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協調發展：“十四五”回顧與“十五五”展望

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21, No.2, March-April 2026

Title

經濟協調發展：“十四五”回顧與“十五五”展望

作者簡介

李曦輝1 陳景昭*2 吳涵1

1中國海洋大學經濟學院

2石家莊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摘要：面對新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在原有基礎上進行再探索。“十四五”時期是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首個五年規劃階段，而“十五五”時期則是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全面深化推進的關鍵階段。在總結“十四五”時期中國發展成就的基礎上，開展對 “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前瞻性研究，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本文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根本遵循，聚焦于協調發展理念進行深入闡釋與實踐解析，通過構建區域協調、陸海協調、國內國際協調和實體虛擬協調四個維度的分析框架，系統分析中國經濟的協調問題，進而把握其未來發展的內在邏輯和總體趨勢。這不僅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系統性總結與理論凝練，更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場域的現實檢驗，為未來經濟發展方向提供了理論依據與實踐指引。

關鍵詞：中國經濟；“十四五”；“十五五”；協調發展

“十四五”時期是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首個五年規劃階段，“十五五”時期是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全面深化推進的關鍵階段。系統總結“十四五”時期中國發展的成就，并對“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進行展望，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十五五”時期，需繼續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國民經濟實現均衡與協調發展。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經濟發展既展現出新的趨勢和機遇，也面臨新的矛盾與挑戰。對此，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一理念為我國明確了發展思路、發展方向與發展著力點，深刻回應了新時代中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的重大時代課題。新發展理念涵蓋五個既相互關聯又各有側重的維度，其中協調發展致力于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理念，協調發展雖為新近明確的概念，但其內涵根植于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我國區域發展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積累，更是習近平治國理政經驗的凝練、升華與積淀，該理念歷經從“弱鳥可望先飛”到“山海協作工程”再到“區域協同融通”的完整演進脈絡（凌永輝，2025），展現出清晰的歷史邏輯與實踐延續性。因此，牢牢抓住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協調”這一關鍵著力點，才能有效引領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向，進一步保障其行穩致遠。

一、區域協調的“十四五”時期成就與“十五五”時期展望

“十四五”時期， 面對國際國內環境發生的深刻復雜變化，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協同攻堅，穩步推進，“十四五”規劃主要目標任務已高質量完成，為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良好開局。“十五五”時期是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承前啟后的關鍵五年，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重要階段，科學謀劃和扎實實施“十五五”規劃，事關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為科學編制“十五五”規劃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協調發展是我們黨在帶領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寶貴理念。協調發展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我們應對發展形勢、做好我國經濟社會工作的重要原則（習近平經濟思想概論編寫組，2025）。因此，充分貫徹和運用協調發展理念，是保障我國經濟社會建設的重要方法論。協調發展可以從區域協調、陸海協調、國內國際協調和實體虛擬協調四個維度展開探索。其中，區域協調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基礎性工程。

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區域協調不僅是推動經濟均衡發展的現實需求，更是實現社會再生產結構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出發，區域差異源于生產力分布、資源稟賦、產業結構以及人口結構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既有歷史性，也具備通過制度與政策進行調整的可能性。我國的區域協調發展是一個動態演變過程。自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國家以解決落后生產力為核心目標，在國家安全與工業化需求的雙重作用下，實施了向內陸傾斜、均衡布局的發展戰略，通過“一五”計劃和“三線建設”推動中西部工業化，雖然在效率層面存在一定局限，但整體上改善了此前區域發展極不均衡的格局。改革開放以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及效率優先的理念引導下，我國實行沿海傾斜戰略，通過經濟特區、開放城市和開放區域建設，推動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帶動全國經濟高速增長，同時也顯現出區域差距擴大問題。進入新時代，伴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區域協調發展被提升為國家戰略，通過持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區域戰略，逐步形成“四大板塊和四大戰略”的協同發展格局，推動區域向更加協調與均衡的方向邁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李曦輝、黃基鑫，2014）。整體而言，我國區域發展經歷了從初期均衡發展到非均衡發展再到協調發展，最終進入協調發展推進的演進過程。區域協調本質上是在空間結構與社會再生產二者內在相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協調維度，它是確保社會再生 產在超大規模國土空間內順暢運行的重要前提。

