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與共產黨來往秘事

來源：選自《杜維善口述歷史》

作者：杜維善

我父親到了香港以后，章士釗親自來香港勸我父親回去，我父親沒有答應。其實他回去是沒有用的，財產已經沒收了，要他和他的門徒學生們做生意，我父親能接受嗎？絕對不可能。章行老的身份特殊，他不是做生意的，是個政治家，而且他和毛主席是同鄉、師生關系，有毛主席的關系做后臺。

當年我父親借給行老兩萬大洋的事情，我們家里人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八十年代我回上海，見到杜公館的老賬房黃國棟，是他親口告訴我的這件事，他應該是聽他父親或者最早的賬房先生說的，因為他父親黃文祥是杜家的賬房，他父親去世后，黃國棟擔任杜家賬房先生。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舊上海的幫會》，是我父親的得意學生朱學范題寫的書名。書中有《杜門話舊》一文，由黃國棟口述、羅醴泉整理。里面講道：

“我在二十四歲那年到杜月笙家任總賬房，距今已有幾十年。我之所以能夠進杜家去，是由于我父親的關系。我父親叫黃文祥，是水果行出身。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后，上海各界頭面人物都去祝賀。我父親也去了，見到了杜月笙，后來杜讓我父親一星期以后去杜公館，有事商量。我父親去了以后，就讓原來管賬的楊漁笙把賬房的鑰匙交給了我父親，讓我父親立即做杜家的賬房。后來父親中風去世后，就讓我接任我父親的工作作賬房，一直到解放前。”

我那次見到黃國棟，當時他剛剛從西北下放勞改回到上海，他見到我后，老淚縱橫，說沒想到我們這一輩子還能夠再見到面！黃國棟是從浦東老家來杜家的，他父親和他的弟弟黃國樑一直在杜家，我們就像家里人一樣，他下放勞改也是因為杜家的原因。黃國棟父子都是杜公館的賬房，我父親和杜家所有重要的金錢往來，都是經過他們的手。當時的兩萬大洋是很大的一筆錢，行老那個時候沒有那么多的錢，跟我父親的關系很近，錢是我父親交代賬房經手給的行老。當時，黃國棟與我談到這件事，是講到我父親以前花錢出手很大方，以及與共產黨的關系時，順便提到了早年行老借錢的事。

我父親一直非常尊重行老，他們的關系很好，我父親曉得行老自己不可能用這么多錢，也知道給誰的。我父親有個脾氣，他借錢給別人，從來不問要干什么，別人跟你借錢，一定有難處，不必多問。比方講，今天跟我父親借五百塊錢，我父親給你，但是我父親不愿意聽你這五百塊錢干什么，做什么是你的事情，我只把錢借給你好了。

我父親對章士釗有一種非常兩面的態度，他很尊敬章行老，但是曉得章行老是共產黨。我父親的很多事情是通過章行老與共產黨聯絡的，章行老在重慶汪山時，跟周恩來見過面。行老一家跟我父親、跟杜家在一起的時間很長，關系非常近。行老夫人殷德貞，在我們家的地位很高，我們都很尊重她。她也喜歡聽戲，跟孟小冬、我母親都很要好，反而跟二樓太太、三樓太太遠些。我有一張照片，孟小冬與殷德貞的合影，殷德貞坐在沙發上，孟小冬站在旁邊，可見章太太在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二姐就一個兒子，叫金祖武，這個名字，就是通過章夫人請章行老起的。后來，章行老去世后，章夫人殷德貞把章行老經常使用的一個硯臺“孤桐用硯”，送給了我作紀念，這個硯臺現在還在我這里。因為在抗戰時，我在汪山為行老研磨習字，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

