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周總理一紙命令，向守志不當大軍區參謀長，改行當校長

當年熱衷于“打得井噴炮火、沖得最前一線”的向守志，剛在高等軍事學院完成三年深造，手中握著即將上任武漢軍區參謀長的推薦函。此時，軍區司令陳再道與政委譚甫仁都以為“向軍長回漢口已成定局”，誰料電報一到，局面驟變。兩人連夜把他叫到司令部，相勸再三。“你是帶兵行家，跑去管教案書桌，不屈才嗎？”陳再道語重心長。向守志默然，心底卻已拿定了主意。

回顧他的從戎路，1934年參加紅軍，翻雪山、過草地，神頭嶺浴血奮戰，抗美援朝更是一戰成名。戰功、資歷、聲望，樣樣拿得出手。正常的晉升曲線，確應在大軍區大展拳腳。可現實是，彼時新中國亟需快速培育導彈骨干。面對核威脅，不掌握制勝法寶，前線就算再勇猛，也難以撼動戰略天平。

在北京討論任命時，周總理與羅瑞卿交換意見。羅總長一句“非老向不可”促成最終拍板。周恩來考慮到向守志既有實戰經驗，又在高院系統學過火箭、核基礎，正是奠基導彈教育的合適人選。就這樣，軍區參謀長的光鮮職位被一所“名不見經傳”的炮校取而代之。

火車駛向關中平原的那一夜，軍號聲遠去，車廂里昏黃的燈泡搖晃。老戰友送行，囑托聲此起彼伏。向守志握住車窗外的手，只留下四字：“國家要我。”列車汽笛長鳴，把他的軍功章也一并帶向西安。

落腳校園才知艱難。操場是荒地，彈坑未填；教材是空白，儀器寥寥；教員多數僅懂常規炮，誰也沒摸過導彈。向守志站在破舊教室門口，環視四周，沉聲一句：“從零開始，不丟中國軍人的臉。”

他先抓課本。把蘇聯顧問留下的技術資料拆開，補上在高院的所學，再邀請北大、清華、哈軍工的教授補漏。半年過去，第一批《導彈結構》《制導原理》等講義油墨未干就進了課堂。有人擔心錯誤百出，他微微擺手：“先有框架，才能裝知識，錯了再改。”

器材更是難題。采購費受限，他撥通老戰友電話，鐵路部門給助手，機械廠拆舊件，兵工廠捐儀表。西安城外的廢舊倉庫被他拉去改裝成“操作大樓”。當地農民看見高墻深院，只當又一座普通軍校，哪里知道里面豎著剛運來的導彈殼體。

1962年盛夏，羅瑞卿陪同朝鮮國防部長金光俠到校觀摩。樓頂的防汛帆布下，學員們快捷起豎、對號入座，十幾分鐘完成全套流程。金光俠看完連說三聲“驚嘆”。送行前，羅瑞卿問向守志有無難辦之事。他當場提出兩條：其一，“校”改“院”；其二，實施“拔青苗計劃”，直接從名校挑尖子生做后備教員。羅瑞卿答“同意原則，回京匯報”。幾周后電話打來：“周總理批準，想要哪所大學自己去談。”

借此東風，學院派人奔赴北大、南開、同濟，一次帶回十余名青年講師，還請來了北航流體力學專家王列。飯堂年夜飯，向守志把王列請到主桌，親自為他盛了一碗熱騰騰的臊子面，笑言：“先生先動筷，我們后生再吃。”教員優先制度，自此寫進院規。

1963年秋，學院二營負責編列首發國產地地導彈。出征前夜，西安細雨霏霏，營房燈火通明。向守志走上操坪，向官兵攏袖敬禮：“一次成功，就是民族脊梁的一磚一瓦！”列車西行，越太白山，入河西走廊，終點是酒泉。

10月25日，凌晨寒意透骨，指令臺亮起紅燈，二營完成點火測試，成功率百分之百。九天后再次發射，導彈劃破暗夜，留下一道白焰。消息傳回西安，他只獎了兩個土豆，“國家暫時窮，可咱的志氣不能窮。”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呼嘯而起；次年9月，中央軍委決定組建獨立的戰略導彈領導機構。向守志奉命北上，出任軍委炮兵副司令員，肩負籌建導彈部隊重任。他與張愛萍、吳克華踏勘山川，依“山、散、洞”方針選布陣地。車輪滾過太行密林，也駛入西南深溝，挑選最隱秘、最安全的火箭軍家底。

有人問，為何舍熱鬧的陸軍，甘心去荒山大漠“打地基”？向守志只回一句：“守芝已去，守志當行。”當年在延安，毛主席送他“守芝”之名；此刻他把“芝”改為“志”，志向系于萬里長空。

1960年那道任命書像一聲集合號，把一個陸戰名將引向科研教學的前線。他走進教室，也走進大漠，既握粉筆，又握羅盤。多年后，東風系列列裝，背后那一串腳印，始終清晰——從白手起家的西安炮兵學校，到山洞深處的戰略導彈部隊，向守志用實際行動證明：戰功不只寫在戰場，也可以刻進課堂與實驗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