（一）“十四五”初期主要涉及區域協調發展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后文簡稱《綱要》）從現代化全局高度出發，將區域協調發展定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基礎性工程，規劃明確提出要“深入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支撐體系。”在“十四五”規劃文本中所闡述的區域協調發展主要內容可概括如表1所示。

（二）“十四五”末期主要涉及指標總體發展成效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后文簡稱《建議》）中明確指出，區域協調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并對“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實施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首個五年規劃期。在此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質量持續提升，在以下六個方面取得顯著成就：經濟總量邁上新臺階、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步伐顯著加快、城鄉區域發展的協調性與平衡性不斷增強、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要進展、對外開放水平穩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質持續改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我國在區域協調發展領域實現重大進展，具體內容詳見表2、表3及表4。

結合表2中的數 據，可以從趨勢、結構與差異程度三個維度，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協調狀況進行如下分析：

第一，從增長趨勢看，各區域經濟呈現同步增長態勢。2018—2024年，東部、西部、中部、東北及全國經濟規模均保持持續擴張，未出現明顯的經濟收縮或持續停滯，表明各大區域板塊在觀察期內共同處于經濟上行周期。全國增速均值為6.34%（加權平均值），其中東部6.36%、西部7.17%、中部5.99%、東北4.80%，整體增速分布在4%—7%，未出現“某一區域嚴重偏離全國增長趨勢”的“失衡式增長”，體現出區域經濟發展的整體同步性與穩定性。

第二，從增 長差異看，區域增長呈現出具有補償性的協調發展特征。西部平均增速（7.17%）高于東部（6.36%）和全國均值（6.34%），反映出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基礎設施投入以及新能源等產業布局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顯著，落后地區通過更高增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追趕式發展”。中部地區增速（5.99%）與全國水平基本持平，符合國家“中部崛起”戰略，說明中部地區已成為承接產業轉移、支撐全國平衡發展的重要區域。東北地區雖增速較低（4.80%），但仍保持穩定增長，未出現斷崖式下滑，說明東北振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支撐作用。

第三，從區域格局看，經濟梯度結構呈現出逐步優化的特征。經濟總量仍呈現“東部領先、中部次之、西部隨后、東北較小”的格局，這符合我國長期形成的經濟地理結構，伴隨西部較快的增速與中部穩定的增長，降低了因增速不均導致的“差距擴大風險”。據此可以判斷，區域差異正逐步從“速度不均衡”向“增長趨同”轉變。

以上分析說明，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東部創新引領）發揮了明顯的聯動效應。區域發展并非“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而是“共同增長”與“差異化補償”并存的良性互動，表現為更高層次的協同發展態勢。表2顯示的不是區域間的“絕對均等”，而是在保持總體經濟增長的基礎上，通過西部地區相對更高的增速、全國各區域增長區間的整體接近和穩定結構，體現出我國經濟發展逐步走向更加協調的區域均衡化發展趨勢。

結合表3及表4中的數據信息，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協調性進行分析：

第一，從整體趨勢看，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多區域同步增長、結構穩定且逐步趨向均衡優化的特征。全國各區域GDP總量在2019—2024年保持持續增長，表明并非“部分區域增長、其他區域衰退的割裂狀態”，而是呈現出全國聯動的增長格局。各區域占全國比重基本穩定、波動幅度極小，未出現“某一區域過度吸納資源、其他區域明顯受到擠壓”的失衡態勢。2024年，各主要板塊經濟占比仍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結構水平（長江經濟帶約占46%，黃河流 域約占21%，長三角地區約占21%，京津冀地區約占8.5%，粵港澳大灣區約占12.7%，成渝地 區約占6.4%），體現出區域經濟結構的相對均衡。這說明我國區域經濟格局并未出現“極化加 劇”的趨勢，而是處于結構穩定、協同演進的良性狀態。