我父親與潘漢年的關系非常好，主要是因為上海地下黨的事情。潘漢年不是恒社的，有人說他是恒社的，據我曉得他不是恒社的。1937年10月，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希望我父親能夠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力量，我父親當時擔任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主席，于是，后援會就向八路軍、新四軍將士捐贈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支持共產黨的抗日行為。我父親還出資購買第一個介紹毛澤東和延安紅色根據地的書籍《西行漫記》和左翼進步書籍《魯迅全集》，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支持抗日宣傳。

關于《西行漫記》的出版，我后來看到《世紀》雜志1994年第1期，署名陳夢熊寫的《杜月笙與〈西行漫記〉》一文，專門講到了這本書第一次在上海出版中文版時，我父親資助的事情。按照這篇文章的記述，1938年2月，《西行漫記》的中譯本是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復社”印刷發行的。當時，為了出版這本第一次詳細介紹解放區延安的書籍，胡愈之與上海的地下黨聯絡，組織了包括胡愈之自己在內的十一位專家學者，加班加點，在一周之內，把這本書從英文翻譯成中文。為了籌措印刷經費，當時動員了很多進步人士和圖書館預定，但是仍然達不到開印的數量，所以，資金不足，無法印刷。就在這個緊要關頭，我父親通過他熟悉的上海地下黨員，得知了這個消息。當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我父親也非常想了解遠在延安的共產黨人的情況，就主動提出訂購五百本《西行漫記》，于是，這本書很快就成功地印刷發行了。這本書在當時的“孤島”上海發行，對國統區，以及海外人士進一步了解真實的延安和共產黨有很大的幫助。我父親還把一些《西行漫記》書籍，蓋上他名字的印章，送給了一些圖書館，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陳夢熊的這篇掌故筆記就記載了這件事情。

有人傳說這樣一件事情，就是我父親離開上海到香港時，寫了好幾封信，留給了上海的管家賬房先生黃國棟，萬一有什么麻煩的事情，就去找誰誰誰，其中有封信就是寫給潘漢年的，上海解放后，潘漢年是副市長。據我所知，沒有這回事，那個時候，上海的家里會有什么事呢？政府要拆房子，照樣拆掉，要沒收房子，照樣沒收，你找潘漢年有用嗎？沒用的。我父親的學生、最好的朋友之一，朱學范都沒有辦法。這是國家的事情，不是個人的事情。

潘漢年、揚帆的案子跟杜家有關系，因為他同我父親的關系一直很好，解放后，毛主席希望我父親回來，毛主席讓章士釗和潘漢年去找我父親，要我父親回來。但是，他們兩個都沒有勸說成功，我父親最終沒有回上海。有一次在香港，章行老無意之中談到了潘漢年，估計是潘漢年沒有做好毛主席讓他邀請我父親的統戰工作，所以毛主席對潘漢年不滿意，這是一種說法，但事實是不是這樣子的，就不曉得了。

在杜家還有一位非常特別的座上賓，楊度，楊晳子。說他特別，是因為他是孫中山與黃興認識的介紹人，袁世凱復辟時“籌安會”理事長，擔任多個北洋軍閥的高級幕僚長，最重要的是他后來棄暗投明，秘密加入共產黨，他還積極營救李大釗、邵飄萍、林白水，在上海加入“自由大同盟”和“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等左翼社會團體，長期協助共產黨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工作。

我父親自幼讀書甚少，向來敬重讀書人，一直資助楊度，保持與楊的密切往來。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的時候，盛情邀請楊度擔任祠堂典禮的文書處主任，主管典禮過程中一切繁縟的筆墨文書、禮儀程序等事宜。近花甲之年的楊度傾力相助，親自撰寫了《杜氏家祠記》，并請鄭孝胥題寫，作為兩人合作送給我父親的隆重賀禮，儀式后不久，勞累過度的楊度，舊病復發，在上海過世。楊度多次當面規勸我父親，不要再為國民黨蔣介石賣命。

