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專業建設，在變局中開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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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攝影、漫畫……曾經的“熱門專業”撤銷了？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傳媒大學“撤銷16個本科專業與方向”的消息引起廣泛討論。該校黨委書記廖祥忠在回應輿論關切時表示，中國傳媒大學通過實施“關停并轉、升級改造、規劃設計、重點建設”四個一批專業建設，過去8年間已完成全校專業結構的整體更新，并布局智能影視、智能媒體等新型交叉專業，提前為應對AI挑戰奠定基礎。

AI大潮襲來，大學本科專業需要更新迭代與深層調整，日益成為共識。面對培養內容明顯“過時”的專業，應選擇“撤”“并”還是謀求“轉”？新專業建設如何在學科傳統、前沿方向、市場導向的重疊與差異間找到方向，培養與數智變革相適應的人才？課程體系重構、師資隊伍提升、評價體系改革又需要哪些新思路？《光明日報》記者進行了采訪。

“增減并轉”幅度大，呼應產業轉型與社會期待

對既有專業做“大刀闊斧”式的增減并轉，中傳不是個例。

記者注意到，近一兩年,多所綜合型院校也曾撤銷或停招本科專業，如山東大學2025年宣布27個本科專業暫停招生，撤銷10個專業，既包括土木工程、世界史等傳統學科專業，也涉及電子信息工程、物流管理等應用型專業；四川大學2024年發布的擬撤銷本科專業公示名單中，音樂學、表演、動畫、廣播電視學等31個專業在列。

“既做前瞻布局的‘加法’，近五年果斷增設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等9個急需特需的新工科專業；也堅決做刮骨療毒的‘減法’，淘汰了汽車服務工程、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等4個與區域產業需求脫節的老舊專業。”洛陽理工學院副校長王新武告訴記者，面對人工智能掀起的產業結構與人才需求浪潮，洛陽理工實施專業“鍛強重塑”工程，立足建材等傳統行業特色，持續打造綠色建筑材料、先進裝備制造等5個特色專業集群，“優化后，理工科專業占比65.5％，還新開設了8個跨學科的微專業，為新質生產力蓄力儲能”。

“從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視角來看，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本科專業調整不僅僅是高校內部的改革，更是國家戰略層面推動教育體系與科技革命、產業變革深度融合的重要舉措。”常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徐高明認為，其動態調整應堅持“存量升級”與“增量布局”并重原則。

徐高明表示，對于培養內容“過時”專業，不宜簡單“一刀切”，“如果該專業所在的學科基礎扎實，應優先考慮‘轉’——即用數智技術對其進行全面改造升級；如果該專業本身已缺乏生命力，且難以融入前沿方向，則應果斷‘撤’或‘并’。”他分析，理性的選擇應基于對科技發展趨勢、國家戰略需求、學校辦學定位三者的精準判斷，確保每一次調整都是對人才培養質量的“淬煉”而非“折損”。

“當前，一些高校對本科專業進行調整，除應對新挑戰，服務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之外，還為了回應社會民生對教育質量和就業前景的現實關切，提升高等教育服務供給的針對性。”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祁占勇認為，專業結構優化調整成功與否不在于數量，而在于能否在服務國家戰略、回應市場變化的同時，凸顯高校自身的辦學傳統和優勢特色。

“問題導向”建專業，將“超學科”思維融入人才培養全程

面對現實挑戰，既有專業如何“轉”？新設專業如何建出成效？

徐高明分析，高校須跳出傳統的“學科本位”思維，轉向“需求導向、能力本位、交叉融合”的育人新范式。“一要以‘問題導向’重構知識體系。傳統‘學科導向’關注的是知識體系的完整性，而新專業應關注如何解決復雜問題。二要夯實學科根基，延展技術觸角。處理好學科傳統之‘根’和前沿方向之‘葉’的關系。”

徐高明舉例，如中國傳媒大學布局的“智能媒體”，并非簡單地“為新聞學開幾門編程課”，而是從“信息傳播與智能技術融合”這一核心問題出發，重構了從內容生產、分發到交互的全鏈條知識體系。復旦大學、中山大學近年來多個“A+B”雙學士項目獲得成效，關鍵也在于確保了兩個學科基礎課程的深度與廣度，再通過交叉融合課程從而實現“1+1>2”的效果。他說：“例如，‘統計學+計算機’培養的不僅是‘會編程的統計學家’，更是具備數據思維的人工智能人才，讓深厚的統計功底賦予學生面對技術迭代的長久競爭力。”