第二，從重點板塊來看，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協調性依舊明顯。長江經濟帶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干帶，其區域輻射功能穩定發揮，占全國比重長期維持在45%—46%，2024年回升到46.03%，表明該經濟帶作為全國經濟主體穩定增強的同時，并未“過度集中化”，而是保持合理主導地位，對全國起支撐與帶動作用。黃河流域作為中西部支撐帶，其經濟發展持續增強，比重從21.24%（2019年）到21.45%（2024年），呈穩中有升的態勢，表明國家“黃河戰略”“能源—生態—產業協同發展”等政策效果逐步顯現，中西部并非邊緣化，而是在全國格局中的地位逐漸增強。京津冀作為首都經濟圈，其占全國比重總體穩定在8.5%左右，且經濟總量持續增長，表明區域整體能級提升，增長穩定有序，并未出現過度集中現象。長三角作為世界級城市群，在保持強勁增長的同時逐步進入穩定發展階段，占全國比重基本維持在20%—21%，說明其高質量發展轉入穩定期，實現從“速度領先”轉向“結構優化、輻射全國”的協調態勢。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歷波動后回升，占全國比重先降后升（從13.86%下降到11.88%，再回升至12.27%），反映出其在外部環境沖擊后恢復能力強，創新與開放優勢得到鞏固，占比穩定，并未出現過度極化現象。成渝地區作為國家培育的新增長極，其經濟地位穩步提升，占全國比重從6.20%穩步上升至6.46%，是最能體現“協調發展”的重要例證。

第三，從發展趨勢看，我國區域經濟格局并非簡單的“東強西弱”，而是呈現出梯度優化與多極支撐相結合的特征。東部三大引擎（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占全國比重總體保持穩定，區域一體化水平持續提升，且未出現過度集中化的趨勢，發展更趨理性。中西部戰略區（長江經濟帶、黃河、成渝）所占權重穩中有升，逐步形成“東中西協同、沿海內陸聯動”的發展新格局。綜上，2019—2024年，我國區域經濟呈現出“主體穩定、多極支撐、梯度優化、協同推進”的協調發展格局：東部發達地區保持高水平穩定增長，中西部重點戰略區位權重穩步提升，新興增長極持續增強，區域間既不存在嚴重“極化分化”現象，也未出現結構失衡，體現出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和協調發展政策的顯著成效。

（三）“十五五”時期區域協調發展趨勢

《建議》明確指出增強區域發展協調性、促進區域聯動發展、優化國土空間發展格局、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等重要戰略導向，為“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明確了基本路徑。“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加速階段，經濟發展要著力提升質量與效益，進一步增強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等長遠目標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這需要繼續貫徹新發展理念，繼續充分發揮協調思想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區域協調將在生產力布局優化、國內大循環構建、科技創新體系完善和共同富裕推進等方面承擔更為戰略性的任務。“十五五”時期區域協調發展趨勢與展望可凝練為表5所

示內容。

“十五五”時期的區域協調不僅是政策層面上的調整，更是經濟系統在空間尺度上運行所遵循的結構性邏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區域協調被視為高質量發展、高資源配置效率與比例結構均衡的社會再生產的重要元素。因此，對“十五五”經濟發展趨勢的展望，應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區域發展視角，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空間邏輯、產業邏輯、創新邏輯和制度邏輯，進行系統性、整體性的綜合考量。

二、陸海相協調的“十四五”時期成就與“十五五”時期展望

如前所述，充分貫徹和運用協調發展理念，是我們經濟社會建設穩步推進的重要保障。對協調發展內涵的探索，可以聚焦區域協調、陸海協調、國內國際協調和實體虛擬協調四個維度。其中，陸海協調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通道性和基礎性工程。

建設海洋強國，既符合我國發展規律，又順應世界發展潮流，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選擇。陸海統籌協調發展作為一種重要的新發展理念，強調對沿海陸域與海洋兩大系統的資源利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生態安全和區域政策的統一籌劃。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應遵循因地制宜原則，采取多樣化措施與形式推動陸海統籌，促進區域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郝壽義、倪鵬飛，2020）。黨的十八大提出“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標志著我國在國家層面確立了海洋開發的重要性，并形成利用海洋資源、建設海洋強國的信念與意識。黨的十九大報告提 出“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意味著對海洋的認識持續深化，開始系統推動陸域與海洋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共同促進海洋強國建設從戰略構想走向實踐落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加快建設海洋強國”，彰顯出在發展海洋經濟的同時，更要注重對海洋生態的保護，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來建設海洋強國。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建議》中明確提出：“堅持陸海統籌，提高經略海洋能力，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海洋強國。”這為“十五五”時期乃至更長遠階段的海洋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海洋強國明確了關鍵著力點。

