾年，他們參加了長沙會戰、鄂西會戰和鄂西會戰，在槍林彈雨中搏命拼殺。全縣前后有1280名兒女應征入伍，其中一百多人再也沒能回來。

看著碑上殘留的筆畫，我忽然想起了幾個名字。石扶華，花垣縣道二鄉人，國民革命軍第73軍暫編第5師13團2營5連連長，先后參加三次長沙會戰、湖濱會戰及鄂西戰役。1943年收復華容的戰役中，他腹部中彈，仍頑強指揮，最終在華容狀元街壯烈殉國。隆子雍，湘鄂川黔革命抗日救國軍總司令，曾率湘西子弟兵與日軍血戰五天五夜。還有石邦智，14歲參加紅軍，隨八路軍120師開赴山西抗日前線，經歷了大小戰斗150多次，先后3次負傷。這些名字，或許沒有被刻在碑上，但他們的血，流在了同一片叫作“中國”的土地上。

這座碑的輾轉命運，也讓我感慨良多。1940年落成于崇山公園后，它在那座老公園里站立了六十一年。崇山公園本是1929年由當地宋氏家族在鎮臺衙署舊址上修建的，內有亭臺樓閣、池塘花木，是縣城百姓的休閑去處。抗戰勝利后，全縣的慶祝大會就在那里召開，紀念碑前一定有過萬人同慶的場面。然而歲月流轉，崇山公園的舊貌漸漸消逝，原址上建起了花垣民族中學。

2001年5月，紀念碑被遷至花垣民族中學校園內，緊鄰國立八中舊址紀念亭。國立八中曾是朱镕基總理的母校，抗戰時期從安徽西遷至此，在湘西的群山間延續著教育的火種。紀念碑與紀念亭比鄰而立，一位忠烈，一位文脈，在這片校園里默默相望，倒也有了一種奇妙的呼應。

暮色漸漸漫上來，我準備離開。走出幾步，忍不住回頭又看了一眼。方柱錐形的碑身在夕陽里拉出一道長長的影子，像一柄劍插在大地上。碑上那些殘損的字跡，在光線漸弱的時刻反而顯得清晰了一些——“忠烈長昭”的“昭”字，筆畫依稀可辨；“自由之神萬歲”的“萬”字，在暮色中倔強地站立著。

它們終究是挺過來了，像那些早已化為泥土的將士們一樣，沉默地立在異鄉的泥土里，等一個后人路過，俯身，辨認。

風吹過校園，遠處傳來下課的鈴聲。我沒有再回頭，但那座碑的樣子，一直留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