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社科學者的學術圈“生存指南”

教育部于2025 年發布的數據顯示，2024 年中國的在讀博士生數量為67.63 萬人，是20 年前的四倍有余；招收博士生17.11 萬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1.6%。在博士生人數持續增長的當下，學術經費削減、找教職之難、“青椒”壓力之大、學術圈之“卷”有目共睹，這亦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2025 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錢岳出版《進入學術圈》一書，詳細拆解了自己在北美15 年的學術生涯。她的學術之路在外人看來平坦順遂：2010 年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項目，2016 年成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2021 年順利拿到終身教職、晉升為副教授，2025 年晉升為教授；并在2022—2025 年度入選全球前2% 高被引科學家名單。

但她在新書里提到，自我懷疑、論文反復被拒的挫敗、工作倦怠，以及對抗各方面的社會壓力，是其讀博與學術工作的日常。該書不僅從“術”的層面，分享了文獻閱讀技巧、論文修改大法、內向者的學術社交之道、“非升即走”的生存策略，也從“道”的層面，探討了學術工作的意義與自我賦權的路徑。近日，《留學》雜志就其新書中的相關觀點專訪了錢岳。

在有“毒”的學術界謀生存

《留學》：讀這本書，感覺讀博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情，需要強大的心理素質和堅定的信念。您在讀博期間，壓力最大的時候是哪個階段？當時是怎么度過的？

錢岳：是的，從讀博到現在，我一直覺得學術這條路不容易。整個讀博的過程，其實就是不斷地克服階段性壓力的過程。一開始最大的困難就是英語不好—當時每周要讀200 多頁的英文文獻，我每天都在想怎么熬過這一周， 怎么才能把文獻讀完、怎么完成下周的作業。

除此之外，還需要準備課堂上要講的內容，要能和老師、同學進行簡單交流，而不是全程沉默。國外的研究生課程都是研討課，我記得我選過一門三小時的課，完全由學生主講，而且美國同學講話速度又很快，我根本沒辦法和他們順暢交流，那段時間壓力特別大。

另外，我在美國讀的是直博項目，學校要求我們在讀博的前兩年提交一篇碩士論文，拿到碩士學位之后， 再正式進入博士階段。所以，第一年還要考慮怎么完成第二年的碩士論文；第二年寫完了碩士論文，又要考慮怎么盡快將它發表到學術期刊，同時準備博士資格考試—要讀幾百篇文獻，然后根據文獻閉卷回答問題；資格考試之后就要開始考慮博士論文的開題和寫作，還要同步找工作……

雖然每個階段都有壓力，但相對來說，剛從中國到美國的適應階段是最難的，而從博士畢業到找工作這個階段的壓力是最大的。所以，在這些時期其實談不上什么“堅定的信念感”，更多的是一種“先把這個階段熬過去”的想法，一步一步攻克難關。

錢岳在斯坦福大學演講

《留學》：書中專門有一個章節提到了要建立學術生涯的支持體系，您是如何構建自己的支持體系的？

錢岳：很多人都在博士論文的致謝里寫：“需要一個村莊的支持才能完成博士學位。” 學術界是很有“毒”的，無論你多么努力，得到的反饋大部分都是批判性的：寫了幾年的論文，都可能被批得體無完膚；無論你做得多么出色，總有人說你應該更好……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建構一個自己的支持體系非常有必要。

就我來說，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會跟我的導師吐槽，甚至哭訴，他們總是一直鼓勵我、支持我。同時，系里的其他老師也很重要，他們能從不同的層面支持到你，比如有的老師方法論更強、有的老師理論功底更深厚、有的老師深耕中國研究等。另外，一起讀博的同學也特別重要，我們一起上課、一起吐槽讀不完的文獻、一起準備博士資格考試，也會彼此分享找工作的壓力，抱團取暖。比如，我讀博期間有個美國朋友，我們每天都會見面、一起吃午飯，過程中我們會聊工作、聊生活，這種日常生活里的支持特別重要。

“學術內卷”現象的本質

《留學》：您怎么看待現在的“學術內卷”現象？

錢岳：現在國內對量化指標的過度追求，會導致人和學術的異化。國內大部分高校都有期刊發表清單，分一區、二區、三區之類，同行投稿都要按照這個清單來。如果不是清單里的期刊，或者排名比較靠后的，就不納入考核。我記得饒毅老師發表過相關的文章，說中國的科研評價體系需要改革，我特別認同。當然，也有人說，如果不看量化指標，就會出現人情世故、暗箱操作的問題。

改革確實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涉及很多潛在因素，但我覺得，與其過度關注發表的期刊是什么級別、影響因子是多少，不如回到研究本身——它是否真正有價值、是否能解決實際問題，這才是學術研究的核心。如果評價體系能增加對研究內容的質性評價，大家能更深入地探討有關科研質量的根本性問題，可能會有更多收獲，而不是陷入“內卷”的怪圈。

