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體量最大”到“質量最強”,這場三年之約藏著深圳寶安基礎教育的野心。4月8日,深圳寶安與中國教育學會簽署第二期合作協議。這不是簡單的“續約”,而是一個擁有55萬在校生、全國區縣最大教育體量區的“二次創業”——從“追規模”轉向“塑品牌”,從“補短板”邁向“做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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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這是繼2019年12月以來雙方共建第一期教育現代化實驗區后的再次攜手,標志著雙方戰略合作正式邁入深化拓展、系統攻堅的新階段。
高規格的“教育會診”
啟動儀式上,專家組名單本身就說明了分量: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楊銀付,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主任、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政濤,中國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上海市教育學會會長尹后慶,中國教育學會副秘書長羅濱,上海市閔行區二級巡視員惲敏霞,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朱益明,江蘇省南菁高級中學原書記楊培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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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名單的“含金量”在于實戰派與學術派的結合。既有政策制定層面的頂層設計者,也有一線治校經驗豐富的“掌舵人”。寶安要的不是“掛名指導”,而是真正能落地的解決方案。
簽約后的兩場專題報告,主題設置頗有深意——楊銀付講《“十五五”時期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發展的著力點》,尹后慶談《新優質學校的價值追求與現實關照》。一宏觀一微觀,一政策一實踐,精準對應了寶安當下的雙重需求:既要接天線,也要接地氣。
第一期合作,寶安教育得到了什么?
寶安區教育局局長王曦總結了四個方面,分別是高端智庫精準賦能、課程改革持續深化、領軍力量加速成長、品牌效應不斷放大。更值得細究的,是數據背后的結構性變化。
10所“種子校”累計接受500余場專業指導,產出雙月報13期;實驗校教師獲市級及以上獎項661人次,立項市級以上課題51項;寶安借此獲評廣東省基礎教育課程教學改革深化行動實驗區等20余項稱號……
這些數字的關鍵不在于“多”,而在于“系統”。中國教育學會帶來的不僅是專家資源,更是一套“學會—大學—政府—學校”的四維協同機制。這種機制讓改革從“運動式”轉向“浸潤式”,從“盆景”變成“苗圃”。
一個細節值得注意,第一期形成的《寶安區教育高質量發展戰略咨詢報告》,直接轉化為《寶安區推進教育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方案》。智庫成果進入政策鏈條,這是許多教育合作難以實現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期五大任務,藏著哪些新信號?
對比兩期方案,任務設置的變化耐人尋味。第一期側重單校突破、點上示范,第二期升級為集群共進、區域帶動;學段覆蓋從聚焦義務教育,擴展到新增普通高中提質;隊伍培養從骨干教師、教研員,轉向強化教育管理人員;成果產出從實踐探索,轉向系統提煉、全國推廣。
關鍵信號一,高中教育成為新戰場。寶安現有605所辦學單位,普通高中教育更是區域教育整體競爭力的重要體現,也是第二期建設要重點突破的關鍵領域。第二期明確將“聚焦普通高中,探索學校特色發展與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新路徑”“特色發展、內涵發展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列為重點,瞄準的是區域教育整體競爭力——這是從“優質均衡”向“品牌塑造”躍升的必經之役。
關鍵信號二,從“培養教師”到“鍛造干部”。任務四是“教育管理人員能力提升”,這個調整極具現實針對性。寶安教育體量龐大,校級管理者的專業判斷力直接決定改革成色。讓“關鍵少數”先強起來,是以點帶面的治理智慧。
關鍵信號三,成果導向的“寶安模式”。多次出現“可復制、可推廣”“全國引領性”等表述。這意味著,第二期的目標不僅是自己做得好,更要成為方法論輸出者——這是“教育強區”的題中之義。
為什么選在“十五五”開局之年?
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寶安此時啟動第二期,時機選擇經過精密計算。就政策窗口而言,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發布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正式發布,區域教育改革需要與國家頂層設計同頻共振。借助中國教育學會的國家級平臺,寶安可以更快將地方實踐上升為國家話語。
在發展階段上,寶安教育剛通過“全國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區”驗收,“均衡”之后是“優質”,“優質”之后是“品牌”。第二期建設的三年周期(2026—2029),恰好覆蓋“十五五”前半程,是承前啟后的關鍵期。
而競爭態勢方面,深圳各區教育競爭白熱化。寶安要突圍,必須找到差異化的戰略支點——與中國教育學會的深化合作,正是其“借智登高”的差異化路徑。啟動會上,王曦的表述值得深思:推動寶安教育實現“由經驗驅動向專業引領、由局部探索向系統建構、由追趕發展向內涵提升”的深層次轉變。三個“由……向……”,勾勒出一個教育大區的自我改革。
長周期教育改革的復利與定力
在深圳,教育競爭從來不只是學校與學校的比拼,更是區域發展模式的較量。寶安的選擇,代表了一種典型路徑:以國家級學術資源為杠桿,撬動區域教育系統的整體升級。這種模式的成本不低——“十四五”期間寶安教育經費投入約740億元,較“十三五”增長42.69%。但更大的投入是時間成本——一期合作從三年延到五年,二期再定三年,這種“長周期”本身就需要定力。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期方案中專門設置了“成果培育和推廣”任務。這意味著,寶安從一開始就在計算改革的“復利”——不僅自己受益,還要成為樣本。這種“功成不必在我”的謀劃,或許正是“教育強區”的真正內涵。
三年后再看寶安,或許能回答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問題:一個超級教育大區,如何優雅地轉身?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謝粵蕾
受訪單位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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