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軍政大學

抗戰時期很多了不起的大學機構和有才華的學者，教授們都撤離到敵后地區。其實也就是為了保護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就讓他們躲起來，所以后來有了西南聯大，也是被很多民國粉絲津津樂道的，認為只有他們才能保住文化的血脈或者其他所謂的什么風骨。但是延安有一個了不起的大學，叫做抗日軍政大學，這里面執行的政策和做文化的研究方式是不一樣的，反而更顯出一種新時代的朝氣蓬勃，而不是舊時代的酸腐。很多學者躲到了西南聯大之后，確實是脫不下長衫的，但是他又確實迫切需要兩黨合作，保持統一戰線，以便提供一個所謂安靜的書桌，因為按照原先他們那個狀態是肯定安靜不了了。

所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他的前身是1936年6月成立于陜北瓦窯堡（pu)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1月遷到延安并改名。當時對全國革命青年敞開了大門。凡18~28歲，身體強健，無不良嗜好者皆可報考，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突破封鎖，奔赴延安。所以不光是在祖國大陸的，還有包括其他地區和海外僑胞，有很多青年都過去了。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期間，延安接納了3萬多名青年學生，其中有一半以上進入了抗大去學習。抗大在發展當中展現出了革命的蓬勃生機，人們稱她說“越抗越大”。

這里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創辦的核心軍政干部學校，他們的歷史貢獻主要體現在好多個方面。一個是大規模培養抗戰骨干，因為說了他一共辦了八期，含12所分校，遍布了各個抗日根據地。培養出超過10萬名軍事，政治干部。這就是為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敵后根據地輸送了核心力量。我學院成長成為著名將領，大家熟知的經常在一些論壇上會叫做101的人就是林彪，還有羅榮桓等等都曾經參與領導或地方建設骨干，直接支撐了抗日武裝的組織力與戰斗力。另外我們的抗大就是創立的革命化的教育范式。我們提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樹立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將政治教育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論持久戰》等等和軍事訓練，群眾工作緊密結合，形成適應環境，尤其是要適應戰爭環境的革命干部培養體系。另外還要強化思想引領與統一戰線，因為作為黨的思想陣地，系統傳播抗戰理論與革命理念就是最重要的，同時要吸引全國的愛國青年和海外華僑以及國際友人的支持，所以還有一些朝鮮和越南的革命者也入學了。那么促進各民族各階層團結抗戰，擴大了中共的政治影響力，與國際反法西斯合作基礎。

在日軍掃蕩物資匱乏的極端條件下，堅持敵后辦學，比如晉察冀和山東等分校。這也顯現出來我們艱苦奮斗，實事求是的抗大精神，所以鑄就了精神豐碑和歷史傳承，他們的辦學經驗深刻影響新中國的軍事教育體系，比如國防大學的前身之一。校訓與教育理念至今是被多所院校傳承的。那么抗大不僅是為贏得抗日戰爭階段性的勝利提供了關鍵的人才保障，更成為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模式的里程碑。抗大的歷史地位在中國共產黨簡史權威的文獻著作當中均有明確記載。

我們了不起的抗大在敵后辦學，其實是遇到非常多的具體困難的。另外就是他并不止一所學校在一個地點，他在敵后根據地，比如晉察冀，山東，華中，晉冀魯豫等各個重要根據地設立了12所分校。分校的教育環境和在敵后經常被敵人侵擾，這樣的事情也很多，所以遠遠超過延安總校的極端困難。那就應該叫超級極端困難。主要可以發現有最起碼5個方面的困難阻礙。第一個就是生死攸關的軍事威脅，直接說就是明天課堂不知道在不在，后天學校不知道能不能炸爛，然后掃蕩來了人還能不能上課？別想了，還有命就不錯了。當時日軍實施三光政策與高頻次的掃蕩。比如1941年對山東進行大掃蕩。又比如1942年在冀中進行五一掃蕩。其中很多著名的案例在這之前筆者已經介紹過，他們的暴行是罄竹難書的。