從理論邏輯上看，陸海協調本質上是“流通結構現代化”的集中體現。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框架內，流通時間是資本周轉時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資本周轉速度又直接決定社會總資本的增殖能力。交通通道與港口體系構成生產網絡、貿易網絡運轉的物理支撐。陸海通道是否暢通、陸海要素配置是否協同，不僅關系一國對外開放的層次與范圍，更深刻影響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以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運轉效率。因此，陸海協調不僅具有重要的空間意義，更蘊含著深刻的經濟邏輯與發展理性。

（一）“十四五”初期主要涉及的陸海協調發展內容

《綱要》基于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高度，將陸海協調定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性工程，提出“積極拓展海洋經濟發展空間”。其中圍繞“陸海協調”發展的主要部署內容如表6所示。

（二） “十四五”末期主要涉及指標的總體發展成效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首個五年規劃階段。在此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質量持續提升，“陸海協調”發展理念已從“修路、造港”的工程思維，逐步轉向以“流通體系現代化”為核心的結構性思維。其更加注重通道的網絡性、樞紐的集聚性以及系統的協同性，凸顯了“協調”理念在陸海通道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相關發展成效的具體體現見表7、表8、表9及表10。

結合表7、表8、表9及表10中的數據，可以從總量、結構與協調三個層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陸海協調性進行如下分析：

第一，從總量增長看，陸海經濟呈現協同增長態勢。數據顯示，2020—202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長（約從103萬億元增至134萬億元），海洋生產總值亦同步增長（約從8萬億元增至10.5萬億元），國內三大產業與海洋三大產業規模均實現逐年擴大，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并非僅依賴陸域增長，而是陸域經濟與海洋經濟在同一時期內共同擴張、同向發展，體現了海陸產業在總體規模上的協同性。

第二，從結構比例看，海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保持穩定并逐步優化。海洋生產總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穩定在7.6%—7.9%，表明在整體經濟規模擴張過程中，海洋領域并未被邊緣化，其經濟地位具有結構穩定性。同時，海洋產業動能持續增強、結構持續優化、質量持續提升。海洋第一產業（如海洋漁業、海洋牧場）保持穩定，與陸域農業共同承擔保障糧食安全與資源供給的功能；海洋第二產業（如海洋裝備制造、海洋工程、海上能源）活力增強，與陸域制造業體系形成產業鏈互補與融合，產業發展持續增強；海洋第三產業（如港口物流、海洋交通運輸、海洋旅游、海洋信息服務）持續壯大，與陸域服務業共同構成現代服務體系，推動陸海服務業融合升級。

第三，從協調格局看，陸海經濟呈現出“協同共進、韌性增強”的發展特征。若陸海發展失衡，通常會表現為海洋經濟收縮或占比大幅波動。然而，圖表顯示，我國陸海經濟規模同步擴張、海洋經濟占比保持相對穩定，且經歷階段性波動后呈現回升態勢，說明我國在資源配置、產業布局、政策導向上注重陸海均衡。海洋三大產業的整體走勢反映出海洋產業具備獨立的恢復能力與較強的戰略韌性，與陸地經濟形成功能互補與風險共擔。綜上所述，我國陸域經濟持續壯大的同時，海洋經濟同步擴張、功能地位穩定提升，呈現出“陸海統籌、協同推進”的經濟發展特征，體現了“十四五”時期我國陸海協調發展的積極成效。

（三）“十五五”時期陸海協調發展趨勢

《建議》明確指出，“堅持陸海統籌，提高經略海洋能力，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海洋強國。”這里的“區域”既涵蓋陸地區域，也包括海洋區域，這為我國準確把握“十五五”期間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總體脈絡奠定了重要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要聚焦于提升發展質量與效益，持續增強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等總體目標夯實物質基礎。這要求我們繼續堅持新發展理念，充分發揮出“協調”理念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加速階段，陸海協調的功能地位將從“基礎工程”進一步升級為“戰略平臺”與“全球網絡節點”，從而推動陸海發展格局實現結構性優化與重組，其具體的發展趨勢與未來展望可大致歸納為以下若干方面，如表11所示。