祁占勇認為，長期以來高校多按照學科自身的知識發展邏輯來辦專業，即“學科導向”。“這種模式當然有其價值，但時間一長，容易形成相對封閉的學科壁壘，畢業生也很難應對現實中復雜的、跨領域的問題。當下，要從單一的‘學科導向’轉向‘問題導向’，就是圍繞現實中的真問題來組織教學和科研，讓不同學科的知識自然融合，催生出新的學科生長點。但要注意，這并不是否定學科的基礎性作用，也不是要把學科傳統‘推倒重來’，而是在尊重學科知識體系的基礎上，讓不同學科之間更多地協同、交叉、滲透，把‘超學科’的思維方式真正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

那么，實現這些目標有何實操路徑？

祁占勇分析，新專業處理好學科傳統、前沿方向、市場導向的關系，關鍵就在于推進兩個“融”：科教融匯、產教融合。“第一，高校、科研院所、企業要合作培養人才，改變過去高校關起門來自己定方案的模式，而要讓用人單位、研究機構提前介入，共同商量培養什么人、如何培養人。第二，將科研過程引入教學環節，推進‘教學學術化’，使學生不再停留于被動接受知識，而是作為科研協作者直接參與前沿研究項目，在接觸‘真問題’中培養批判精神、創新思維和跨學科能力。第三，把產業界遇到的真實技術難題搬進課堂，把工程師請進課堂、實驗室，甚至直接把課堂開到車間里，讓學生在校期間就能感受到市場需要什么、技術痛點在哪里，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總之，要在學科傳統與時代需求之間找到平衡點，把科研的力量、產業的力量轉化成育人的力量。”

治校能力迎“大考”，以專業升級帶動新生態培育

采訪中，不少專家坦言，人工智能趨勢下的本科專業調整，也是對高校治理能力的一項綜合性“大考”。建設適應數智變革的新專業，在課程體系建構、師資隊伍建設、培養平臺搭建乃至評價體系改革上均急需新思路新方法。

在洛陽理工學院，新專業建設已初顯成效：該校全面實施了“AI+”課程體系改造，以1門《人工智能通識》課程夯實基礎，各專業開設多門深度融合大數據、物聯網等數智技術的專業課，并打造“AI+”集中實訓環節；構建了教師“外引內培”機制，通過校企共建培養基地，直接把骨干教師派到行業龍頭企業掛職，接觸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應用場景；大力推進機器人學院等現代產業學院建設，組建了校企聯合教學團隊，硬性要求行業企業導師承擔不少于30％的實踐課程，提升畢業設計“真題真做”的比例。

“建設適應數智變革的新專業，在課程體系重構上，可設計若干跨學科的能力模塊，如數據思維模塊、智能技術模塊、場景應用模塊等，讓學生按需選擇。在教師隊伍建設上，可推動教師跨界合作，鼓勵不同學院、不同學科的教師聯合開設課程、共同指導項目；同時，讓產業界的工程師、技術總監走進課堂，讓青年教師定期到企業掛職鍛煉，促進‘雙師型’隊伍常態流動。在培養平臺搭建上，要走向場景開放、資源共享，如推動高校與科研院所、頭部企業共建聯合實驗室、產業學院、創新工場等，重視虛擬仿真實驗、遠程實景課堂等數字化平臺建設。在評價體系改革上，要關注過程增值，增加項目制考核、團隊協作表現等過程性評價的比重，并且引入行業導師評價、同伴互評與自評等制度，重點關注學生入學與畢業之間的能力增量。”祁占勇建議。

王新武坦言，在專業建設轉型深入推進的“深水區”，面臨幾塊難啃的“硬骨頭”：其一，資源投入與運維資金存在缺口：無論是全面搭建智慧教學環境，還是校企聯合開發高質量的實訓資源庫和工程案例庫，前期資金投入較大，后續也面臨較高常態化運維成本；其二，教學、管理與服務一體化的數字生態仍有斷點，內部機制協同與數據壁壘亟待破除；其三，師生數字素養仍有待提升，面對日新月異的AI技術，部分師生的理解與運用還停留在“工具應用”階段。

“面對資源投入與運維資金缺口，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可設立‘人工智能賦能專業建設’專項引導資金，采取‘省級統籌、校地共建、企業參與’的多元投入機制，對于共建實訓資源庫和案例庫，按實際投入給予獎補，并鼓勵高校通過社會服務滿足運維成本所需；面對內部機制協同與數據壁壘，可建立校級統籌的工作小組，推行‘首席信息官’制度，建立跨部門聯席工作機制，將數據協同成效納入部門年度考核；面對AI素養短板，可面向教師開展‘AI+專業核心課程’融合研修，設立專項教改項目，鼓勵教師將AI深度融入真實教學場景，以用促學、以賽代練。”徐高明期待高校主動作為，讓專業調整成為重塑學校治理體系、教學范式和文化生態的契機與抓手。

本文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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