由于日本侵略者加上漢奸隊伍在一起作惡，抗大的學生們就會經常經常受到軍事侵襲，掃蕩來的時候，學校也是需要轉移的，他們就是躲著炮彈上課的。抗大一分校在1941年對崮峪遭受5000多以上日軍的包圍，遇到這個事情，學員和山東縱隊一起血戰突圍，傷亡超過200人。晉察冀分校一年內轉移超過30次，教學經常被槍聲打斷，這確實放不下安靜的書桌，但是大家都沒有叫苦。上學地點經常隱蔽在深山的山谷，密林或者分散的村落，就是找那種人少的地方，就是有敵基偵查或者是那種皇協軍外邊的漢奸到處去刺探告密，所以師生們就經常需要邊行軍邊教學，夜間行軍，白天隱蔽。在根據地，我們為了防止外面的經濟侵略在這之前講過，是用了自己的經濟地的貨幣。是叫做饻幣。由于把糧食作為它的貨幣基準，就糧食減產或者其他的災難的時候，那就貨幣貶值了。大家就得克服情況，經常用黑豆和野菜，還有一些其他的雜糧甚至糠一類的東西，勉強填飽肚子，饑荒的時候割樹皮，吃草根，這個都是常事兒。一個饻僅僅能買半斤粗糧，條件好的話是可以分配一人份的簡單日常生活用品，但不理想的時候就不行了。但是大家都非常有革命覺悟。雖然用了一個新詞叫做“饻饻計較”而不是斤斤計較，也就是說都特別精打細算的過日子了。御寒也是個大問題，因為華北的話，冬季還是經常達到零下一二十度是非常容易的，而且過去的冬天比現在還冷，沒有那么多大樓也不會擋風。主要還是綠化條件特別差，所以樹林少。風來擋不住。如果是農民在吃飯的話，家里桌子上蒙上一層塵土，飯碗里掉進沙子，這個也是不稀罕的事情。抗大的條件很艱苦，很多學員共用舊棉被，如果某人有一套毯子，他一定得跟學員一起分享。就這樣的條件下很多人經常會發生凍傷，甚至很不幸最后就要截肢。衣服的話，過去有句話說叫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也就是說如果說得過去的一件什么衣服，你真的是要穿10年左右，如果實在不能補了，把它剪碎了，用農村的土辦法把那些布條整理出來，做鞋底子，就是對待那種粗布棉襖來說的。還有那種情況，就是長大了的孩子改改衣服給小的穿，大家就這樣換著穿，一直到它實在是破的穿不了了為止。將來恐怕不要的爛布條，還拿去做墩布擦地什么的。總之都有用處。要是得到敵占區送過來的，能夠交易的好一點的物資都是優先給那些最需要補助的，條件差的，或者優先給傷病患者使用。有好東西大家都不會搶。在延安的話是要住窯洞的，所以來了新的人不是給他蓋房子，而是動員大家一起挖窯洞，中央為了表彰抗大師生，半個月內挖出了175口窯洞，還給他們頒發了一塊牌匾，叫做“偉大事業”。因為學習用具就是特別少，老師和同學們就就地取材。他們用野桃核兒打磨之后做算盤珠子，用樺樹皮代替紙張，甚至還模擬機槍音響，用來訓練模擬實戰的環境。

但是就在這個普遍艱苦的環境下，有一個事兒不能隨便省。就是對教學的努力不能省。這就是教學資源雖然艱苦，連鞋子的紙都很少，只能是在沙盤上用棍劃，在石板上拿石頭子劃。為了學寫字就是這樣的，如果是教材的話經常會手抄教材。

重要的文章或者是其他的東西，需要人連夜謄寫數十份。因為就連油印機這個東西都挺稀罕的，反正找不著，挺不容易的。沒有取暖設施的時候，晚上到羊圈去念書這個事情都發生過，反正就是別管羊味道不好聞，抱著它這樣能取暖。并且大家都是進入抗大也要作為像軍人的樣子，一邊反掃蕩，一邊堅持學習，開荒種地，發動群眾。毛澤東同志等領導人常親臨抗大授課，他曾風趣地對學員們說“你們是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環境雖然是超級艱苦的，但是抗大確實有高質量的教育水準，不管是國際政治經濟哲學還是特種作戰包括那些必要的文化知識，他們都是有的。