“十五五”時期，陸海協調不僅涉及交通通道建設，更關乎生產—流通—再生產體系的現代化進程，體現為從“沿海外向型增長模式”邁向“全國一體化、多通道開放、高韌性供應鏈”的結構性躍升。因此，對“十五五”時期經濟發展趨勢的展望，需要跳脫出傳統的陸海二元分析框架，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空間邏輯、產業邏輯、創新邏輯和制度邏輯進行深入考量。

三、國內國際協調的“十四五”時期成就與“十五五”時期展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無論是統籌發展和安全，還是參與國際競爭合作，內外循環都是相互促進、不可偏廢的（史育龍，2023）。一方面，要立足國內大循環，發揮比較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既滿足國內需求，又提升我國產業技術發展水平，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話語權。另一方面，要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增強國內大循環對國際循環的影響力、推動力，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吸引集聚全球優質資本、技術、人才等資源，以國內大循環更好牽引國際循環，通過開放合作的國際循環，提高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實現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相互促進（習近平經濟思想概論編寫組，2025）。這要求在更深層次、更廣維度上推動國內與國際協調發展。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再生產理論來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構成價值實現的兩個基本空間，決定著社會再生產規模邊界與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馬克思（1975）曾指出：“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和生活條件。”經濟體的價值實現，依賴其內部市場結構的穩健性與外部市場的拓展性。在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語境下，“國內與國際相協調”正是對這一經典理論的當代實踐與創新發展，通過統籌內需擴張和外需優化，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升國內與國際發展的協調性，進而實現更高水平的再生產效率與更深層次的安全韌性。

（一）“十四五”初期主要涉及國內國際協調發展內容

《綱要》從“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的戰略高度出發，將國內和國際相協調置于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位置，其中所涉及的“國內國際協調”發展的主要內容如表12所示。

（二）“十四五”末期主要涉及指標的總體發展成效

《建議》中明確強調，“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并對“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實施成效給予了充分肯定。“十四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首個五年規劃階段。在此期間，“國內國際協調”發展通過持續擴大國內市場規模，深度優化參與國際分工的質量，有效鞏固并提升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韌性，具體見表13、表14及圖1。

結合表13和表14中的數據以及圖1所示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可以從貿易結構、進出口關系與功能分工三個層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國內國際協調狀況進行分析：

第一，從貿易結構看，國際循環與國內產業行業升級呈現協調互促態勢。表13（初級產品）和表14（工業制品）數據顯示，初級產品出口占比整體呈現下降趨勢（15.51%到13.15%說明我國逐步擺脫對資源型、低附加值產品出口模式換取外匯的依賴。同期工業制成品出口占比長期維持在63%—70%的高水平并逐步提升至69.18%，表明我國在制造業領域的國際比較優勢持續增強。這一結構性變化說明，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已從早期“依賴初級產品參與國際分工”轉向“以高附加值工業制成品為主導的貿易模式”，體現出國內產業結構升級與國際貿易結構優化的動態協調。

第二，從進出口關系看，我國在擴大開放的同時注重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與安全性。初級產品進口占比維持在84%—88%，且逐步趨穩（從84.49%到86.85%），說明我國在糧食、能源、資源類產品上保持合理開放，同時逐漸增強國內供給能力與安全保障能力。工業制成品進口占比從約36%平穩回落至30%左右，一方面說明我國制造業供給能力不斷增強，產業鏈自主性穩步提升；另一方面，保持相當規模的先進技術設備與關鍵零部件進口，體現了我國在擴大開放中持續吸收全球創新要素的積極姿態。這種進出口結構的調整，反映出我國在統籌開放與安全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可控依賴、動態平衡”的國內外資源協同配置機制。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實現從“并行”到“耦合”的深度互嵌。借助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設施，持續強化國內產業鏈和國際產業鏈之間的縱深聯動，國內和國際協調發展呈現出高度聯動與協同共生的特征。

第三，從功能分工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內外需求實現良性互動。綜合上述圖表可知，我國通過出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業制成品，參與全球市場競爭，在獲取技術擴散、規模效應及外匯收益的同時，通過適度進口初級產品和關鍵制成品，有效彌補了國內資源稟賦與產業體系的階段性短板，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以國際循環促進國內循環”的互動格局，進而促成“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國際貿易結構優化—國內經濟安全提升”的協調發展閉環。綜上所述，我國在“十四五”時期不僅保持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格局，更是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實現了國內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參與之間的協同共進與結構性協調。