我父親還收了一個特別的徒弟金山，我父親對這個從東北來的徒弟的身份與使命，絕不會一無所知。金山，早年到上海求學，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主要從事戲劇電影創作，曾主演《夜半歌聲》《狂歡之夜》等影片。抗戰爆發后，他率領救亡隊深入內地演出。抗戰勝利后，為了聯系工商、金融、政界要人，金山獨自來到上海，與我父親取得聯系，結為師徒，得到我父親的很多幫助。很多人認為金山是我父親的“關山門徒弟”。在幫會中，“開山門徒弟”與“關山門徒弟”的地位最為特別，通常被視為最得意的門生。但是，我認為金山可能只是一個普通學生弟子而已。我想，我父親應該知道金山是地下共產黨員，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地下黨員，是地下黨中很重要的角色，我父親與共產黨的一些事情也許是透過他來辦理的。

在抗戰和后來，我父親還與其他的地下黨員，都有過很多接觸。有些事情，外面不了解，比方講，在國共打仗到了最后的時候解放戰爭時期，淮海戰役快要打起來了，我父親把一些地下工作者放走了。如果把這些人送給警備司令，那一定是被槍斃。我去上海的時候，聽統戰部的張承宗部長講了上海地下黨的事情，我父親救了很多人。張部長是上海的老地下黨員，他知道這些事情，并親口跟我講的。寫我傳記的鄭重先生，他也知道我父親與共產黨來往的很多事情，尤其是與地下黨人的接觸，他是從統戰部那里了解到的，反而我們大都不曉得。

上海解放前夕，我父親在上海與地下黨來往更多了，除了陳毅、章士釗、潘漢年，還有周恩來的親戚。黃國棟曾經告訴我，抗戰勝利到上海解放前，有一個特別神秘的人經常出入杜家，跟我父親來往很頻繁。在黃國棟的回憶文章里也講到了這件事，說我父親在重慶收了一個姓周的門徒，當時他用的是化名。回到了上海，我父親把這個門徒介紹給周祥生，在祥生汽車公司工作。平日周祥生來拜訪，我父親常常不見，但是這位姓周的先生來，立刻接見，并且告訴賬房黃國棟和茶房徐濤生，只要周來，就讓他進去，不要阻攔。這件事，當時都覺得奇怪。后來，黃國棟在解放后的上海又見到這個神秘的周姓先生。黃國棟回憶說：解放初，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西藏路遇到了這位姓周的先生，他當時坐在小汽車里，看到我，就在西藏路邊停下，下來跟我握手交談，感謝我過去對他的照顧，并說了他的原名叫周恩霔，是周恩來總理的堂弟。周恩霔解放以后，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1983年去世。另外，周恩霔也是京劇票友，喜愛京戲。

我父親與共產黨高層人士也有接觸。1949年初，由于戰爭影響，秦皇島解放區的煤炭困在港口，上海的許多輪船由于缺乏燃料而不能航行。當時的我父親是中國海事建設協會主任委員、全國面粉公會理事長。我父親就主動與共產黨聯絡，提出用上海面粉換煤炭的建議，2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回復電報，對我父親的建議表示贊賞和同意，電文說“恢復華北、上海間航運、以利生產之發展極為必要”。當時的上海，國民黨嚴密控制，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實現了國統區與解放區的首先通航通商，以煤炭換面粉，解決了雙方的燃眉之急，后來中共對這次主張通航給予正面評價。

其實，在我父親的眼里，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中國人，這是他最主要的一個看法。在抗日的時候是這樣的，后來也是這樣的，他不會去討好國民黨，也不會去得罪共產黨。抗戰的時候，我父親周旋于各方勢力之間，為了抗日，聯合各種抗日的力量。在上海幫助軍統特工開展工作，也同時幫助共產黨的地下黨開展工作，還利用汪偽政權中的很多熟人，比方講周佛海、陳公博、褚名誼，還有日本人，通過徐采丞接觸的日本人，所以，我父親那個時候，在國民黨軍統、共產黨、汪偽七十六號和日本人之間建立各種關系，從中斡旋，為抗日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