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流浪誰之過？猶太造神論遇冷中國，資本至上難敵家國情懷

近幾年，中東軍事沖突的頻發和國際斗爭的加劇，讓原本興盛一時的“猶太人無所不能”的話題跌落了神壇。

特別是在我們國內，許多人出于對自身家國情懷的熱愛，開始反感那些不自由的宣傳鼓吹猶太人天生優秀的言論。

那么問題來了，“猶太造神論”具體是什么？又為何會誕生在這個世上？猶太人是否真的無所不能、掌控一切嗎？他們為什么會在中國遇到冷遇？

“猶太造神論”本質上是一種帶有極端認知的扭曲思想，它拋開了歷史辯證論和唯物主義的觀念，僅憑借單方面的“成績”去吹噓一個民族的優秀。

這與平時網上喜歡吹噓某個王朝和人物的觀點一樣，都是屬于情緒上腦后產生的極端思想。

只不過與網上那些觀點不同的是，“猶太造神論”的應用范圍更廣，作用時間也更長，幾乎是將整個世界都包含在內。

“猶太造神論”起源于20世紀二戰結束后的民間輿論，起初并沒有人去鼓吹猶太人的偉大和優越性。

因為當時正處于二戰結束后的世界格局的規劃中，民眾更關心的是那些在戰爭中遭受苦難的國家和民族。

猶太人作為二戰中遭受系統性屠殺和虐待的群體，自然就成為人們關注和同情的對象。

在同情與憐憫之下，卻有人生出了別有用心的算計。一些勢力開始借著這股輿論風氣，反過來將猶太人所遭受的一切歸罪于時代和命運的不公。

通俗點來說就是，猶太人之所以被屠殺和壓榨都是社會的錯，整個世界都在歧視我們、針對我們。這種“我受罪，皆因世界惡”的論調本質上是一種“巨嬰”心態。

只不過當時的輿論幾乎是一邊倒的同情猶太人，這種論調并沒有引起民眾多大的反感。可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以色列建國以后，該觀點的論調和思想就逐漸變了味。

首先一些猶太財團和政治群體開始屢次拿自己“祖先遭難”來說事，這伙人往往都是直接控訴世界對猶太人的不公，將自己描繪成受苦受累的弱勢群體。絲毫不提及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罪行和背叛。

他們憑借這種“苦難敘事”，將自身所有的戰爭與掠奪行為合法化，包括那些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殺和驅逐都被包裝成“猶太民族為了生存和安全的正當反抗”。

在民間和國際輿論上，也有不少資本力量開始借著這種敘事來進行“消費”。一部部渲染猶太人苦難的電影和歷史劇出現在熒幕上，賺取觀眾眼淚的同時也讓各大娛樂公司掙得盆滿缽滿。

在民間也有許多自稱是“二戰大屠殺”后幸存的猶太人后代，他們裹著頭巾出現在電視節目上哭哭啼啼地訴說著自己先祖經歷的苦難，講到激動之處還會聲淚俱下，帶動了許多觀眾悲憫的情緒。

但殊不知這些人里面有很多壓根就沒去過歐洲，他們都是在美國本土長大猶太人。甚至有的人還會去冒領德國政府給曾經被屠殺猶太人的補償款。

曾經美國著名的猶太裔教授芬爾克斯坦，就對這種“苦難消費”的敘事行為感到厭惡。

他在自己的書籍《大屠殺產業鏈》中指出，一個民族或者群體在遭受苦難之后，本能地應該去庇護那些弱小的人，而不是借著自己受過的苦難反過來綁架和欺凌別人。

這位芬爾克斯坦教授的父母就是死于二戰納粹的大屠殺，他本人可以說是那場歷史苦難的親歷者。

作為一名道德品質高尚的學者，他毫不猶豫地戳穿了猶太財團和產業鏈的虛假敘事。芬爾克斯坦教授的聲音還是太過微弱，他無法挽回這種錯誤思想的蔓延。

久而久之，在這種“道德綁架”思想的發展下，“我弱我有理”白左觀點在民間發酵。“猶太造神論”也在各國的民間徹底成型，變成了一種系統化的宣傳和洗腦。

這種困難的敘事體系到了中國以后，卻失去了發展的空間。首先對于我國來說，在二戰中我們也有許多同胞死于戰火，他們都是為了避免淪為亡國奴而犧牲的先驅和烈士們。

對于猶太財團的“苦難教育”，大多數民族情感正常的人除了表現同情以外，基本上免于對方的情感綁架。

正如之前芬爾克斯坦教授講到的那樣，一個民族和國家的苦難不是綁架和施暴他人的借口，更不是用來炫耀和索取特權的資本，它是為了讓你銘記歷史的同時保證民族與國家向前發展的動力，這就是所謂的民族“家國情懷”。

正是因為我們經歷了苦難和壓迫，才會想去奮發圖強，才會想發展自己，避免這樣的命運落到后人身上。這是一種特殊的歷史責任，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傳承下去的精神紐帶。

“猶太造神論”所宣傳的種族優越論和民族霸權思想，完全與我們的民族精神背道而馳。你可以吹噓自己民族的成績優秀，這種比較的態度是人之常情。

但你不能借著自己的苦難，來貶低別人，更不能將此作為施暴他人的借口。

事實證明，隨著人們認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理性思考的不斷完善，“猶太造神論”已經漸漸地失去了自己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