（三）“十五五”時期國內國際協調發展趨勢

《建議》中明確提出“推動市場多元化和內外貿一體化”，進一步明晰了新型國內國際協調的發展方向與核心內涵。“內陸地區在對外開放中，始終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提升了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以更加積極有為的行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要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進一步增強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等總體目標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這需要繼續堅持新發展理念，充分發揮“協調”理念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十五五”時期，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加速期，國內國際協調將在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扮演更為重要和持久的角色，其主要發展趨勢與前景展望可凝練為如表15所示的若干方面。

“十五五”時期，國內與國際協調發展，在國內循環增強內生動力與可靠性的同時，國際循環進一步拓展廣度和深度，二者的深度融合將共同構建中國經濟發展的系統安全性與長期韌性，最終實現在空間范圍內的雙結構融合發展。因此，對“十五五”經濟發展趨勢的展望需要跳脫出傳統意義上的國內國際二分發展視角，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空間邏輯、產業邏輯、創新邏輯和制度邏輯的基礎之上予以綜合考量。

四、實體虛擬協調的“十四五”時期成就與“十五五”時期展望

實體虛擬協調發展并非經濟發展中的局部議題，而是貫穿資本形態、技術體系、產業結構、治理結構與經濟運行邏輯的整體性框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本質上是資本在其循環與增殖過程中不同階段和不同形態的外在表現。其中，虛擬資本的增殖必須以實體經濟中的真實剩余價值生產為基礎，一旦脫離實體經濟創造的價值基礎，虛擬資本的自我膨脹就會導致資本積累失衡，進而可能引發經濟危機。因此，實體資本與虛擬資本之間的比例關系、結構協調和運行邏輯，構成現代社會再生產穩定性的關鍵決定因素。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數字經濟迅速擴張，金融體系深化演進，資本形態日趨多元化和高階化。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調發展成為事關中國經濟長期穩定與創新能力提升的核心命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調關系反映出一個經濟體的內在健康程度與抗風險能力，是衡量現代化經濟體系能否穩定運行的重要指標之一。

（一）“十四五”初期主要涉及實體虛擬協調發展內容

《綱要》立足于“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的戰略高度，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協調作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其中所部署的“實體虛擬協調”發展的主要政策內容見表16。

（二）“十四五”末期主要涉及指標總體發展成效

《建議》明確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并對“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實施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在“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質量持續提升，實體經濟亟需完成再創新與再發展，以系統性創新變革釋放新質生產力。這一變革旨在充分吸納新生產方式的創造性效應，化解其潛在的破壞性影響，擺脫舊生產方式的“鎖定效應”，實現從路徑依賴到路徑創造的轉變，從而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環境和增長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十四五”時期，我國在“實體虛擬協調”方面成效顯著。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實體經濟，資本結構趨于更合理化。中國經濟呈現出從“資本偏離實體”轉向“資本回歸實體”的積極轉向，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結構性張力得到有效緩解。科技創新和資本形態實現更深的結構性融合。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從“顯性突出”轉向“有效緩釋”，二者邊界日益清晰、功能互動更為協調，具體成效見表17、圖2、圖3及圖4。

結合表17、圖2、圖3及圖4所示的數據信息，可以從投入支持、融資—創新聯動與宏觀結構三個層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調狀況進行分析：

第一，從對實體經濟的投入與對虛擬經濟的金融支持看，金融資源與實體經濟均呈現擴2019—2024年間持續增長，由435428億元提高至520916億元，整體保持正增長態勢。社會融資規模存量（代表“虛擬經濟—金融體系”為實體提供資金支持）同期由2514071億元上升至4083375億元，規模持續擴大。二者呈現出“同步擴張、節奏匹配”特征。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上行時，社會融資規模也在擴張，表明金融體系并未“脫實向虛”，而是為基礎設施、制造業發展、產業升級提供扎實的金融供給，同時，盡管社會融資增速逐年放緩，但其絕對規模持續提升，說明我國金融增長從“高速擴張”轉向“提質增效”，與實體經濟穩中加固的發展節奏相匹配。