《留學》：如果不設置外在的標準，如何評價一篇論文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呢？

錢岳：如果審核和評定職稱的委員會具備足夠的能力、公正性與客觀性，并且大家對評審體系有共識和信任，那么這個機制就能良好運作。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種體現——我們對學術作品的認可，無需過度依賴量化指標。

《留學》：最近看到一個數據，從2002 年到2022 年，美國博士生選擇進入學術界的比例大幅下降，而去企業就職的比例則從24% 上升到48%，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錢岳：從供給端來看，現在的博士數量比之前增加了很多，而且越來越多的北美高校聘用非終身教職的老師，比如合同工、一兩年的短期講師等，這類崗位沒有長期保障，與國內的編制不同。當博士的供給在增加，而學術界的穩定需求在減少時，這些博士生的就業方向自然會發生變化。所以，現在的博士項目也變得更加職業化，不僅僅專注于培養學生的學術能力、教學能力，還會開展很多職業化訓練，教學生如何將學術界的技能轉化到其他領域，助力博士生尋找非學術界的工作。

錢岳博士畢業時留影

支持性的“非升即走”政策

《留學》：在獲得終身教職之前，您也面臨了“非升即走”的壓力，當時是怎么應對的？

錢岳：首先，國外高校的量化標準沒有國內明確。國內很多大學會明確要求教師發表論文的數量、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身份發表的論文數量等，國外則很少有這么絕對的量化指標， 不過這也有弊端，可能會因為評審的主觀性強而滋生不平等。其次，在國外，有承擔的基金項目，對終身教職的評審大多數情況下是錦上添花—能拿到基金當然最好，但拿不到也不代表你就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的能力。

最后，國內外高校對待青年教師的心態不一樣。國外高校更像是“投資”，他們從眾多候選人中選擇了你，就會覺得你有潛力，愿意投入資源幫助你成功，所以在國外高校的終身教職評審中，助理教授往往不用和別人競爭，只需要做好自己， 建立自己的學術身份，證明自己在學術領域的獨特貢獻。

而國內可能更強調“篩選”，先招很多人，最后篩選出少數人，有點像“荒野生存”， 只有跑得最快的人才能留下。從長遠來看，青年教師的安全感和尊嚴，應該來源于做科研的樂趣，而不是為了達到硬性指標的求生壓力。

《留學》：在從助理教授晉升為終身教授的5 年里，學院給了您哪些具體的支持？

錢岳：首先，青年教師的服務性工作很少， 大部分的服務性工作，比如組織活動、為其他同事撰寫獎項提名信、參與系里的日常委員會等，都是由資深的、已經拿到終身教職的教師負責。其次，在教學安排上，學校會根據你的研究需求來作調整，最大程度上提升你的科研效率。比如有的同事做田野研究，需要去其他國家待6 個月收集數據，學校就會安排他們一個學期集中上課，另一個學期脫產做研究。就我自己來說，我早期需要整塊的時間做研究，和系主任溝通之后，確定我的教課時間固定在周二和周四，另外三天就可以完全投入我自己的研究。最后，學校或系里會有專門支持青年教師的“種子基金”。比如，在申請大型項目之前， “種子基金”會優先資助青年教師，幫助他們做小型的基礎調研或初步研究。

讀博，也是一種“自我賦權”

《留學》：對那些正在猶豫是否要讀博的人， 您有哪些建議？

錢岳：之前我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周雪光老師的一篇專訪，其中提到有學生每天工作固定的小時數就需要看到對應的產出，對及時反饋的期待很高。但從事學術工作是很難在短期內就有所收獲的，一個研究項目可能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出結果。所以我覺得，踏實、有耐心的人可能更適合讀博。另外，如果你對一個研究方向有強烈的興趣想要做深入的探索， 也會極大地支持你的讀博過程，這份內在動力會支撐你渡過很多難關，讓你覺得眼前的苦都不算苦。但如果你只是為了拿一個博士學位， 沒有真正的研究興趣，那讀博的過程會非常痛苦，可能也很難堅持下來。

《留學》：在書中，您提及這些年最大的成長是“自我賦權”，能否具體闡釋一下？

錢岳：我在美國撰寫碩士論文時想研究中國的“剩女”問題，當時我27 歲，按照國內的說法，我已經是“剩女”了，但我的美國朋友說，在美國就算你40 歲單身，也沒有人會這樣評判你。所以，讀社會學給我帶來的一個最大收獲，就是幫助我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個人困境，也能夠把個體經歷放在社會文化的框架里去分析，用更宏觀的視角看待問題。

比如，我最初做研究時發現，在中國，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的結婚率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但后來我發現，在美國，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的結婚概率反而更大，這就加入了跨文化的視角，讓我能理解女性在不同社會中的生存狀態，也能更加辯證地理解婚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對個人生活所賦予的意義和所產生的影響。另外，我認為讀博本身也是自我賦權的過程。讀博的這五六年時間，是非常寶貴的可以靜心鉆研、探索問題的階段，也是一個明確自我身份、思考如何度過人生的良好契機。

作者：楊敏，原載于《留學》雜志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