所以就是學習的精神不能省，學習的熱情不能省，學習的勁頭不能省。大家需要出去走路，行軍的時候，背包當課桌，膝蓋當板凳，這是很正常的。后來大家在八路軍隊伍當中經常見到有那種前面背包的同志掛著一塊小木板，后面的人就在他身后練寫字，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大家就用這種循環利用的東西。靠自己的努力一點一點學習。另外和西南聯大是不一樣的是，他們是高級的教授，知識分子在后方。保護起來躲避戰亂的意思。我們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抗大學員們是一手拿槍，一手拿書，白天參與反掃蕩作戰，比如說埋地雷，送情報。夜間就借油燈學習。油燈也舍不得用多少油，由于特殊的戰爭條件，他們的課程也經常中斷，所以接著就是靠行軍課堂加戰地討論。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來補課。

另外他們在醫療條件上也是比較差的。經常遭受到缺醫少藥的健康上的困境。當時有一些傳染病，比如瘧疾，傷寒，疥瘡，在潮濕的這個山洞窯洞當中這種環境就是會蔓延，并不是說在西北地區天氣就干燥，就不得這個病了，跟當時的衛生條件差有關系。另外抗大的2分校在晉察冀根據地曾經也是因為疫情減員，因為他們沒有藥用，僅僅靠艾草熏蒸和一些土方子草藥去防疫，所以確實就特別困難，病特別嚴重。如果重傷員要是去就醫或者需要轉到真正的醫院，可能需要老百姓幫忙用門板抬著，抬幾十里地。我再過去。真正有作用的一些現代藥，尤其是能注射的東西，想找到的話，真是特別難，在當時都是日本軍那些經濟上進行嚴酷的封鎖，所以我們就是根本找不到藥，所以了不起的白求恩同志，他在病情很垂危的時候，還惦記著讓部隊該怎樣買藥，不要去買貴的，別花冤枉錢，因為這個事情在他那里，就是他心里最急的事情，比他自己的命都急。

在這個環境下當學員就是苦，在這個環境上當先生的話，當然也苦，這可不是民國教師團隊當中穿長衫的知識分子老師，而是有堅定的無產階級信仰和解放民族的期望的很多軍政干部。有一些教員還在轉移當中需要作戰，遇到敵人不幸犧牲。比如抗大3分校的教員王志漋在1942年反掃蕩的戰斗中陣亡。抗大的教學體系是屢遭重創的。那么組織和外部壓力就是環境上也都是比較不容易的，和延安聯絡也需要穿越很多封鎖線，文件傳遞就耗時可能數個月，如果有指令延遲的話，導致教學計劃就要頻繁的調整。那么國民黨頑固派是見不得這個事情的，他們巴不得你上不成這個課，經常制造一些摩擦事件。?

比如1943年太行山區摩擦事件，比如1942年冀中分校破獲了一個特務案，這個就是敵特滲透。像電視劇潛伏當中曾經說過，李涯隊長叫佛龕，潛伏在延安的二保小，被換俘虜的計劃換回到天津。他本來滲透在一個中央領導人和高級軍政干部子弟小學，也就是說本來不怎么刺探情報，但是他那個位置比較關鍵，因為他面對的都是共和國的花朵。所以我們這邊對于辦學當中新生入伍的政審非常嚴格。在隱蔽環境下甄別的難度也比較大。

在這樣的戰爭決境當中，抗大師生們用充分的堅定信仰和革命智慧，“饻饻計較”，特別節約，他們開荒種糧，他們用超級的精打細算的精神，當時叫做饻饻精神，就這樣一點一點省維系教學。他們是把戰場變成了課堂，把行軍路變成了教材。淬煉出在戰斗中學習，在學習中戰斗的實踐方式。這也是后來他們行為的典范之一，并且為敵后抗戰輸送了數萬骨干。在這里培養出來了很多很多黨和人民的優秀兒女。他們堅韌的歷程被抗大的校史成為流動的鋼鐵課堂，這也成為抗大精神最悲壯，最真實的寫照。比如說2015年山東沂南抗大1分校的舊址被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銘記這一段在烽火當中孕育國家人才的奇跡。所以延安的抗大，代表著一種精神，值得我們永久記憶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