第二，從融資與創新的聯動看，虛擬資本有效轉化為技術創新能力。如圖4所示，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持續上升的同時，專利申請數量也穩步增長，從4195104件增加至5653429件。這一同步增長趨勢表明，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的擴張不僅推動了實體投資，也促進了技術創新；另一方面，金融資本并未被“虛擬化空轉”，而是通過信貸、直接融資以及資本市場配置到創新領域，轉化為研發投入與創新產出。

第三，從宏觀結構看，形成了“實體經濟穩固、金融支撐強化、創新驅動增強”的協同發展格局。結合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實體層面，固定資產投資穩步擴張，實體經濟根基不斷鞏固；在虛擬層面，社會融資規模在總量擴張的同時結構更趨合理，體現出穩健的金融支持而非泡沫化積累；在創新層面，專利申請量顯著提升，經濟發展正在從“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綜上，2019—2024年，我國社會融資規模與固定資產投資同步擴張，且專利申請數量持續提升，表明金融資本有效流向實體部門并進一步轉化為技術創新能力。這充分說明，我國經濟并未出現“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或“金融資本空轉”的傾向，而是在“雙循環”和高質量發展導向下形成了以金融支持實體、創新增強實體、實體反哺金融穩定為特征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的良性互動機制。

（三）“十五五”實體虛擬協調發展趨勢

《建議》明確提出“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等重要戰略部署，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發展環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錨定實體經濟這個根本不動搖，不斷鞏固和增強實體經濟發展優勢，引領我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為我國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提供了堅實支撐（習近平經濟思想概論編寫組，2025）。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依靠信息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習近平，2020）這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融合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要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進一步增強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等總體目標奠定堅實物質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這需要繼續貫徹新發展理念，充分發揮協調理念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十五五”時期，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加速階段，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調發展，將在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穩健的支撐和創新作用，其主要發展趨勢與展望可凝練為如表18所示的若干方面。

“十五五”時期，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將在各自鞏固傳統優勢的基礎上，進一步走向深度融合，共同構建以新質生產力為核心的新型生產體系，這一進程將在貫穿資本形態、技術體系、產業結構、治理結構與經濟運行邏輯的整體框架中，系統詮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虛實融合發展之道。因此，對“十五五”時期經濟發展趨勢的展望需跳脫出傳統意義上的實體—虛擬二分發展視角，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空間邏輯、產業邏輯、創新邏輯和制度邏輯的基礎之上予以綜合考慮。

五、未來與展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行頂層設計，需要深刻洞察世界發展大勢，準確把握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使制定的規劃和政策體系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做到遠近結合、上下貫通、內容協調。”（習近平，2023）五年規劃的成功實現，正是對這一要求的積極回應，作為在新時代中國歷史背景下的戰略性安排，五年規劃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遵循，既立足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增進全人類福祉的價值導向，又堅持以尊重和運用客觀規律為基礎，在歷史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中積累了寶貴經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從歷史演進的視角審視五年規劃的治理效能，必須認識到其并非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建立在過往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過往規劃的接力探索，是對新的歷史方位下發展戰略的深刻詮釋。歷史經驗表明，平衡好前后連續多個五年規劃的接續性和變革性，對于國家戰略落地落實和經濟社會穩定發展至關重要（趙學軍，2020）。“十五五”規劃正是在“十四五”規劃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發展進行的再探索，其在統攝區域協調、陸海協調、國內國際協調和實體虛擬協調這四大維度的框架下，對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走勢指明戰略方向、明確重點任務、規劃實踐路徑。

對上述四大協調維度開展探究的過程中，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協調”思想為理論基礎，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協調”和“社會再生產兩大部類及其內部比例相協調”的經典原理出發，系統闡釋對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四大協調維度。中國經濟的偉大實踐為其提供了豐富的現實場域和根本的檢驗標準。其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規劃的重要論述具有重大指導意義，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執政規律的深刻總結，是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認識的系統提煉，也是五年規劃編制和工作實施的根本遵循，充分體現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鮮明特質，必將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開拓新境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5）。

編制和實施好“十五五”規劃，對于全面落實黨的二十大戰略部署、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這要求我們必須超越傳統意義上的發展視角，自覺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空間邏輯、產業邏輯、創新邏輯和制度邏輯進行綜合考量。通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繪就“十五五”的未來藍圖，生動展現黨的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實支撐。這一過程也必將推動構筑起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與實踐范式，最終在理論認識上達到新高度，在實踐發展中交出優異答卷。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學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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